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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眼观察】郭松民 | 《血战湘江》:良心之作为什么失败?

2018-02-12 郭松民 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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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血战湘江》可谓主旋律文艺中的良心之作。

之所以强调《血战湘江》是主旋律文艺的良心之作,是因为近年来颇有一些主旋律作品是不讲良心的——主创人员对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中国革命毫无敬畏之心,反而热衷于按照新右派公知的论调,重新叙述和解释——本质上是割裂和抹黑——革命历史,为已有定论的负面人物化妆翻案。

《血战湘江》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感受到主创人员对历史的尊重。

实际上,选择湘江战役——这场中国革命中牺牲最为惨烈的战役——作为向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影片的创作素材,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严厉拷问:

烈士们已经牺牲80多年了,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

或者换一个更准确的问题:他们的理想被背叛了吗?

每一个后死者,尤其是那些占尽优势,掌控各种资源的精英,都应当看着烈士的眼睛,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


    二

当然问题也还有另一面。

近十几年来,强调革命的惨烈与牺牲,俨然成了一个新的叙事潮流和叙事风格。

这与毛泽东时代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在表现革命的艰辛与牺牲的同时,通常带有明朗、自信的风格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明显不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主旋律文艺,一个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要通过文艺的感染力、影响力,增进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

这种政治认同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历史认同来实现,而现实状况则是历史认同的前提。

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当年激励了无数人投身革命的“革命目标”相去甚远。

正是由于“相去甚远”,使得主旋律文艺在叙述革命历史时,无法继续用“目标”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彷惶、困惑与束手无策之后,主旋律文艺终于找到了叙述革命历史的切入点——用悲情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

坦率地说,这其中的逻辑,和国军不能用胜利来论证自己在抗战中的作用,而只能用伤亡来论证自己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一样的。

这个困境,是主旋律文艺的结构性困境,在现实的社会状况(比如贫富差距)发生根本性改善之前,很难被克服。


    三

肯定《血战湘江》是主旋律文艺的良心之作,并不是说它没有问题。

问题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

直截了当地说:作为一部文化产品或者文化消费品的电影,《血战湘江》是比较失败的。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左右。

当地老百姓在血战之后有这样一个说法:“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如此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拍出同样扣人心弦的效果。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影片的基调就不对。

也许是为了营造“军情十万火急”的气氛,影片从头至尾,所有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火急火燎——走路匆匆忙忙、讲话匆匆忙忙、打仗也匆匆忙忙。

由于没有把握好尺度,这种“匆忙”给观众的感觉却是另外两个字:“仓皇”。

甚至连一向沉稳,以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闻名的毛泽东主席,在影片中也很“仓皇”。

其实在长征初期,真正的基调是沉郁。

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把持的中央的领导已经产生严重的怀疑,但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情绪是忧郁的、痛苦的、气氛是沉闷的、茫然的。

一个老红军回忆,部队跨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时,已是晚上。夜幕下,600多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毛泽东的心情也是沉郁的。

聂荣臻元帅回忆,长征出发前他曾经和军团长林彪一起找毛主席,想问个究竟。而毛主席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状况下,毛主席只能无语。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

再一个,人物性格高度雷同。

敌我双方所有的人,从最高统帅到高级将领,从性格到角度,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急躁易怒,动辄大吼大叫。

性格高度雷同,人物就脸谱化了,角色也就缺乏摄人心魄的感染力。

就敌方阵营三个主要角色而言,蒋介石刚愎,白崇禧“智慧”,何键阴狠,很遗憾,影片没有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出来。

红军方面也同样如此。

林彪一出场就破口大骂李德——但这真的是那位少年老成,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吗?

当然,林彪是极出色的军人,有很强的个性,但当着下级和战士们的面,破口大骂自己的上级,还真不是林总的性格。

导演让毛主席当面拍着桌子怒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这就更是瞎扯了,因为谁都知道这句名言出自彭大将军之口。

彭德怀这样骂,大家都会觉得精彩、痛快、解气,但毛主席不会这样骂,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不会如此感情用事。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也有他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

这样的刻画和人们心目中的毛主席相去甚远。

长征途中,毛主席在政治上从被动到主动,靠的并非和李德、博古等当面对抗,而是主要靠两个因素:

一方面,耐心等待,让事实教育大部分人觉醒。毛主席做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因势利导,从不在客观条件不成熟时去强扭那个不甜的“瓜”;

另一方面,毛主席也不会一味消极等待,而是通过大量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比如做张闻天、王稼祥的工作,主动为解决路线问题创造条件。

如果毛主席真的动辄对李德、博古吹胡子瞪眼,和他们在行军队伍中大声争吵,那遵义会议还能不能开,开成什么结果,就都很难说了。

另外,战斗场面也极度雷同,没有推进的层次感。

观众能看到的就是双方士兵密密麻麻聚在一起,端着机枪,怒目圆睁,高声吼叫,相互猛烈开火。桂军和湘军的区别在哪里?一军团和三军团的不同风格在哪里?完全看不出来。


    四

影片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表现出路线转折的必然性。

实际上,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李德、博古的领导就开始受到各级指挥员的怀疑,他们当然会凭着党性和对革命的忠诚继续浴血奋战,但也不可能像影片表现的那样保持如此亢奋的精神状态。

被迫长征,客观上意味着王明路线已经失败,高级领导人其实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对共产国际仍有迷信,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罢了。

李德、博古也是方寸已乱,博古甚至一度想要自杀,不可能像影片当中表现的那样仍然自信满满、咄咄逼人。


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加速了历史转折了进程,但即便没有湘江战役,李德、博古也搞不下去。

王明路线的基础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本质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则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所以其最终破产也是必然的。

影片没有把这种必然性表现出来,这是影片给人苍白感的根本原因。


    五

指出一个小的,但绝不是不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红军指战员都以“兄弟们”相称。

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更重要的,让红军指战员们之间如此相互称呼,想追求一种什么效果呢?

《亮剑》、《集结号》一类影视剧中的八路军、解放军都是以“弟兄们”相互称呼的,因为冯小刚们要改写人民军队的历史,重新解释人民军队的勇敢精神,把解放军表现成“国军”。



但《血战湘江》不是这样的,主创人员明显是想增进公众对革命的认同,为什么也一定要用这种国军化的称呼呢?

答案也许是简单的:这是失去自信后的媚俗,是想通过取悦于那些低级趣味的观众来获得认同。


    六

不能说《血战湘江》主创人员的努力不真诚,但这种努力令人惋惜地失败了。

《血战湘江》的出现,在今天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我们看到进步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前述种种问题。

我们不能不痛苦的认识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病态“防左”的政治原因,红色文艺传统已经中断了太长时间。

由于缺乏经验与传承,由于对革命历史的隔膜与陌生,编剧、导演只能依赖“大场面”,依赖血腥、残酷的场面来表现“革命”,演员则只能依靠怒目圆睁、大喊大叫来表演“红军”。


这无济于事,感动不了人。

这种失败,和湘江战役的失败一样惨烈,暗伤更重。

如何才能接续、恢复红色文艺的传统?

从观众和“有关方面”来讲,应该满腔热诚地支持《血战湘江》这样的良心之作。

无论如何,《血战湘江》是一个突破,突破就需要鼓励。

从主创人员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捷径是没有的,只能努力做一个“革命人”。

如鲁迅先生所言,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喷泉里喷出的都是水。

希望《血战湘江》如湘江战役一样,从此开辟通向转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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