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音回潮？

他说他原本希望我讲士师记。

那天我是特邀讲员，而这间教会散漫，你感觉自己像是盯着商店里的人体模型。我刚讲完约翰福音第三章关于重生的福音，这个人就靠近我，说他原本想听我讲士师记，因为“那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说我真希望早知道这点。士师记这卷书是我最爱的书卷之一，我很高兴能从“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时代记载来传讲基督的福音。士师记描述了人类悖逆的程度，以及对只能在耶稣里实现的国度的渴望。

我就说：“我跟你说：任何时候，只要你想，我就回来讲士师记。”他很高兴，好像是那天早上头一回这么高兴。“太棒了，”他说：“我们需要这个。我跟你说……民主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拦阻布什总统的法官……这太不对了。”

过了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他关心的是司法妨碍，而不是圣经正典士师记。他想要的是和世界问题有关的讲道，他认为在联邦法官任职一事上，议会的拦阻比重生更为紧要。

一方面，我想这是正常的。毕竟人们多是根据周围人们的话题来划分何为重要的事。那天早上福克斯新闻也没有人讨论如何对待拒不悔改的人性。他们谈论的是法官提名。对他来说这才“真实”，他也想得到从神来的话语。

社会福音：一个更加“真实的”基督教？

这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社会福音”的先驱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朝着比教会教义和宗教经验更“真实”的东西迈进的基督教。20世纪早期的社会福音运动抓住了人类的这一冲动，也据此设定了神学和使命。似乎陈旧的社会福音某种程度上卷土重来了。

社会福音运动的先驱是浸信会人士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他惊讶于从纽约的地狱厨房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工人阶层社区的贫穷困境。饶申布什连同其他社会福音支持者意图使基督教和社会危机相关联，范围包括酒品贩卖、居住环境、劳务谈判、全球和平。但是社会福音支持者不仅是把历史的纯正基督教“应用”在这些问题上。对社会福音先驱们来说，传统的基督教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显明当时所表述的基督教出错了。

社会福音派认为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太个人化了，因其焦点是个人的重生以及免于审判的救赎福音。社会福音旨在使基督徒远离“将来天上的美物”（也就是永生）而面对眼前的和平与公正。他们大都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谈论重生，而非与神以及与邻舍和好。他们将神的国度描述为历史的演变进程，而非历史灾难性的入侵，并以从死里复活告终。

同时，社会福音意图弱化教会之核心在于其地方性（甚至弱化教会的普世性）。“教会是一个社会机构，如同家庭、社会工业组织以及国家。” 饶申布什写到。“神的国度存在于这一切之中，也借着这一切实现。”

其次，对社会福音来说，基督教也被定义为基督徒奉耶稣的名所做的社会行动，而不是关于耶稣的教义或是经验。关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教义争论，社会福音站在“现代派”一边，反对所谓的“基要派”，因为对社会福音而言，基督教不是关于一个人确信童女生子，或是基督再来、圣经的权威性或者身体复活。基督教意为跟随耶稣，就是通过支持社会公正和全球变革来“跟随祂的脚踪”。社会福音确实支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通常是达到目的——地区或是世界“基督教化”的手段，以带来社会变革。鉴于当时的激进派相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是人类宗教进化的顶峰，他们认为一个现代的基督徒身份能够民主化、继而“开化”全球的“异教”社会野蛮状态。而基督徒宣教将意味着生活条件改进，工业政策更加公正，妇女儿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等。这样，社会福音就与保守派评论员安·寇特（Ann Coulter）的观点极其相似，后者坚持说伊斯兰世界应该被“福音化”成为基督教，作为“反恐战争”中打击圣战极端主义的部分。

新兴教会是更新的社会福音吗？

有人问起我是否认为“新兴教会”是新型的社会福音时，我通常得犹豫一下。为了听起来不像前总统克林顿在特别检察官面前所说的，我得说这要看你怎么理解“社会福音”以及“新兴教会”。

有人已经说明，“新兴教会”这个命名意味着微小以及每天逐日减少。若是人们可以用任何一个命名描述正统的福音派牧师，例如马克·德里斯科（Mark Driscoll）和丹·金布尔（Dan Kimball），如同描述麦拉伦（Brian McLaren）和罗布·贝尔（Rob Bell）之类的教师，这个命名就是毫无意义的词汇。只会使问题更让人困惑。

同时，一些福音派急于给教会所行的任何社会行动或关怀贴上“社会福音”的标签，这也使问题更让人困惑。教会的对外使命是否主要是传福音，还是实际上是多面聚焦的，福音派在此可以各持己见。然而，对于保守的、相信福音的基督的跟随者，这个争论不是社会福音和福音之间的争论。不是说这个争论不重要，而是说这是不同的争论。一些福音派或许错误地质疑比如说关心贫困、照顾孤儿或是虐待配偶属于“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不是那些被耶稣转变之人的事工，即他们“为我弟兄中最小的”分担耶稣的重担。相反，社会福音教导的是寻求以公正的项目代替公正的福音，意在贬低重生，高举社会行动。这无疑是死灰复燃。

比如，麦拉伦讽刺借着基督的赎罪，个人的罪得到赦免这一“合法观点”，说这是基督教必须要改变的地方。道格·帕吉特（Doug Pagitt）号召当代基督徒弃绝“以罪为中心的”福音，因它将这一信仰变成了“悲观邪恶地对付罪的宗教”，用他的话说。罗布·贝尔告诉我们，耶稣的福音从未“声称某一宗教高于所有其它宗教”。相反，贝尔写道，跟随耶稣“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新兴教会”左翼一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们基督教不只是一堆教义，我认同。他们有人高声强调，福音不只是“死后上天堂”，天国涵盖整个生命，我再次认同。问题是，关于国度的福音中一些福音派忽视的“其它部分”，这些教师做的似乎比说的多；这就是，他们低估了国度的好消息的历史核心——关于耶稣的宣告，即道成肉身、赎罪、得胜的历史事实以及关于我们的宣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新兴”运动左翼教义却常常没有澄清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反而似乎运用花言巧语弱化这一教义内容，为的是以社会内容取而代之。这会（并且已经）发生在政治左派以及右派身上，留下同样的破坏。

说到底，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福音是自我欺骗，我预测其任何再生形式也是自我欺骗。基督教若失去其特别之处，就是十字架的羞耻，人们就会持守社会福音，代之以最好允许他们“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或世俗或无神的宗教。这就是为何上世纪拥抱社会福音的群体如今沦为早期基督教信仰烧光的外壳。

一个隔绝、孤立的基督教看不到国度救赎的整全性，过去和现今的社会福音在这点上是对的。“政治中立”的教会或是基督教运动都是最政治性的，他们支持现状（比如，想想那些“单单传福音”的南方种族歧视教会），社会福音在这点也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看放弃个人的罪、个人的救赎和个人的重生为实现国度的方式，这点是错误的。

历史的福音：普世的和个人的

历史的基督教福音是普世的。在耶稣里，神“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1：20）。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关心人类经验的整体，意识到人类的苦难及罪疚中罪的咒诅。但是历史的基督教福音也是个人的。我们爱我们的同胞，在其受苦时服侍他们，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不仅爱“人类”也爱每个个体，耶稣是为个体的人受死，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忿怒要临到个体，个体自身要身体复活，也要与众人一同复活。

任何除去审判罪之十字架的“福音”，或是将福音从个人与神以及与人和好中移除的“福音”都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任何使我们远离所传承之关于耶稣的真理（祂的神性和人性，由童女所生，在各各他受难，身体复活，将来再来，在圣经上的权柄，建造教会）的基督教，都是在指向不同的弥赛亚。

让我们记住福音是社会性的，但是社会福音不是好消息。而拥抱社会福音的教会，无论“新兴”与否，都不再是教会。

因此，让我们对当权者传讲真理，就像施洗约翰对希律王所做的（有时候也是同样的结局）。让我们为穷人提供饮食，为无家可归之人提供住所，收养孤儿，照顾寡妇，保护尚未出生的婴孩，保护环境。但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靠着血染的十字架和耶稣的空坟墓，为个人也为全地，传讲和平和公正。

作者 Russell Moore

拉塞尔·摩尔是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他的推特账号是 @dr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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