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雪 | 屈辱：奠纪文革中逝去的父母

文 / 蔡小雪（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作者授权推送）

我家与我母亲上班的单位并不远，也就两、三公里。文革开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开始，父亲对我们说，妈妈的工作忙，不回家住了。后来听说，母亲在单位被隔离审查。

1966年7月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他房间里，告诉我们，母亲一个月前就已离开了人世。当时，家里的老阿姨泣不成声，父亲后来说的话，我一句也未听清，之后大病一场，一个星期后才恢复。

因未见到母亲的尸体，也未见到母亲的骨灰，我总觉得母亲没死，直到文革结束，我还经常梦见她活着。文革后，我才知道，在隔离期间，母亲经常受到批判，最让她心痛的是，她当时重点培养对象，也是她最信任的部下，写了很多揭发她的大字报。她绝望的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后，父亲的日子也很难过，报社副总编的职务被免去，经常挂牌批斗。老阿姨被赶走了。我家从原住处搬到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半又矮又潮湿的简易房，家门上被涂满了油墨，稍不留神就会将衣服蹭黑。姐姐和我成了狗崽子，在学校和报社经常受到欺负和羞辱。

父亲身体不好，多次被送到医院抢救。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挨批判的次数越来越多，受凌辱成了家常便饭。他曾获过安徽省书法二等奖，但他清秀的字，只能用于写“检查”和“认罪书”。

1969年9月9日，早上六点我刚起床，发现父亲躺在里屋的门口。我高声呼喊他，但他没有任何反应。我穿好衣服跑到张大夫家，将还未起床的张大夫喊起。过一会，张医生和我来到家里。张医生检查后，低声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他安慰我不要害怕，陪我坐到快上班。

张大夫走后，来了一大帮人，我被叫到军代表的办公室。军代表一直象审犯人一样审我。先问我，姐姐和哥哥现在何处，通讯方式和地址。我告诉他，我姐姐在长丰县插队，我哥哥在陕西省甘泉县插队，并告知了他们的通讯地址。而后他问我，父亲死前对我说了些啥，留过什么文字等等。我说，昨天军训很累，回来后我早早就睡了，他啥也没跟我说，我也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文字。但他还是反复地问我这些问题。

11点多，有人进来报告说，经法医鉴定，我父亲系自杀而死，他们已将我父亲送到火葬场。我说，我也要去火葬场。他们说，你太小不能去。我说，骨灰应当给我。他们说，骨灰要留在火葬场，等到上级作出决定，才能给或不给你。而后，就打发我回家。

我回到家，屋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一边收拾着，一边默默忍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收拾完。不久，报社的人通知，晚上七点到报社大礼堂开大会，让我必须参加。

礼堂里，主席台上方挂着声讨我父亲大会的横幅，到处都是打倒、声讨我父亲的标语。我到会场后，就让我坐在第一排。会议开始，此起彼伏地喊着打倒我父亲、我父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口号，一个个上台发言的人，都在声讨我父亲。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渡过的，也不记得我是如何离开会场回到家里。

第二天，军代表又找我谈话。他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亲戚、都在何处。我告诉他，姑姑和姨妈都在北京，我们家在合肥没有一个亲戚。他思考了一会，告诉我，因我家在合肥没有亲戚，我不能留在合肥，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进京，让跟姐姐或哥哥去插队。

我当时就说，我初中还未读完，只有15岁，太小不宜插队。他对我说：“我15岁就当兵，你15岁就不能插队？”我说：“你儿子跟我一样大，为何他不插队？”他说：“我儿子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他应当去当兵，而不应去插队。你是走资派的后代，就应当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无言以对。

过了几天，姐姐和哥哥先后回到合肥。我们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我和姐姐都去哥哥插队的地方。1969年年底，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合肥，去到遥远的西部——陕西甘泉。

我父母去世后，老阿姨多次到火葬场找过他们的骨灰，但都没有找到。十年后，我们在大蜀山陵园买了一块墓地，因未找到父母的骨灰，墓里葬下的是他们留下的钢笔和衣服，墓碑上刻着“勿忘”，时刻提醒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勿忘文革。

文革期间，我父母活着时受尽了屈辱，死后仍不放过，不仅对他们百般侮辱，还将我们列为低人一等的“黑五类”，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受尽歧视，让我们在屈辱中活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泯灭人性、摧残人类文明的运动，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有责任将文革的真相和危害告诉我们的后代，肃清文革的余毒，避免文革再次发生。

写于文革五十周年2016年4月3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