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察】王小石|解读文革进程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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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文革进程的内在逻辑

王小石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存在一个悖论：如果穷人造反成了皇帝、官僚、大老爷，那立马就背叛了自己打天下时提出的平等口号，成为新的权贵欺压他人，进而成为再次革命的对象，陷入一个旧政循环的怪圈。毛泽东在1947年信心满满地答复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自1953年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后，他就把如何落实这条“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道路作为首要问题来思考研究。而建国后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以及苏联官僚系统全面否定斯大林背叛社会主义的修正倾向，加剧了毛泽东对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会在中国复辟的忧虑。

毛泽东从1956年起曾用十年时间想温和有序地教育干部们以平等地位为人民服务，比如缩小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以及要求高级干部下基层与工农群众共同劳动，但多数党政高级干部却对毛泽东这种考虑并不理解甚至公开抗拒。1964年刘少奇把四清运动运作成省委上万人工作队批斗基层干部、社员，体现出来的官僚等级统治作风与为人民服务宗旨背道而驰，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也正是在1964年，北京副市长吴晗把1959年写的《海瑞骂皇上》改编为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巡演，似影射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万言书被打倒之事件。姚文元撰写的针锋相对批判文章得到毛泽东认可，却被北京市委与中宣部禁止在北京各报刊发表，毛泽东对北京市委与宣传部意见较大。随后，彭真称毛泽东已认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彭真主导的二月提纲持严厉批评态度），使二月提纲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投票通过，意在袒护吴晗写作品《海瑞罢官》仅是学术研究，并非影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不公正地对待彭德怀。而在庐山会议毛泽东是为了维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线领导集体的权威才最终同意批判彭德怀，正是刘少奇主导明确定性彭德怀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且扣了里通外国罪名，尽管彭德怀当时跟赫鲁晓夫会谈未向中央汇报理亏。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道出原委：“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二月提纲”成为导火索彻底地激怒了毛泽东，不仅令他觉得遭到了愚弄，更让他最终确认在中央内部出了修正主义，再置之不理党就真可能会褪变为欺压人民的资产阶级官僚组织。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撤消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通知批判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负责，决定解散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文化大革命正式启动。 

《五·一六通知》提出“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最初被发动起来的，是北大、清华等北京高校以及各中学。1966年6月1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清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便派了上万人的工作组进驻北京的高校和中学维持秩序，通过高干子弟了解工作组进展，并沿用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策略以及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严格的等级秩序、工作组绝对权威、给群众分类排队人人过关。短短五十天，工作组在北京二十多所大专院校抓了上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抵触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的年轻学生。身处武汉的毛泽东对于这种工作组压迫群众运动的方法大发光火，他说：“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里面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初的十一中全会上终于痛下决心解除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一线领导实权，并批准了5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 

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撤出，党委也没有恢复，由师生们自行选举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开始学校自治，参考于巴黎公社的组织形式。但群众运动并没有朝着毛泽东期望的“人民监督政府”方向发展，红卫兵们对国家政策问题兴趣不大，反而热衷于破四旧打砸抢、暴力整人和派性武斗。这固然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组织约束能力有限以及存在夺权私心的原因，高干、军队子弟出身的保守派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平民家庭出身的造反派之间的诉求冲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党政官员系统已无法信任，而中央文革领导领导的群众组织尚无法承担社会管理责任，1967年初，毛泽东决定让第三支力量军队系统在各地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工农业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队不乱并接受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便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底气。此后，毛泽东便通过维持这三个组织系统的平衡来掌控国家的局势，既要抓革命，也得促生产，既要监督批评党政官员，也不能纵容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哪个组织系统要打破这种平衡试图独掌大权，都会遭到毛泽东的压制。“二月逆流”中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对文革领导小组做法有抵触表现，被林彪、江青批判打倒，但当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指使清华蒯大富等把批斗对象指向周恩来试图夺取党政大权时，毛泽东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判断，同时遣散了热衷夺权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城市中数百万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力量随之被削弱。

此后，担任国防部长以及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军队系统掌控国家治理实权后开始野心膨胀，甚至制定武装暗杀夺权计划，在行动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强行登上三叉戟飞机仓促出逃，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汪东兴的紧急汇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否定了击落计划。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据未登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分析，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因为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但机翼油箱还有一些油，在迫降过程中擦中地面发生爆炸。 

林彪叛逃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常大，毛泽东大病一场，也衰老了许多。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为了在文革争斗中夺取权力，他一手提拔起来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也会背叛谋害他，甚至叛逃外国。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逐渐回归工作岗位，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自此也进入了降温休整期。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之后，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 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1975年初，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已是有意把比自己小11岁的邓小平培养成接班人。当时周恩来总理病情危重，毛泽东指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各项工作，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因此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深感大权旁落，便对邓小平发起了攻击，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安排毛远新多次召集会议批评帮助邓小平，但邓小平坚持不肯当众表态文革成绩是主要的，也就是不公开承诺永不翻案。毛泽东便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打倒，并破格提拔华国锋在1976年初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其考虑是让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不会否定文革。 

纵观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毛泽东担心历史周期律成为现实、中共在官僚主义失控后变质背弃人民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因此他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但是由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权威与能力有限，自始至终没有制定出可行的群众运动指导性纲领，再加上当时的物质条件下群众的政治热情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从发展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十年文革并不能称为成功，运动、夺权、派性武斗连续不断，就连毛泽东自己也遗憾地称“文革的错误在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动荡的社会状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业建设，更不断错过推进以发展轻工业消费品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时机。

 但也不能说十年文革是彻底失败的，这也不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态度。因为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大辩论形式宣扬面对官僚主义欺压人民“造反有理”，把中国历史积淀的封建等级思想彻底从人民的头脑中洗涤出去，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人民对平等的诉求甚至比西方很多国家还要强烈。而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深刻感受到了底层的艰辛，他们中部分人在日后进入政府工作岗位后仍保有对劳动人民伟大力量的敬畏与关怀。 

始终秉持官僚系统治国的强大苏联因为脱离人民而在1991年底土崩瓦解，而中国虽然也面临相似动荡危机却及时调整施政满足人民诉求而得以平稳渡过，不能说完全没有文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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