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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察】何等的残暴才能把“笔杆子”逼成“枪杆子”?

2017-08-11 钢筋水泥麻烦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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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的光辉论断,毫无疑问枪杆子成就了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天生要拿枪的,他一直在探索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用笔杆子唤醒受苦受难的民众,一直在同反动军阀反动当局讲道理,但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总有不小距离,反动派在能不同你讲理的地方是从来都不与人讲理的,反动派对劳苦大众做人的基本要求都是用殴打、抓捕、关押甚至杀头来回应的。共产党人真心与蒋介石合作北伐,蒋介石就用大屠杀来回报共产党的真心。共产党人的血流多了,便悟出了真理,毛泽东就是这样被逼出“枪杆子”,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论断,当年那是怎样的军阀残暴和血雨腥风?我们回望一下:

 

一、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在1938年10月保卫武汉的惨烈战斗中,遭日寇六架轰炸机鱼贯突袭,弹密如雨。舰身中弹累累,1997年1月底,这艘承载了历史故事的军舰在武汉金口镇附近的江面打捞出水。现在,中山舰静静地躺在武汉江夏区金口镇,成为历史文物。

中山舰的身世有些坎坷,1910年7月,满清海军大臣载洵、海军统制萨镇冰以特派专使的身份前往日、美考察海军。回国后,经朝廷批准,分别向英、德、美、日、意订造军舰18艘。其中向日本订造的有两艘,名曰“永丰舰”、“永翔舰”。但尚未完工,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1913年,袁世凯先后派员出洋监造以前清政府遗订的舰只。永丰舰由日本三菱造船厂制造,造价为68万日元。该舰长62.1米,宽8.9米,排水量836吨,航速13.5海里/小时。有主副炮8门,满员编制138人。当时是一艘颇具实力的新式军舰。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在广州发难,炮轰观音山(越秀山),孙中山避难,在珠江上了永丰舰。随即召集舰队官长,号召讨逆,“乃命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

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永丰舰命名为中山舰。

中山舰得名不到一年,1926年3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派中山舰、宝璧舰出航,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演达回答不知道有此事。

1926年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报请示蒋介石,调中山舰回广州。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问我做什么呢?”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借口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要兵变。下令全城戒严,派欧阳格、陈肇英占领中山舰并抓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酿造了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口头表示这只是针对个别人,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但是却开始大量排挤共产党加强对军队的独揽大权。国民党中反共的“西山会议派”给蒋介石发电报赞赏“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

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采取让步策略。说:“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

毛泽东看清了蒋介石的阶级本性,毛泽东预言蒋介石将向共产党举起屠刀。

 

二、蒋介石的反共准备

1926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成员。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是恶毒的反共分子。

这些人密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庐山密谋之后,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为了反共积极与外国势力接触,寻求外国势力的庇护。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条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另一条是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

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蒋介石还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打败上海的北洋军阀,收复上海政权是共产党领导工人付出了巨大牺牲才获得的。共产党在上海先后举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北伐主力挥师向西攻入江西。军阀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失去对浙江的控制力,浙江省长夏超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约定,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夺取上海,于10月23日夜发动武装起义。但因夏超的部队作战失败,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起义遭受失败。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多人牺牲,上百人被捕。

4个月后,1927年2月22日。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至22日,罢工人数达36万多人。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将工人蔡建勋、史阿荣杀害“示众”,继又逮捕54人,杀害31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反击,21日晚开始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战斗,至22日下午6时,发起第二次武装起义,但是起义计划被叛徒泄漏,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闸北、南市发生巷战。此时北伐军却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军战斗,工人、学生、市民牺牲、被捕近千人。起义再次失败。

1个月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前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破坏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断绝敌人对上海的增援。共产党组织了3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中旬,北伐军向苏州、常州和松江进军,对上海形成包围圈。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薛岳第一师进入上海近郊龙华,第二十一师占领苏州,上海守军军心动摇。

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分别从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闸北等七个区向反动军警据点发动猛攻,市民群众也主动帮助纠察队筑街垒、运弹药、送食品。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民政府。共产党在新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在19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汪寿华、罗亦农等9人。

 

四、“四·一二”蒋介石举起屠刀

蒋介石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密谋清剿共产党的计划,不久,黄金荣、杜月笙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制造借口。

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

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

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

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装扮成“工人”,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屠杀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自卫。蒋介石便宣称这:“工人内讧”!于是让早已集结待命好的军队武装出场,以调解“工人内讧”的名义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抓捕共产党人和工人。

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开枪杀人。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几百人被杀。4月12日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蒋军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全力抓捕共产党员和工人,上千人被抓,交给蒋介石的军警关入监狱。

接着,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奉命加紧反共部署,借口“防反动派捣乱”,命令公安局“加意防范”,并派遣暴徒袭击共产党基层机关。广州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策划“清党”运动。顿时,反革命的阴云笼罩广州。

4月14日深夜,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下令全城戒严。所有电话局、电报局,一律饬令军队监视,禁止通报。《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等新闻单位,被派警察驻守。

4月15日凌晨2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广州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反动军队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代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队武装,缴去黄埔军校学生500多人的枪械,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刘尔崧、李森、何耀全、邓培、熊雄、张瑞成、李亦愚等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佛山、江门、肇庆等地实行血腥镇压,广东大地到处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转入地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蒋介石的屠刀和战友们的鲜血教育了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反思,重整旗鼓。毛泽东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论断。

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此,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

霹雳一声震天响  秋收起义举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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