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小山村里，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因为不支持父母的爱情，他们只能到深山里独自生活。母亲怀我的时候，常常只能吃野菜充饥。我从生下来就营养不良，村里的老人常常劝父母放弃我和妹妹，“这么营养不良的小孩是养不活的”。
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小名“石头”，她希望我能够像石头一样活下去，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石头一样坚强的人。靠着山泉、野果我跌跌撞撞地活了下来。
父亲是一个极其嗜好读书学习的人，他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却因家庭贫寒而只能辍学回家放羊、种地，父亲最终也只成了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人”。当得知因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个“沉睡”的大山迎来了许多大城市来的支教老师，于是村小又开课了。
父亲义无反顾，当着村里人诧异的眼神，将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接受教育。“阿苏，等到学校开课了，你们三个都去学校读书学习，家里的活我和你阿莫（母亲）来做。”家里虽很拮据，父亲依旧选择砸锅卖铁地把我们三个子女都送进了学校。
山里的道路，看着很近，常常却要绕很远的路，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能到达学校是家常便饭。说是学校，其实就是黄土垒起来的几间泥瓦房而已，常常是屋外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
“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是我学会背诵的第一篇课文，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课文。
语言是我们求学路上第一道难以翻越的坎。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彝语，来到学校，老师们讲的却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汉语，我们听不懂老师们在讲什么，支教老师们也听不懂我们这群“黝黑的小鬼”在叽叽喳喳说些什么。语言障碍吓退了好多小伙伴。我在父亲的鼓励下，选择了坚持，在支教老师们日复一日地细心教导下，终于在三年级的时候听懂了汉语。因为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黄金时间，以至于后来考试只要考拼音就拿零分，也常常因为打不出字而打开手写键盘。
如今回想，小学时不知吃了多少苦，但让人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那群年轻的支教老师。小时候我想不明白，这样一群皮肤黝黑、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汗臭、鼻涕满脸、连句汉语都不会讲的“小屁孩”，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我还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对简单的数学题教了十遍还不会、简单的古诗背了无数遍还是背不会的“傻小孩”依旧充满耐心的。我更想不明白，一个艰苦到连当地老师都无法留下的地方，这群来自大城市的支教老师是如何坚守下来的。
支教老师们用点点荧光照亮了我那条狭窄崎岖的小路。小学毕业后，我有幸进入了凉山州数一数二的中学继续求学之路。然而，我蹩脚的汉语、浸染着火塘煤烟味的破旧衣裳、矮小的身高，成了被嘲讽对象。年轻而敏感的心啊，我又该如何拯救你呢？身边的同学基本都来自城里，不仅家境优渥，学习成绩也是令人羡慕，第一次测验我就倒数了。
我疑惑自己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初一的寒假，我打包好行囊，向父母提出了退学，准备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出去打工。就如同电影中的那样，父亲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母亲掩面痛哭，“我和你阿达（爸爸）没日没夜地辛劳为了什么？我白天打扫大街，晚上还要兼职种地；你阿达白天在砖厂烧砖，晚上还要去种地为了什么？不就是想着你们姐妹三人能够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要再吃我们这种没文化的苦吗！”
年少时，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总是让人永远难忘记。我将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全部买了学习资料，一个科目两本，一本教辅书，一本试卷。每天下晚自习之后，我就偷偷打着手电筒，用被子盖住，趴在床上开始学习这些附加的学习资料。偷偷一个人在校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背课文、练习汉语，练到走火入魔到睡觉时的梦话都在练习汉语。
我的学习成绩、汉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我原以为，我能够通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但改变命运的时候，父亲离世的噩耗打碎了这个梦想。多年来，父亲为了我们三个子女的教育日夜操劳，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多种疾病，从心脏病到肝囊肿、肺水肿。
父亲的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欠下无数外债。我和姐姐都毫无约定地选择了辍学，只是她选择了去广东，我选择了祖祖辈辈们耕耘的那片黄土地。
那时的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天津日报的张俊兰记者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凉山孩子们的张妈妈”。正是她用瘦弱的身躯，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帮助了几万名像我一样的凉山贫寒学子重返校园。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为我的家庭送来了低保等政策扶持，为我送来了国家助学金等资助。正是在党和国家以及张妈妈一样的好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重新坐回了明亮、干净的教室。
回到校园后，班主任找到我谈心时说了一句影响我一生的话：“阿苏，现在党和国家、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士都这么关心你，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老师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学会把手心朝下，去帮助其他人。”这句话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时刻刻影响着我。
我参加了高考，在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照顾下，我考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走出了大山，实现了儿时那个靠读书“逃离”大山的梦想。
父亲始终坚持鼓励我读书学习，最终却积劳成疾，没能见到我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那一天。但我相信父亲始终是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夜晚昏黄的白炽灯下是母亲一针一线的爱。母亲是个不善言辞，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知道我要去外地读大学了，母亲腾出晚上的时间连夜为我缝制了一套彝族服饰，还将我书包的肩带，衣服裤子容易磨损的部位缝了一遍又一遍。“好好学习，活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是母亲对我为数不多的要求之一。
母亲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因为不认识字、不会讲汉语，22年来，她始终默默做着环卫工人的工作。以前，年少而又敏感的岁月里，我总是羞于谈及她的工作。可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环卫工人，靠手里的小扫把养活了一家人，靠瘦弱的身躯独自养大了三个子女。多年来，她靠淳朴、善良、坚毅、感恩教会我们成长，她总教导我们“做人做事和扫地是一样的，都要干干净净、认认真真”。
无论身处何处，无论在经历什么，想起母亲，我只有沉甸甸的忧伤。在外求学的岁月里，每当吃到美食的时候，我总会突然地悲伤甚至流泪，我总会联想到远方的母亲是否又为了省钱，一碗苦荞、一个土豆就草草解决了自己的伙食。
故乡的索玛花又绽开了，山坡上再也没有父亲沉重的脚印，火塘边只有思念成疾的母亲。
带着乡亲们的期盼，带着母亲“好好学习，永远不要忘记党和社会好心人士对我们一家人的帮助”的谆谆教诲，我走出大凉山，又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老人们常说：“娃要多读书，读书的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可是，从小学到中学的路我走了很多年，凌晨的沙马拉达乡，天是不够亮的，山的那边还是山，大学的那边又是什么呢？
“孩子，再坚持一下，考上大学就好了……”就这样，我背起了行囊，在颠簸的火车中挨过了十几个小时，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巴士到站了，我回过神，收拾收拾下车，抬头便能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门，道路两边是熙熙攘攘脸上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同学。我有些恍惚，从小埋头读书的我确实没见过这种景象。我听到身后有一阵嬉闹的声音，转身看去，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置身于一片红蓝帐篷组成的海洋中。田径场天空的景色逐渐拉远，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叶扁舟。
因为自己的身高、肤色和家庭环境，从中学时代开始我渐渐变得无比自卑与沉默，总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有着很大的差距，总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不会主动跟别人去交流，更不会主动去参加任何活动。
“阿苏，我看武汉降温了，我给你买了套被子，已经到楼下快去取一下吧。”远在北京开会的赵老师，知道我一直只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后，偷偷为我买了一床厚棉被。进入中南大后，正是无数像赵老师一样的恩师与挚友，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我这个“小男孩”家人般的温暖与帮助，让我的大学生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回想起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生活和来时似乎并无区别，我依旧拒绝同学们的热情对待，对老师朋友们的关心下意识疏离。这样的大学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真的能够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吗？
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凉山这片贫瘠的土地，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摆脱了贫困，渐渐过上了好日子。
我有些激动，作为受助者的我希望能够成为施助者，为那座山背后的孩子们做些什么。
“阿苏，‘百生讲坛’要不要参加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是用青年的声音，讲述青年的故事……”这一年，老师们推荐我参加了湖北省“百生讲坛”演讲比赛，“你刚好可以把你们家乡的故事分享一下，让更多人认识你们大凉山。”
一路走来，父母的期待、支教老师们的耐心、同学们的善意、老师们的鼓励……以上种种如同电影画面般地在我脑海中闪回，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更多的改变了，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能将自己的心锁在层层叠叠的峦嶂中。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读书，全身心地准备比赛。在团委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一次次地修改演讲的稿子，纠正汉语的发音。我不再拒绝他人的帮助，而是将这一份关怀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不再忧心来来往往的问候，而是将他人的善意坦然接受，并悄悄回馈。我将那头名叫自卑的野兽关进内心的牢笼，任由校园间的真善美一次次地冲刷它的爪牙。
终于，我来到了“百生讲坛”的演讲现场。面对这准备许久的一刻，难免有些紧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只得缓缓地将手中的稿子对折再对折，收进了口袋。深深吸了口气，一步、一步、一步，走上了灯光璀璨的舞台……周围的环境安静了下来。“大家好，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苏正民，是一名普通的大凉山彝族青年……”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现在回首，2019年的“百生讲坛”是我大学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百生讲坛”让我真正树立了信心，真正摆脱了自卑，成了一个自信、乐观的人。也是在这一年，我发起了凉山阿依（儿童）助学计划，号召同学们“一天节约一块钱、一个月少喝两杯奶茶”，用月捐的资金去帮助凉山的困难学生。几年下来，有1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加入了我们，用点滴微光资助了65名凉山贫寒学子。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虽人不在武汉，我也挺想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
当得知团委和社区在招募志愿者之时，我第一时间报名成了洪山区双建社区的线上志愿者，为249户的武汉居民提供生活需求统计服务，每天都要接打六七十个电话。虽很辛苦，但是听着这些英雄的人民的声声关切与感谢，立刻又充满了力量。
与此同时，因为疫情影响，家乡的血站面临严重缺血，临床急需血液救命。得知这一消息，我与血站医生取得了联系，并承诺“只要需要，随叫随到”。1月至6月期间，我一共8次前往中心血站捐献成分血，并签署了器官遗体捐献协议，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影响了身边40余名师生加入“三献”（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的行列之中。我也一直坚持献血至今，已累计献血32次。
当时疫情尚未结束，家乡发生了“3·30”森林大火，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第一时间加入了防火救援后勤保障志愿工作，连续工作90余小时，直至火势得到控制。也是在这一年里，在学院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与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为家乡凉山的教育和乡村振兴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性巨变，一路走来，我和我的家庭，正是这一巨变中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3月，在学校的推荐与组织的考核下，我有幸被推选为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会百所高校、百名选手之一，与湖北另外5位同学一道前往北京参与节目录制，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7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大学生新党员培训示范班学员，前往红色圣地湖南韶山参加学习培训。10月22日，敬爱的党组织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在建党百年之际，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年，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之下，我们还成立了凉山州教育基金会阿依助学专项基金，为更多凉山学子提供精神帮扶，助力他们更好地走出大山。
临近毕业，作为一名受益于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而走出大山的学生党员，我选择了报名加入研究生支教团，回到家乡大凉山支教。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我相信在我们一代代中南大青年的接续奋斗中，一定能够点亮更多凉山阿依们的求学之路。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四年是我收获、成长最多的四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中南大，再过一遍这样奋斗的青春！就如我们校歌里的歌词一样，无论走多远，我永远把中南大当作自己的母亲，爱护她，为她争光，永远以她为荣，我不会忘记在这里的每一天。
最后特别感谢丁丽红老师。没有丁老师的细心指导，我是难以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作为论文指导老师，丁老师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初稿，再到定稿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的指导我进行修改完善，丁老师一丝不苟地严谨学术态度，令学生感到无比敬仰。
特别感谢张俊兰记者、傅爱民叔叔、于艳平医生、唐英医生、莫杨志律师、罗梦雅律师、荣敬龙秘书长、谢国雄会长、何佳老师、翟珉老师、王月老师、邓梅老师、沈颖老师等多年来对我和家人给予的关怀与帮助。
特别感谢刘晓彤老师、杨茹老师、褚晶晶老师、王瑄老师、吕瑞老师、胡坤老师、钟开炜老师、符双喜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法学院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余小朋老师、葛明老师、石凌老师、赵晓老师、张雨舟老师、左思老师、谢吉老师、刘璐老师、于苏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学工部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梁娜老师、夏东伟老师、李司铎老师、尼加提老师、张艳芸老师、胡瑢老师、赵长越老师、刘诗卉老师、潘芳老师、吴昊老师、董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校团委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周巍老师、陈博老师、徐江老师、程凌华老师、白高辉老师、杜鹏老师、杜玥老师、徐志持老师、胡兰老师以及其他关心、帮助过我的党委宣传部的各位老师。
特别感谢第24届研支团的梁睿涵、吕卓如、张海琢、庄原通、朱易、刘雨辰、周尚雯、王浩恩、陈一凡、沈佳瑜、林雨源、严宇飞、张心宇、袁婧怡一年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何其有幸……这一路虽坎坷崎岖，我却遇到了无数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感谢你们，让我暗淡的人生充满了光亮和希望。奈何文章有限，无法一一表达对你们的感谢，阿苏唯有继续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大山，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扎根最基层，永远做这片黄土地上最忠诚的儿子，默默耕耘一生以求回报党和国家、社会好心人士以及你们对我和家人多年来无私的关心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