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故乡，都藏在这些经典文学名著的开头了
文学作品往往能刻画出最为真实的情感，而乡土情结从来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母题。现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品都具有这种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和地域性历史画卷意味，它们寻找民族中带有生命力的根须或病态的根须。
无论是离家千里，抑或是在找不回故去的家乡，我们每个人有关故乡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血液里，那山、那水、那人，而作家们却都曾将它们一一描摹、仔细珍藏。
今天，我们与各位读者一起，揭开巨大的中华文学典籍中的冰山一角，一同欣赏几部文学作品的开头段。再次让思绪回到我们的精神故乡吧。
《人生》 路遥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它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叙述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之后又再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恰好构成了那种艰难选择带来的悲剧。
《檀香刑》 莫言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没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2001年，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檀香刑》全书糅杂起了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战争，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猫腔表演。莫言真正地基于民间立场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使得《檀香刑》比任何高扬“民间性”的小说实践，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
《白鹿原》 陈忠实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在《白鹿原》的开篇，便是陈忠实先生对于巴尔扎克的引用——“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白鹿原》中关中乡村，祖祠与秦腔，无不是浓烈而真实的民族写照。
《废都》 贾平凹
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一日活得泼烦，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甚感疑惑，询问了，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花就十分鲜艳。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用衣包回，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只待有了好的花籽来种。没想，数天之后，盆里兀自生出绿芽，月内长大，竟蓬蓬勃勃了一丛。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以其朴拙、灵秀、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已经奠定了其不容忽视的文学重镇地位。贾平凹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风俗不同，五里腔调就变，他的语言特点自然应该与他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故乡有关；他曾自述：“商州是一块极丰富的地方，它偏僻却古老，清秀又粗犷，文明与野蛮，进步与保守，发达与落后，在这里有其斑斓的色彩。而我这一系列作品又大都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近乎实录性的东西，所以在具体描绘上，就得同时相应地寻出其表现方式和语言结构。”
1992年11月26日，贾平凹与韩俊芳离婚。同年，他暂住陕西耀县的桃曲坡水库一招待所，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废都》。小说展现了一代文化人在历史变化关头，无力自救的尴尬和精神上的沉沦，透过庄之蝶等西京“四大名人”灵魂的沉浮，对当今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比深刻的自省和反思。
《生死场》 萧红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象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山羊嘴嚼榆树皮，粘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粘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象粗重浮游着的丝条；粘沫挂满羊腿。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
”《生死场》描写了沦陷前后的萧红故乡东北人民的生活，愚昧的思想与异族的侵略，双重的挤兑使人民几乎窒息，鲁迅称它作“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在写法上，作者并不追求叙述的故事性，而是在淡化的情节中给予读者诸多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女性的细腻和稚拙的疏淡自然地交织着，构成了萧红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四世同堂》 老舍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老舍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行文幽默风趣，用语机智俏皮。《四世同堂》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
《家》 巴金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角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激流三部曲皆是取材于四川那个破败的高家大院，旧家庭的衰落与新一代的反抗是巴金主要表现的主题。《家》以爱情故事为情节发展的主干，作品中一方面描写了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无情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反抗的悲壮历程。
《黑骏马》 张承志
“也许应当归咎于那些流传太广的牧歌吧,我常发现人们有着一种误解。他们总认为，草原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看来，这些朋友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小说在开始的时候，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划分了不同的生活态度：主人公“他”为一方，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者；“表弟”“侉乙己”为一方，属于世俗生活的拥护者。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奥云娜出现了，主人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之间出现了第三种生活形态，那就是民间。
民间不会迁就知识分子的空洞理想，民间有自己的传统、伦理和生活形态。它是与艰苦的劳动方式联系在一起，在非文明的自然形态下展现出生命的顽强和活力。回族作家张承志最先发现了民间的新生活空间及其美学，积极地描摹出草原与民间的魅力。
《边城》 沈从文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在贾平凹看来，沈从文的前半生经历完全成就着一个作家的要素。他感到一个成功的作家最主要的必须有天生的一份文学才能，这份才能不是学校能培养的，他应该是大自然的产物，所谓“绮丽的自然山水”所赋予的特殊气质。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沈从文以特殊的气质，带给他关于故土家乡的多彩幻想。不仅如此，沈从文身上有苗、土、汉的血液，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也使得他性格和作品呈现出一种柔软又倔强，敏感而且宽厚图景。
《长恨歌》 王安忆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
”陈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道出﹕“现代都市是随着移民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所以它本身并沒有什么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民间文化，它深藏在都市居民的各种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王安忆的《长恨歌》便表现出这样一个明显的敘事特点，就是作者有意地淡化了宏大历史对民间生活的侵犯，直接用民间凡人小事接上了海派的传统。王安忆一开始便以一个俯瞰的角度审视老上海的文化形象，其中也寄托了她希望对数十年来上海历史的发展进行反思的自觉精神。
《子夜》 茅盾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子夜》的结构宏大而严谨。作者茅盾把纷繁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历史进程展示，以及日常生活的米毛蟹交融汇集，各条线索交织成庞大而复杂的“网状”架构。而其开篇对于上海图景的描写，便是茅盾自述的“色彩与声浪”的糅杂，与人物心理刻画相映衬的同时，也描摹出一副繁复的上海。
《爸爸爸》 韩少功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知道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
”1985年韩少功发表的《文学的根》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宣言。他强调“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出身于湖南的韩少功探寻的文学之根指向绚丽的楚文化，以期将其绮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的文化因子融入创作之中。
《棋王》 阿城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里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经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
”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中认为：“文化史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赋予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我们这个民族诗歌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棋王》中，阿城便是通过对于王一生遭遇的描写，在平淡琐碎、贫困难耐的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深邃的人生境界。寻根文学的本质，便已然超越了对于任一地域民间文化的白描，提炼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周国平在《精神故乡》一文中写到，“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
我们穷其一生，不过是一直奔波在寻求故乡的路途上，或许，阅读这些中国文学经典可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慰藉。
新专栏｜那一个时辰
那一个时辰，我们谈起一个故事；那一个时辰你嗅到不知名的草叶清香；那一个时辰，你看见远方。在这里有生活与美的碎片，有悲喜的故事，有歌与诗。谢谢你的驻足，听我讲完一个有趣的时辰。
期待每周二，那一个时辰与你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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