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风险分析与展望

 中国自2013年启动“一带一路”战略以来，对沿线所涉64个国家的投资额不断扩大。“一带一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四个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规模经济；通过拓展区域和全球市场，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发生于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移。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曾经引导结构升级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这将给沿线国家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

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信用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等各类经济交往都受到沿线国家信用风险状况的影响。我们对沿线国家信用风险的基本分析思路是：首先判断一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实力；其次是影响一个国家总体信用风险水平的长期、基础性要素；然后逐个考察主权信用风险、金融体系信用风险和国家总的外债风险。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分析我们绘制出沿线各国风险状况分布图如下：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对沿线国家在国家信用风险研究所涉诸要素下的排名情况予以披露并有侧重的进行分析，对个别风险最大国家在2016年的发展情况予以展望，最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在促进沿线国家信用风险改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要把握住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下的发展机遇，需要客观地研究本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转移对接方式，这考验着沿线国家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定能力。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目前阶段主要以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而项目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大公通过考察沿线国家政治权力稳定性、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关系等要素，对沿线各国政治风险分别予以高稳定、较稳定、低稳定、高风险以及极高风险五个级别分类（见图1、图2）。在41个受评国家中，高稳定国家仅有一个，极高风险国家数量亦相对较少，分布在低稳定区域的国家最多，表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面临的整体政治风险较高。

高稳定国家权力交替制度化，政府运行稳定，主要政党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共识，政策出台审慎，作用显著，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预期。东南亚的新加坡政治风险评分最高，为11分，为唯一高稳定国家。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4个，中东欧分布最广，包括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其次是西亚及中东地区，包括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及以色列；该级别的国家还有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以及俄蒙的俄罗斯。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数量为15个，分别为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孟加拉国、印度；中东欧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格鲁吉亚、阿联酋、阿曼、约旦。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是9个，分别为中东欧的波黑、白俄罗斯；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埃及、土耳其、科威特；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俄蒙地区的蒙古。低稳定和高风险类型的国家或仍处于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或国内部族、宗教矛盾突出，或国际关系不佳，导致内部政局不稳定，缺乏或难以确立适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顺利推行，政治风险成为影响国内经济表现的核心因素。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分别是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和西亚及中东地区的也门，分别为0分和1分，政治风险极高。乌克兰方面，明斯克停火未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短期内乌克兰东部动荡局势仍将持续，政治环境极其脆弱。也门内战爆发，国内政局呈现不稳定状态，长期积累的国内矛盾以及外部势力纷争使政局将持续动荡，政治风险极高。

下面对高风险国家分布较多的西亚及中东地区重点进行分析和展望。

西亚及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进入高发期。各国政治风险此起彼伏和国际油价长期低迷将可能致使其地缘政治风险保持在高位。一方面，该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林立、各区域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多，巴以民族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冲突、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对立、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多重问题，导致社会无序、暴力冲突不断。另一方面，地区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内大国与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地区持续性动荡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充满挑战。伊朗核危机虽暂时偃旗息鼓，但也门内战仍旧处于高危时期，沙特和伊朗政治博弈仍在继续，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冲突、埃及政局混乱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仍可能烽烟再起。特别是近期叙利亚局势深度恶化，地缘政治风险继续上升。

整体看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活动等多重矛盾，导致地缘政治分歧和动荡不断发生，甚至经常发生政权意外更迭的现象。政局动荡常态化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成系统性风险。

二、沿线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经济下行风险较大，但同时潜力较大，前景广阔

宏观经济实力是一国经济体系创造新增价值及其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大公通过考察一国在当前和未来创造国民财富并保持经济稳定的能力，对沿线各国宏观经济实力分别予以极强、较强、中等、较弱以及极弱五个级别揭示（见图3、图4）。经济实力极强的国家经济创新能力强，处于产业链高端，且经济结构合理，更容易化解各类内外部危机的冲击。相反经济实力极弱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极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经济增长潜力不足或难以发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经济下行风险较大。截至2015年底，沿线国家区域经济总量估计达到23.2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1.7%，诸项经济增长指标好于全球水平。如平均经济增长率、平均贸易增长率在2000～2009年及2010～2014年两个时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保持较快增长。因而，41个受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实力极弱的国家数量为0。经济实力较弱国家数量也相对较少，为6个。大部分国家分布在经济实力中等及实力较强区域，其中，近半数国家处于实力较强级别（共20个国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较大。

经济实力极强国家有2个，分别是东南亚的新加坡和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卡塔尔。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法律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发达，产业结构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劲，位列高稳定国家首位。较强国家20个，主要分布在西亚及中东以及中东欧地区，西亚及中东分别为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7个国家；中东欧分别为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捷克7个国家；东南亚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3个国家；此外还有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南亚的印度。实力中等国家共13个，包括中东欧的乌克兰、保加利亚、白俄罗斯以及克罗地亚；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南亚的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东南亚的菲律宾和越南，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埃及和约旦，此外还有蒙古国，这部分国家或经济结构矛盾较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或经济脆弱性明显，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锐降、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口减少、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引致资本市场动荡加剧的不利环境下，经济风险较为突出。实力较弱国家分别为西亚及中东的也门、格鲁吉亚；中东欧的波黑和塞尔维亚；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东南亚的柬埔寨。大公选取两个因经济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波黑和塞尔维亚重点阐述如下。

波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风险较大。波黑虽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并具备一定工业制造业基础，但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由于政治长期不稳、经济改革推进缓慢，内战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基础设施落后，这导致工业制造业的优势并未得以充分发挥，国内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虽较战后初期明显下降，但至今仍徘徊在100%以上。受此影响，国内储蓄率常年为负，生产性投资高度依赖外部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过高的储蓄与投资缺口致使贸易逆差继续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与此同时，高企的政治风险与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也使私人部门活力不足、灰色经济规模庞大等问题严重，财富创造能力脆弱。中长期内，结构性改革推进阻力较大且缺乏制度性保障，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资源丰富等优势将难以充分发挥，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受限。

受制于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塞尔维亚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抑制。塞尔维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虽然在冶金、汽车制造、纺织、仪器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基础，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且相对低廉，但是目前这些增长的潜力却受到了结构性问题的制约。由于经济转型时间相对较短，且国内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态度并不一致，导致改革进展缓慢。首先，私有化持续推进使失业率上涨、私人消费下滑，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尽管削减了部分公共部门人员以及不必要的支出，但公共部门规模依旧庞大，进一步恶化了财政赤字；最后，劳动力市场僵化，经商和投资环境较差，抑制了微观主体市场化因素的发展壮大。

三、沿线国家主权债务风险较为分化，部分国家偿债来源恶化与外部流动性压力上升导致主权信用级别面临下调风险

沿线国家较大差异性的偿债环境与财富创造能力促成主权信用水平较为分化。大公所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级别分散于AAA至CC（见图5）,其中BBB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最多，级别在A级别至B级别档较为集中，极高和极低级别数明显偏少。按照投资级别和投机级别区分，41个受评国家中本币级别处于投资级别的有23个，投机级别的有18个（见图6），外币级别涉及的投资和投机级别数量与本币整体一致，总的来说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较高。

具体来看，AAA级别只有东南亚的新加坡1个国家。AA级别一共有4个国家，为西亚及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A级别共8个国家，分别为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中东欧的波兰、捷克、爱沙尼亚；以及西亚及中东的阿联酋、巴林、以色列和俄蒙地区的俄罗斯。BBB级别共10个国家，分别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中东欧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BB级别共7个国家，分别为东南亚的菲律宾；南亚的孟加拉；中东欧的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西亚及中东的土耳其、格鲁吉亚。B级别共8个国家，分别是俄蒙的蒙古；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南亚的斯里兰卡；中东欧的塞尔维亚、波黑；西亚及中东的约旦、埃及；CCC级别1个国家，为南亚的巴基斯坦。CC有2个国家，分别为中东欧的乌克兰和西亚及中东的也门。同时受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影响，沿线一些国家主权外币债务风险高于本币。大公评级的41个国家中，7个国家外币级别低于本币级别。

沿线部分国家偿债来源恶化与外部流动性压力上升使主权信用级别面临下调风险。沿线部分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挽救和刺激经济，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上升和政府债务膨胀。2015年估计沿线国家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已达4.9万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54.7%，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比分别从2008年的35.9%和109.1%升至44.8%和167.1%。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以及美联储加息的不利影响使沿线国家各级政府平均赤字率将不得不保持在4.1%的较高水平，预计各级政府总债务增长8%，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之比进一步升至45.9%和172.7%。沿线国家经济稳定对政府财政及债务的依赖性总体看有增无减。

四、沿线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对全球金融市场高敏感度等问题将为金融部门带来较大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金融风险较大，高稳定国家只有1个，绝大部分分布于低稳定及高风险级别，数量分别高达10个和19个（见图7、图8）。高稳定国家为新加坡。较稳定共7个国家，分别为来自于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西亚及中东地区的卡塔尔、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中东欧的爱沙尼亚。低稳定国家共10个，主要分布在西亚及中东地区，该地区包含6个国家，分别为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阿曼、约旦和巴林；此外，还有南亚的斯里兰卡和印度，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中东欧的捷克。

高风险国家有19个，其中11个都分布在中东欧地区，这11个国家分别为乌克兰、保加利亚、波黑、罗马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该地区银行业外资比重大，货币错配较为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前普遍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仍处于缓慢消化的过程中；2015年以来在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欧洲核心国家的银行业扩大了对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的信贷规模，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等金融体系在未完成去杠杆进程之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加杠杆。同属于高风险国家的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西亚及中东的埃及、格鲁吉亚；俄蒙的蒙古国和南亚的巴基斯坦。极高风险共4个国家，分别是俄蒙的俄罗斯，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南亚的孟加拉国，西亚及中东的也门。下面对除也门外三个极高风险国家的金融风险前景进行分析。

欧盟对俄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金融与非金融企业产生巨大冲击，私人部门债务风险激增。2015年原油价格在一年内暴跌36%，卢布也贬值了类似幅度，加之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在金融上遭到孤立，使该国企业和银行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与经济基本面恶化对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偿债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将使银行体系资产质量受到严峻考验，2015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从2008年的3.8%恶化至7.4%，并将削弱银行体系提供信用资源的能力。

土库曼斯坦金融系统极不发达，信用供给能力薄弱，且处于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土库曼斯坦无证券市场，金融系统完全由中央银行及其控制下的商业银行组成，中央银行受总统直接领导，负责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商业银行在各自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权极小。政府严格控制下的银行业虽避免了各类经营性风险，但却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银行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印刷和分发货币，为特定的部门和国有企业提供融资，货币政策没有实施的工具。此外在政府的指令下，95%以上的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导致信贷发放过于集中且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将给银行业带来巨大损失。

孟加拉国国有银行自有资本不足和不良贷款高企将继续制约国内信用供给能力，金融体系脆弱性明显。资产质量方面，2015年不良贷款率仍处于9.7%的高位，主要原因是因管理不善和贷款拨备不足，大量的不良贷款集中在占金融体系总资产32%的国有商业银行，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来自国有企业。该国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其他南亚国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缺口大，政府虽多次为国有银行资本重组注资，但国有商业银行受制于其较多的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仍较低。短期内，尽管银行业风险管理措施的逐步实施及国有银行资本重组的持续进展将逐步提高孟银行业整体的管理和监管水平，但国有企业及银行长期低效运营、金融竞争加剧等将持续制约其国有银行稳健性，金融体系整体风险依旧很高。

五、沿线部分国家对外资本依赖度较高，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美联储加息将不同程度推升其外部风险

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暴露了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在未来一段时期令风险加剧。历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复发生的外债危机考验，沿线国家已建立了一定的财政与外汇缓冲，对外债的依赖性有所下降，这使其净国际投资头寸和外部流动性有所改善，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提升。面对外需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发达国家长期维持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以及美联储开始启动的加息进程，沿线国家外部风险上升的趋势日益明显。2015年沿线国家经常项目平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8的2.2%降至0.5%，总外债存量较2008年增长36.3%，总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08年的34.5%达到39.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平均值为55.1%。发达国家的热钱大量流出和经常账户恶化导致沿线国家货币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从2015年1月截至2016年2月有6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接近或超过20%，实际已经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中哈萨克斯坦贬值94.1%、白俄罗斯贬值90%、乌克兰贬值71.1%、俄罗斯贬值29.3%、土耳其贬值26.6%、马来西亚贬值19%。2016年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国际游资继续外流，使其货币仍将承受巨大贬值压力，外部风险加大。

大公通过考察沿线国家货币特征、外汇充裕度和外部融资能力这三个要素和相应指标，对沿线各国外部风险分别予以高稳定、较稳定、低稳定、高风险以及极高风险五个级别揭示（见图9、图10）。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高稳定级别与极高风险国家相对较少，大部分国家分布在风险居中的三个级别，第三级别低稳定国家分布最为集中，形成波峰。其中，第一级别的高稳定国家为东南亚的新加坡和爱沙尼亚。处于第二级别较稳定的国家有10个，西亚及中东地区占6个，分别为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巴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其余为来自于中东欧的波兰、捷克、俄蒙的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处于第三级别的低稳定国家数量为18个，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地区。这18个国家分别为中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西亚及中东的土耳其、格鲁吉亚、阿联酋；南亚的孟加拉国和印度。处于第四级别高风险国家数量为9个，分别为南亚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西亚及中东的埃及、约旦；中东欧的波黑、塞尔维亚；以及俄蒙的蒙古国。而处于第五级别的极高风险国家分别是中东欧地区的乌克兰、西亚及中东地区的也门，这些国家外汇市场自我修复矫正能力和抗冲击能力极弱，外汇资产规模和流动性状况对于偿债汇兑需求的实际保障程度极低，缺乏从国际金融市场渠道融资的能力，外部风险极高。下面对乌克兰外债风险状况阐述如下。

乌克兰外债继续攀升，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仍在减少，加之格里夫纳贬值冲击使外部安全极具脆弱性。截至2015年末乌克兰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较2014年上升104.0个百分点至141.5%的较高水平，美元债务占比约73.6%。债务人方面，各级政府占比29%，私人部门占比64.2%。债务期限方面，短期外债占比26.3%。2014～2015年，格里夫纳贬值将近191.9%，由于币值仍在继续承压，可能导致外债负担继续攀升，债务重组风险加大。2015年12月乌克兰政府与债权人达成了18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因乌克兰政府未能偿付2015年12月31日为最后宽限期的30亿美元欧元债券及7.5亿美元利息，俄罗斯启动了起诉乌克兰必要的法律流程。政府2016年将有约114亿美元的外部债务到期，高额的到期债务和政府财政赤字促使财政政策维持紧缩，从而不利于经济修复，而政府融资需求的上升和国内外资本市场极高的融资成本致使乌克兰政府对官方贷款的依赖性将逐步加深。加之外汇储备2015年底下降至129.6亿美元左右，对短期外债的覆盖度进一步下降至74.1%。尽管取得一些进展，但乌东部地区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经济衰退、资本出逃将加剧本币贬值压力，严重不足的外汇储备可能进一步下降，乌克兰外部风险显著上升。

六、中国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善沿线国家的信用风险水平，尽量降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战略实施的危害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各国货币稳定性与美联储货币政策高度相关的体系。自1970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40多年的货币、财政和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并不总是符合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要求，体现为美国为应对本国经济和金融周期波动采取的宏观政策常常会引发他国经济和金融不稳定。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衰落，国际货币体系弊端更为突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50%；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到全球的24%，然而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仍然为64%。这使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能执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必担心国内出现高速通货膨胀的风险，因为全球另外76%的经济体量吸收了美联储创造出来的过剩流动性，但这是以引起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外债风险为代价的。当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时，游资撤离便引爆了各国的金融风险。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新兴市场国家外债危机都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动相关。考虑到以美国为主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仍会维持超低利率和只以本国经济稳定为目标进行调整。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出现，此种混乱将引起各国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之害，历次国家信用风险的上升都与此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2年中东欧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脆弱性较大国家持续处于币值大幅波动，金融体系极不稳定的冲击之下。目前又再一次受到美联储加息导致大量游资撤离的考验。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不断扩大，将不可避免的受制于沿线国家信用风险上升的威胁。中国应考虑通过改善沿线国家的信用风险水平，尽量降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战略实施的危害，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当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辅。直接投资存在产业基础稳定性强，受国际游资冲击较小，可在较大程度上规避东道国的金融体系风险。从历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危机看，受损失最大的都是对危机国家进行国际银团贷款或购买其国际债券的投资者。

第二，建立中国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中国掌握信用风险的判断权和金融产品定价权。虽然直接投资更易于规避国家信用风险，但是随着中国资本积累不断增加，间接投资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如果中国使用美元进行对外投资，中国就难以获得控制投资风险的主动权。为此中国需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涉及在未来数年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自由兑换、将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和开放资本账户。而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实力首先需要得到加强，从而能够掌握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信用风险判断权和定价权，否则仍将被迫屈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等的强势地位，难以独立地判断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第三，中国需要向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提供最后流动性支持。当人民币逐渐为沿线国家更多使用后，沿线国家会与使用美元时一样出现因使用人民币这种外币而产生的汇率风险和外债危机，为了保证人民币被接受和稳定的使用，中国需要承担起在必要时向各国提供最后流动性的责任。中国通过作为清迈倡议的主导方之一已经在区域范围内和有限程度上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因清迈倡议是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对于中国的意义有限。目前中国已经与33个国家签订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其中包括18个沿线国家，这可以说是中国逐渐向各国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真正开始。

然而，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的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鉴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兴起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然而全球货币体系也可能从此进入互不协调和统属的战国时代，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会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在多元化体系下，各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不仅像在一元化体系下一样应该约束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流动性过多或不足对他国的损害，而且还需要彼此之间进行政策协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对外影响考虑进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多元化货币体系难以做到上述要求，其结果是可能会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不稳定，汇率和利率的剧烈波动不时恶化。人民币要在竞争中胜出将取决于复杂的本国和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中国需要对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对可能的挑战能未雨绸缪。只有各国意识到通过使用人民币，他们能够避免或减少危机爆发的频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人民币才能逐渐在多元化体系中胜出，为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的货币体系稳定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