早期教会之后讲道改变了吗？
在我对通常的教会事工异象中，定期的、有体系的的解经式圣经讲道占据着中心位置。当我对会众一卷书一卷书进行讲道时，我认为我在传承一项技艺及传统，这起源于摩西五经，犹太教的教导方式和使徒教会。我们没有太多篇幅详解这些初期繁花似锦的解经式讲道的本质；相反，我被要求分享对后圣经时代初期教会的教导，我们所受益的本质的一些思考。
早期教会的讲道人中，我看为大师级的匠人包括安波罗修、耶柔米、拿先斯的贵格利、屈梭多模、亚他那修、奥古斯丁以及屈梭罗格。然而，当我阅读这些解经式讲道践行者的讲道时，我禁不住发现，相比现今对解经式讲道的理解，他们的讲道显得相当陌生。当今的解经式讲道如何建基于对我们来说显得陌生的早期讲道？
古老和现代之间的共同信念
首先，重要的是要看重我们以及早期教会讲道人共同持有的信念。古代和现代的解经式讲道践行者都相信，圣经宣告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其次，两者都认为，圣经被宣讲时，是神亲自在说话。
在很多地方，早期教父，例如特土良，声明圣经的教导都是正确的。[i]奥古斯丁也宣告：我已经学会唯独向圣经正典献上尊重和荣耀：单凭这些，我坚信正典作者是完全无误的。[ii]在重建早期教父的圣经观上，这些对于圣经可靠性的清楚确认是有价值的。
然而，至少相关的是，纵观教会教父的浩瀚文集，从实际对经文的使用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含意。在早期教会，应用圣经的主要地方是讲道。经文一次次地被引用，显而易见的是，古代布道家如此对待圣经，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真实的，神透过圣经接触听道的人。
正如奥古斯丁宣讲的：“让我们把圣经当作圣经，即当作神在说话。”[iii]没有这样的信念，在准备讲道时，就没有多少动力像教父们那样探究圣经文本。
那么，在同样承认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一角色时，早期教会的讲道读起来为何如此迥异于当今西方的讲道人？教父的讲道常常应用模糊的寓意，认为数字带有意义，也会以明显很随意的方式跳跃性地解释圣经。教父的讲道会含有一些思考和探索，却显然远离经文明确表达的意思。当代的解经式讲道是这种古代说教讲道的传承，这一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吗？
释经讲道与异教文化的接触
解经式讲道是一项技能、艺术和牧养操练，广义上与异教文化、狭义上与异教辩论相碰撞。
致力于解经式讲道的早期教父讲道人（以及当今讲道人）对异教学术有极其不同的观念。一些讲道人在写作解经式讲道时引用异教作者。例如，安波罗修在其现存的讲道中，引用维吉尔达一百多次，他也引用了医学作家Galen来帮助自己解释创世记。特土良批评异教学问有害于神学。特土良的演讲风格应用异教学院中形成的修辞技巧提醒我们，没有谁能够完全脱离他们的处境。
频繁引用异教作者是唯一最为明显的方式，显出异教学术对教父讲道的影响。往深处讲，古代世界的异教文化辞藻绚烂，体现在意思、形式和涵义上。讲道时对圣经的大量引用，以及使用清晰的圣经经文来阐释较为模糊的经文，这是讲道人从异教学院处理荷马的作品时学到的技巧。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早期教父的教育背景深刻塑造了他们的事工。第一本关于讲道学习的手册是由奥古斯丁撰写的。其中有大部分探讨了如何最好地应用西塞罗的演讲术。奥古斯丁发现了异教之于精彩演讲的认识的价值：“为何那些传讲真理的人讲话时好像他们又蠢又笨，还昏昏欲睡？”[iv]在文末，奥古斯丁并没有从西塞罗借鉴一些经验，反而认为祷告和聆听优秀的讲道人更加重要。[v]
使得教父讲道迥异于现代讲道的因素大部分源于这个事实：在我们的解经式讲道事工中，我们以及我们的前辈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尽可能使用我们能找到的异教对于释经学和传播学的见解。古代讲道人认为圣经对于听众是带有丰富真理的神圣话语。他们在数字形式中寻求意义，因为异教文化正是发现隐藏于数字深处的美好、真理及意义的一种文化。如果数学、雄辩术及哲学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由上帝亲自启示的话语就更当如此。世俗的学术处境塑造了古代讲道人的处理技巧。
有关讲道的实践层面也是这样。一些讲道人把讲道逐字写出来并且诵读。其他人，例如奥古斯丁，则是在当周默想经文，然后即兴讲道。很多修辞学学院教导学生通过诵读和记忆讲稿进行公开演讲。异教雄辩家昆体良认为，这种公开演讲的方式肤浅幼稚。无论一个讲道人是否认同昆体良的说法，诵读讲稿塑造了他们讲道的实践层面。
认为我们当代对于圣经的理解和宣讲自然地优于古代的讲道人，这是严重的错误。还有另一个错误，就是忽视这个事实：当代释经讲道传承教父的布道学，并且认同其根本理念。
释经讲道随教会历史发展
教父的讲道显得如此特别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讲道被宣讲时，讲道人有其所生活的教会历史处境。在古代世界，很多讲道人受益于由俄利根的六种语言对译圣经开启的交叉参考不同译文。奥古斯丁挣扎于使用耶柔米更加学术的圣经译本，还是继续使用会众更加熟悉的版本。为其会众，他选择了继续使用准确度稍低的译本，但是在其学术写作中，逐渐融入耶柔米的译本。
随着教会历史的进展，解经式讲道的工具和形式也发展了。最为明显的一个应用方面是救赎历史。在早期教会，布道家很清楚圣经故事是发展的。基于救赎历史中观察到的重复的词语，例如创世记2章中的树和基督被钉的树，爱任纽提出了“主旨重述”的神学。马吉安对于旧约圣经的否认这一离经叛道的行为，及其与犹太学者的互动，引导很多布道家宣讲两约之间的共同点和统一性。在伯拉纠派之争中，奥古斯丁对恩典的强调引导他强调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差异。这些，连同似乎无处不在的寓意实践，是布道家早期处理圣经经文的尝试，对于整个救赎历史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教会历史中很多发展为我们提供辨别差异和表述救赎历史的新方式。鉴于此，可以理解的是，教父讲道在其神学阐释方面会显得特别陌生。在现实中，初世纪的伟大布道家正在为找出正典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标示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有不同见解。
结论
自早期教会，解经式讲道已经改变了吗？解经式讲道必须与异教文化结合，也必须随教会历史发展，就这一层面，答案是肯定的。若是我们被蒙蔽，看不到关于圣经权威的核心及共同的信念，看不到借着在文化和神学中能得到的最好的资源来驱使布道家忠心传讲圣经的热情，我们不仅会使在我们以前辛勤劳苦的圣徒蒙羞，也会使我们自己脱离一项财富，能够帮助我们的讲道进步的，就是早期教会的讲道。
[i] 特土良，《基督的肉身》，第6页（Tertullian, Flesh of Christ, 6.）
[ii] 奥古斯丁，《书信集》82.3（Augustine, Epistle 82.3.）
[iii] 奥古斯丁，《讲道集》162C.15.（Augustine, Sermon 162C.15.）
[iv] 奥古斯丁，《教导基督教》，4.3. （Augustine, Teaching Christianity, 4.3.）
[v] 奥古斯丁，《教导基督教》，4.3. （Augustine, Teaching Christianity, 4.32.）
作者：Peter Sanlon
Peter Sanlon是英国威尔士坦布里奇圣马可教会的牧师，同时也是‘Augustine’s Theology of Preaching’ 和‘Simply God’ 这两本书的作者，他也是 ‘Handbook of the Latin Patristic Sermon’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
翻译肢体：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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