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美国的原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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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依然停留在纸面上
然而，美国真的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进步”？它的“政治正确”真的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它从一个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让过去高人一等的白人公民如今处处受委屈的国度？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说法。
当然，也很少有人会否认，过去60年里，美国的种族平等的确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是否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不同族群的看法非常不一致。近年来，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美国白人总体而言认为美国现有制度是基本公正的。在关于种族问题方面，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许多白人受访者认为种族问题得到了过多的关注。哈佛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学者在更早前做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些白人通常认为，相比于反黑人种族主义，反白人种族主义问题更严重。
不过，绝大多数黑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现有制度在设计上就有利于白人，不利于他们，实施过程中更是如此。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表明，约70%的黑人受访者指出，黑色人种受到警察的歧视，但只有30%的白人受访者持同样观点。在对种族歧视的亲身感受中，大约35%的黑人认为他们曾因为种族和肤色而受到过歧视或被不公正地对待过，而持相同看法的白人和拉美人的比例分别为10%和20%。
很多黑人都认为现有制度在设计上就有利于白人，不利于他们，实施过程中更是如此
“大熔炉”的神话
客观的数据或许比主观的感受更能说明问题。
从几乎所有可以获得的经济数据来看，如今非洲裔美国人的情况都要好于此前几代人。但是，美国黑人经济状况的改善赶不上美国整体经济和白人经济状况提高的平均水平。因此，黑人民权运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在教育方面，黑人和白人受教育程度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黑人与白人大学教育完成率之间的差距却同样也是越拉越大。50年前，25岁以上白人的大学教育完成率为10%，同年龄段黑人的大学教育完成率则为4%。今天，白人的大学教育完成率为34%，而黑人仅有21%，差距从6%拉大为13%。
在全美的收容救助中心里，40%的无家可归者是黑人。而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监狱关押人数的近40%为黑人，但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都不到。白人占美国人口的63%，但白人只占监狱关押人数的34%。
相反，在美国精英阶层中，黑人的比例少得可怜。以硅谷的主要科技大公司为例，它们中的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占本土员工的比例低于5%。
……“大熔炉”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一个主要特征，但现在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神话，真正的“熔炉”可能仅仅存在于白人内部。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所做的调查表明，40%的美国白人只与白人交朋友；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更加悲观，75%的白人的社会关系网全由白人组成，仅有15%的白人拥有不同种族的朋友；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平均而言，一个白人每交100个朋友，其中只有1个是黑人。
……
因此，关于种族平等问题，公平地说，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的进步几乎全部都集中于法律层面和司法实践中。的确，今日的美国已经不再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但这些“纸面”上的变化和成就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际效果。或者说，这种制度上的进步没有换来社会实践层面的实际进步。白人与黑人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甚至有增无减。他们的重重隔阂依然存在，如我在本文上篇中讲到的，只不过从外在的制度隔离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隔离。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暴力冲突或许正是这种残酷现实的体现，但更多的愤怒来自黑人。
“司法不公”与黑人骚乱
近年来，因白人警察在司法执行中针对黑人的“不公”引起的大规模暴力骚乱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它们也不断刺激着“种族平等”这根牵动着美国“原罪”的敏感神经。
2012年2月，佛罗里达迈阿密市协警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 枪杀17岁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齐默尔曼在事发六周后被捕，法院陪审团对作出无罪判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其种族歧视的抗议和对审判不公的指责。3年后的2015年2月，美国司法部正式结束此案的调查，未对提起齐默尔曼仇恨犯罪指控。
2014年7月，美国纽约州史丹顿岛上43岁的非洲裔人加纳（Eric Garner）被多名白人警察用锁喉方式拘捕，导致心脏病发死亡。纽约市政府与加纳家人达成结案协议，赔偿加纳家人590万美元，白人警察无一获罪。
2014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名白人警察向一名手持玩具枪的12岁非洲裔男孩开枪，致其死亡。在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后，当地检方宣布该警察属于过失，免于起诉。
2015年4月，25岁的黑人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在被警方羁押期间由于“无法解释的脊椎损伤”而丧生。在他的葬礼之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爆发自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国民警卫队官兵被部署到这个港口城市的街头巷尾。当时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对此感叹，这是美国“缓慢发酵的危机”。
2016年7月，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25岁黑人退伍军人迈卡·约翰逊(Micah Johnson)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枪杀5名警察后自杀。据报道，该枪手在死前曾向当局表示，他对近期警方枪击事件感到愤怒，想杀死“白人”。为此，当时正在访问欧洲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前结束行程，赶往当地善后。
2016年9月，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县女警察贝蒂·谢尔比(Betty Shel-by) 枪杀身上未携带武器的40岁黑人特伦斯·克拉彻(Terence Crutcher)，被控一级谋杀罪。
同月，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黑人基思·L·斯科特 (Keith L. Scott)在一所公寓的停车场遭警察布伦特利·文森(Brentley Vinson)的枪击身亡，引发连续多日的暴力抗议。州政府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请求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治安。……
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4年8月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事件了。
当年8月9日，手无寸铁的18岁非洲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枪杀。执法人员称，在布朗的血液里检验出了大麻。他们还说，布朗被枪杀前不久曾从商店里偷了一些雪茄。
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空前骚乱使得仅2.1万人口的弗格森镇成为了全球焦点，并被视作美国种族关系问题的一面镜子。
当地骚乱发生后，州政府试图动用国民警卫队来平息。时任总统奥巴马当时为此特意中断休假，亲自参与处理相关事务。奥巴马敦促双方保持镇定，批评安全部队过度动武是“不可原谅的”，并敦促抗议者采取和平行动。他还专门指示当时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直接参与事件的调查工作，霍尔德对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认为地方当局选择性地提供敏感信息。
弗格森三分之二的居民主要是黑人，但当地95%的警察是白人，市长和6位市议员中的5位也是白人，教育委员会的7名成员也都是白人。维权人士和抗议者称，布朗之死是多年来当地存在的对黑人的系统性不公的典型案例。
3个多月后，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涉事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予起诉。这一消息传出后，骚乱骤然升级，当地当天至少有12栋建筑物被点燃，其中多数被烧毁。示威活动也迅速蔓延到波士顿、纽约、洛杉矶、西雅图、达拉斯、亚特兰大等美国许多城市，400多人被捕。
人民在纽约时报广场抗议弗格森事件
奥巴马为此在白宫发表讲话，恳求警方和抗议者都保持冷静和克制。他表示该案为美国带来了“更大范围的挑战”。在许多社区，执法人员和有色人种社区之间依然存在“深深地不信任感”，“这不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整个美国的问题”。但他同时也敦促抗议者，“我们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决定要由大陪审团来做。”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第二年的3月份，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中称，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警察经常性地侵犯这座城市黑人居民的宪法权利。报告指责警方在多年时间里过度使用武力，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拦截车辆。迫于联邦政府对弗格森市提出的整肃要求，时任弗格森城市经理、39岁的约翰·肖(John Shaw) 、市级法官罗纳德·布罗克迈尔 (Ronald J. Brockmeyer)宣布辞职。
弗格森事件凸显了美国警察执法中针对黑人的不公问题，它强化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一个长久印象：白人警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偏见。
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观点。
研究机构ProPublica对2010年至2012年之间警方开枪击毙嫌疑人的事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年轻黑人男性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1倍。
联邦调查局(FBI)的研究也指出，2005年至2012年，美国地方警察每年至少“合法”击毙400人。在被击毙的白人中，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8.7%，这一比例在黑人中却达到18%，足足高出一倍以上。每周平均有两名黑人男性遭白人警察射杀，且美国警察对20岁以下黑人男性尤存偏见，占该年龄层被警方射杀身亡总数的56%。
这使得许多人对美国司法系统缺乏信心。
哈佛大学2015年4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49%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司法系统存在种族和民族偏见。其中，66%的受访非洲裔美国人称他们对美国司法系统的公平不太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53%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这项调查还显示，76%的黑人受访者对警方进行的调查没有信心，但超过一半的白人受访者表示对执法机构的调查有信心。
许多人指出，警察部门的行为记录——从黑人在羁押期间受虐待，到扰乱黑人群体中无辜民众生活的拦阻搜身政策，以及在逮捕涉毒人员及判刑方面都表明，美国警察系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
针对法院的案件审理，许多黑人认为，陪审团成员的决定无法避免社会固有文化的影响，包括种族偏见。
近年来，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等公民权益组织的推动下，“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不断高涨。上述这种看法得到广为传播，不少政治人物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人权活动人士尤其相信，“白人警察射杀黑人”已是一种社会病症。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和桑德斯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同。
然而，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不无道理地指出，更高比例的黑人被警察击毙或被判刑入狱并不是种族观念造成的，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年轻黑人沦为罪犯的可能性比白人更大。
应该说，这也的确是事实。考虑到黑人整体上窘迫的经济状况、低下的教育水平、高达惊人的70%的非婚生子女比例（白人妇女未婚生子女比例仅有26%）……黑人青年的高犯罪率似乎的确是难免的。
此外，还有人通过调查指出，警察中的黑人和拉丁裔比白人警察更容易因为“误判威胁”而开枪杀死嫌疑人。换句话说，大部分被警察杀死的黑人实际上是死于黑人、而非白人枪口之下。而且，无论警察来自哪个族裔，在所有警察遇害的案件中，黑人凶手比例最高。
然而，不管这些分析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正确或错误、客观或偏见的成分，它们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事实：今日美国社会中，黑人的境况依然糟糕。
弗格森案发生后，一位在丹佛的一个白人中上阶层郊区长大的黑人青年感慨：他曾认为自己的种族并不重要，他可以“选择不带有黑人的那部分负面形象”，但弗格森枪击案彻底打消了他的这种念头，“当我走在街上，他们看不到我的SAT分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黑人。在我看来，大部分白人都没有恶意，他们只是对此浑然不觉……”
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颇具洞见地指出，种族主义的本质已经改变。在如今的歧视中，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是纠缠在一起的。很不幸，黑人不仅肤色深，而且阶级地位大多也低。
“我有一个梦”渐行渐远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东侧两层台阶中间，有一个由长方形大理石铺就的数米长的平台，正中的一块大理石上刻着几行字——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为了工作与自由，华盛顿大进军，1963年8月28日。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就是站在这里，向参加“华盛顿大进军”集会的25万游行者和无数美国电视观众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说。
每10个黑人中只有2人认为金博士的梦想已经实现
2013年8月28日，纪念那场伟大进军50周年之际，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站在这块大理石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那一刻，颇让人萌生一种“美梦成真”的幻觉。
马丁·路德·金之梦的核心是：人们不再以肤色，而是以个人品格来评价一个人。
在50年后，尽管有数十万计的人们沿着1963年当年的路线再次走向国家纪念公园，但他们对于这个梦的看法却很不相同。据《华尔街日报》和NBC News当时所做的一项调查，每10个美国白人中有大约6人认为美国已经实现了金博士的这个梦想。但是，每10个黑人中只有2人认为这个梦想已经实现。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一度被认为开启美国政治的全新篇章。他曾被寄予了无限希望，包括帮助美国弥合根植于于历史之中的种族对立。奥巴马本人也着力将自己打造成后种族时代政治家的形象——他宣称，自己是所有人的总统，既是黑人的总统，也是白人的总统。
然而，近年来的所有现实都表明，一位黑人当选美国总统意味着结束种族对立的愿望只是一种美好的幻象。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自内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僵局从未如此严重，其中也包括种族对立。奥巴马并未减轻美国的种族对立，有些人甚至认为，奥巴马的当选实际上加深了种族分裂。
奥巴马曾说，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根植于美国种族痛苦历史的伤口是可以治愈的。但8年之后，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社会种族极化程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尖锐。一项调查表明，在他上任100天后，59%的美国黑人表示，美国种族关系“大体还不错”。在他离任前6个月，这一比例下降至34%。
在奥巴马留下的所有政治遗产中，或许没有什么比种族冲突继续发酵更令他感到沮丧的了。
对弗格森事件的处理过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当前的种族危机中无所适从的尴尬状况。
弗格森危机使奥巴马面临一个棘手的形势。从政以来，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一直避免给自己贴上某个族群领导人的标签，奥巴马必须在尊重司法独立和承认美国安全部门存在歧视态度之间寻找平衡。
但即使贵为总统，奥巴马的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他受到双方的攻击。保守派争先恐后地嘲笑他无能为力以及打种族牌，而他们的对手则在指责他做得不够。对一些白人来说，总统太“黑”了；而对一些非洲裔美国人而言，他还不够“黑”。
对一些白人来说，总统太“黑”了；而对一些非洲裔美国人而言，他还不够“黑”。
弗格森骚乱平息后，在接受美国黑人娱乐电视台的采访时，奥巴马讲述了他与一群年轻民权活动人士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对话。奥巴马称，他告诉他们，种族问题是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和社会的问题，但美国已经取得了进步，并且“这令我们对取得更多进步感到有希望”。奥巴马建议年轻人要坚持不懈，因为“进步通常都是逐步、渐进取得的”。
如今，这些美好的言辞都已随风飘散。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更是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他在竞选和就职典礼上多次说到过，美国中心城市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犯罪肆虐，正在遭受一场“目无法纪”的“屠杀”，他一上任就将铁腕回应。作为一位对大众情绪有着本能的领悟能力的民粹主义者，他成功呼应了美国社会中愈演愈烈的两极化趋势。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在这种两极化的时刻，目前的美国社会缺乏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机制，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真诚努力。
对于在贫困、高失业和高犯罪中挣扎的许多黑人来说，几十年来形成的所谓“政治正确”不仅没能真正帮到他们，反而用一套伪善的言辞遮蔽了问题，进而使之更加不可能得到解决。
如今的美国，公众人物谈及种族事物时都极端小心翼翼，如果一个白人公开讨论黑人社区的高犯罪率，黑人家庭的教育问题，即使是同情的立场，也难免便被扣上一顶“种族歧视”的帽子；而且黑人所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不仅白人说不得，黑人内部讨论起来也有风险。CNN主持人唐·莱蒙在他的节目中呼吁黑人族群应该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反省，结果也招致猛烈批评，尽管莱蒙本人就是一名黑人。
每当发生事关种族问题的公共事件后，一些政客为了争取选票，在情况尚不明朗时便不负责任地高喊“政治正确”的口号；一些媒体为了收视率，也刻意炒作夸大案件中的种族元素；连历来将“学术自由”视为生命的大学和学术界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宽容，在左翼人士掌控的许多校园，许多与种族差别有关的学术研究和讨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难以进行……
2015年初，在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的推动下，星巴克推出了一款上面印有“种族团结”(Race Together)的杯子。这项活动意在激起关于种族关系的对话，但却出人意料地招致了强烈批评。舒尔茨在布鲁克林长大，青少年时代过着贫穷的生活，靠着自己的努力打造了享誉全球的星巴克品牌。鉴于间年来美国种族关系的日趋紧张，他资助了全美许多城市举办过相关论坛和活动，鼓励人们更多地讨论种族关系问题。但星巴克咖啡杯的遭遇再次揭示了当今美国的最大怪状：种族话题碰都碰不得。
实际上，就拿弗格森危机来说。在案件尚未调查清楚之前，许多美国人早就有了成见。一派认为，被击毙的黑人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另一派认为，这名警察是英雄，却将被献祭于政治正确的祭坛。
政治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影响和强化的关系。一方面，华盛顿政客们的毫不妥协是民意两级分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华盛顿的政治撕裂又加剧了民意的两极分化。
造成目前美国种族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要有效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真正改善种族关系，需要客观地分析这些复杂的原因，这首先就需要有自由的、充分的讨论。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利益和政治观念压倒了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深入研究。当不同的人群都怀着某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去面对种族问题时，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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