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观察】毛泽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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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怎么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以“民主”二字作为回答。
1945年7月4日（距今72年）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主席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黄炎培的儿子说：
父亲的事业从教育发端，延伸到经济，又走向社会与政治，最终不愧为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作为第三方领袖，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父亲赴延为请回中共，以防国共破裂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战已见到胜利曙光。国民党方面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中共方面召开七大，提出“联合政府”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父亲认真阅读了王若飞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而此时，国共关系仍处于僵局，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已返回延安。于是，恢复国共合作、将中共代表请回参政会的使命，自然地落到第三方身上。父亲作为第三方领袖，深感重任在肩。经过一系列会谈与电报往来，父亲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1945年7月1日，父亲与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主席见到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
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父亲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主席在下边听，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意外的发现，自己题诗、沈钧儒公子沈叔羊作画的《茅台》，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
这幅画有着很不寻常的来历：在抗战时期，重庆反共高潮迭起，父亲曾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有一画作，上有一瓶茅台酒，两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请父亲为画作题词。父亲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父亲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对长征危难中的中共与红军的同情流于笔端：
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二三杯。
1952年，陈毅老总专门设茅台酒宴答谢父亲，他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父亲早在30年代便读了《西行漫记》，至此次赴延安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父亲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跻身教育、经济、政治的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父亲说，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
在延安，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他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父亲最忌恨弄虚作假。
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2000人扩展到现在5万人，父亲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
在延安街上，父亲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
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
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
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父亲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委靡习气，父亲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然而，60多年来，饱经世事，历尽沧桑，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政权、一个个政团、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个人的兴与衰，长与落，周而复始，循环更替，他常在思考：此乃人性使然?文化使然?制度使然?或兼而有之?此乃不可破解之铁律?此问题常盘桓在他心中。而面对有可能成功执掌天下的共产党领袖，他既要与其共同探讨，又要与其共同勉励——因此有了著名的“黄炎培周期率”谈话，亦称“窑洞对”——
父亲对毛泽东主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使得“周期率”被人熟知
问：“周期率”这个问题的提出后，在延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据悉，毛泽东受这场对话所感召，连夜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
7月5日，父亲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由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加印数次。里面所记载的“黄炎培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
《延安归来》亦改变了我家命运
但这本书却改变了我家的命运。1946年1月26日，匪特抄袭了我们家。当时父亲在参政会开会，母亲正怀着我。民盟和中共代表对此坚决抗议，《新华日报》头版报道并发表社论讨伐当局。2月，父母率全家重返阔别九年的上海。3月25日，仅在母腹中8个月的我便早产降生，只有3斤多重。
自延安归来后，父亲与中共的交往日益频繁。8月底，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父亲到机场迎送，又多次与毛主席、周恩来会面。
问:您父亲在解放后坚持讲真话、做诤友，一度在毛泽东身旁扮演魏徵般的角色，可否讲讲建国后，您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
答：解放后，父亲秉持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业已建立的信任与友情，坚持讲真话。对于征粮、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及后来的统购统销等，他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去南方视察，看见许多水乡遭填埋，遂向毛泽东反映此事。后来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周庄等名胜，今日的周庄已成为公众热游的景点。
毛泽东还向父亲征求对抗美援朝的意见，父亲告诉毛泽东：“实在要出兵，就叫志愿军吧!免得与美国正式宣战。”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
问：您父亲的一生，与毛泽东有过很多次书信往来，甚至在临终前仍有书信交流。在您父亲临终所著的《八十年来》中，特意提到了当年赴延安时毛泽东对他所说的“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这样的话。您父亲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话?毛泽东又是如何回应您父亲的呢?收到回复之后，您父亲又何反应呢?
答：从1949年父亲与毛泽东开始书信往来，至1963年秋他俩最后一次通信，父亲共寄给毛泽东八九十封信，收到毛泽东60封亲笔函。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父亲与毛泽东相识相交20年，不管政见如何，不管父亲有时所提意见如何尖锐，两个人之间，无论见面还是通信，总算客气相往，维持到最后。1965年底，父亲去世，毛泽东送来挽联。
毛泽东喜欢父亲的诗词、书法。上世纪50年代，父亲几次赠给毛泽东自己的书法作品，如苞桑集以后诗选、手术后诗、中共八大贺诗、国庆十周年庆贺诗等，毛泽东则亲笔书写自己的诗作《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回赠。后来，荣宝斋将毛泽东书写给父亲的诗词墨迹拿去，制成拓片，在1957年元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从此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毛泽东的管理员也讲，毛泽东喜欢父亲的书法，长年保存并不时拿出来欣赏。至其去世，在他的游泳池书房内，还存放着父亲赠他的诗词册页和《八十年来》。
转自泉吟芳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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