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察】开国中将莫文骅：是被谁撤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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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骅将军是百色起义红7军出身的将领，照理1980年以后应该很吃香，但事实上没有，原因其实很简单，与他的1961年写的回忆录有关。
据余汝信的《接近真相——代出版说明》《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录）一书记载：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都极艳慕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1961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7军》及1964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7军简史》，均提及红7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7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
这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不过事实上也让人想到临阵脱逃），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
1965年3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消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为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栻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小平到上海一事，自然只字不提了，而1965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他却又写道——1966年8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消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页676-678）。
稍微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1966年8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严厉批评。
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可怜林彪，又做了一次脏水桶。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大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写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延伸阅读】莫文骅将军的一段经历
余汝信
题图为罗荣桓与莫文骅
1964年7月，解放军政治学院根据军委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9月18日，贺龙、徐向前、罗瑞卿等军委领导到学院接见学员，在接见前，他们和院长莫文骅中将谈了话，对政治学院和莫文骅本人提出了批评，实际上为整风运动定了调子，在学院内引起极大震动。
1965年2月9日，派驻政治学院的总部工作组，向军委呈送了《关于莫文骅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提出撤销莫文骅职务的建议。3月13日，军委批准撤销莫文骅的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5月7日，军委指定总部工作组成员、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为政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孔石泉为第二书记。5月26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任命蔡顺礼为政治学院院长，孔石泉为政治委员，宋维栻为副院长，免去邓逸凡的副院长职务。
宋维栻晚年回忆道：“1965年4月，政治学院教育长李丙令到首都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院。刚到职的蔡顺礼当院长，孔石泉当政委，我当副院长，就三个院领导。政治学院最早是罗荣桓任院长，萧华任副院长。后来院长是莫文骅，领导班子按大区配置。1964年院校整风，莫文骅有错误被免了，副院长邓逸凡也被免了。莫文骅的主要错误我不太清楚，一般说是“右倾”，说他不尊重领导。他写回忆录，说DXP在最紧张的时候脱离部队，就是逃跑的意思。蔡顺礼是总政保卫部长，参加整顿院校，是政治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孙毅是副组长。为什么派我到政治学院，搞不清，我根本不知道院校整风的情况。”
莫文骅的免职，与院校整风有关，更与“对总书记D造谣诽谤”有关。
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莫文骅挨整的过程。其中一份材料称：
一九四五年，中央七大召开之前，为了总结经验，中央委托朱德，陈毅召集原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会上，同志们提出D逃跑的问题，由莫文骅同志整理成“红军七军简史”送交中央参考，莫文骅同志忠实地记载了历史和同志们的意见，写下这么一段：“而邓斌（DXP）、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在20年后，居然成了D伙同罗瑞卿、贺龙等反党份子迫害莫文骅同志，整垮他所领导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全国第一个用毛主席著作为教材的学院，1964年前这样的学院只有一个。毛主席曾经在1963年12月16日亲自指示：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林副主席说：政治学院成立以来是有成绩的，学毛著学的最早，这是对的，这是由于罗元帅（罗荣桓同志）领导和上级指示的，莫文骅照办了，是好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好学校。
事后莫文骅同志找蔡顺礼谈。莫文骅同志说：“从我整个历史来看，没有犯过大错误，我一直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说我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不是事实。”蔡说：“你有你的理解，元帅，总长，我们有我们的理解。”
由此可见，把莫文骅同志打成“反党”，就是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不替贪生怕死的胆小鬼D文过饰非，就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这样的好同志千方百计地陷害，贺龙、罗瑞卿亲自到政治学院开展对莫文骅同志的斗争，撤了他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D一伙反党份子结党营私，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篡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还有一份材料，在莫文骅的问题上指责了罗瑞卿及贺龙：
工作组一进院就大量搜罗政治学院的“阴暗面”，审阅各种资料，工作组的后台贺龙、罗瑞卿迫不及待地在9月18日亲自跑到政治学院点邪火，工作组紧跟贺、罗。9月22日作了全院“整风”动员，事隔一日，连莫文骅同志检讨都未让作，贺龙就指示工作组：“莫文骅检讨不好就要考虑谁挂帅的问题”，准备马上就把莫文骅同志一脚踢开，9月26日工作组常务副组长蔡顺礼便毫不隐晦地宣称：“我们这次整风是根据贺帅、徐帅、罗总长的指示，后来张副总长（张宗逊）、徐副主任（徐立清）亲自布置，现在看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盘算着，原来直接负责抓政治学院的罗荣桓同志已经逝世了，这一次贺、徐、罗一压，莫文骅倒台无疑了。
贺、罗工作组通过一系列幕前幕后的活动，把莫文骅的材料整出来了。请看其中的“反党”主要罪状：①反刘少奇：莫文骅不完全同意刘少奇所谓“干革命就如同开飞机到莫斯科，总是时左时右才能到达”的谬论，认为人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了，在政治上就不会犯大错误，②反D：莫文骅1945年根据红七军整风时同志们发言整理出一本《红七军简史》，上面实事求是地写上了“邓斌（DXP）、邓岗、陈豪人（陈后来脱党）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D脱队当逃兵，周总理也说过是错误的。③反彭真：1964年莫文骅说：“彭真在东北时期搞得乱七八糟，可以说是路线错误，不是林总出来纠正，东北站不住脚。”④反贺龙：1962年莫文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尚荣等写的一本回忆录吹捧贺龙不满，说：“这三位老兄怎么能这样写：那时他（贺）知道个啥？关于错误路线问题，除了毛主席明白以外，别人怎么能知道！”
这几个罪状就是“损害中央领导同志威信”的反党罪状。这些罪状首先在工作组内部就没有通过，1964年11月24日工作组讨论莫文骅同志错误性质，到会有组员24人，有6人认为反党性质，3人态度不明确，15人认为莫不是反党性质。可是罗贺之流不顾广大工作组员和广大群众的反对，在1965年2月19日罗主持召开的讨论莫的性质的军委办公室会议上，专断下了结论，定莫为反党性质，并宣布撤消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
以上两份材料，描述了莫文骅事件的大致轮廓，并清楚表明，莫文骅撤职事件的直接操刀者是贺龙、罗瑞卿。1965年6月17日，总政治部以绝密文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了“莫文骅同志所犯错误的问题”。
莫文骅有关红七军的历史回忆，其实有“内部版”和“公开版”之区别。延安时期整理内部存档的《红七军简史》，外间难以寻觅。而1960年代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有“诽谤”嫌疑的一句话是：“军长张云逸同志在前线观察地形（政治委员D同志，在红七军诞生后不久，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指挥队伍作战。”
因为这么一句表面看来并无大的不妥的表述，总政治部文化部于1966年4月8日专门发文通知，要求在军内停止借阅《回忆红七军》一书。如此看来，红七军时期这一经历，确实是D的一块心病。
莫文骅惹祸的《回忆红七军》
1968年6—7月间，D在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专门检讨了他所谓的 “严重的政治错误”：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3日，D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为此检讨：“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莫文骅回忆说：
1966年7月，组织上分配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虽是降级使用，但让人从中也看出些变化，先前决定说得那么重，怎么又让去紧张的前线军区任职呢？
8月初我去福州军区报到，8月下旬便赶回北京，准备搬家到福州。当我整理好行李准备启程时，我打电话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辞行。叶帅说：“暂不要走，等一等再说”。
过了几天，叶剑英同志又来电话告诉我：“你的问题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也来电话说我的问题将很快得到平反，平反后的工作将有所变动。不久，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政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我的处分决定，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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