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观察】曹征路 | 王明的第二次搅局——重访革命史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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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王明的第二次搅局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三十一）
曹征路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和兰州，途中逗留几天后，29日到达延安。
当时在机场举行了一个小型欢迎仪式，毛泽东充满热情地致欢迎词：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同机抵达的还有陈云、康生、曾山等人，久别重逢，大家都很开心。
但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阴阳怪气：
“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些反客为主的味道，在场的人谁也没听懂，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确实反映出王明复杂纷乱的心境。
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刺激了苏联，暂时忘却了“中东路事件”的不快，苏联认为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发动对苏联的战争。
1937年“7·7事变”，17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黼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会谈，蒋廷黼是想探究苏方是否愿意与国民政府签署一个“互助条约”，目的是从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和经济支持。而斯大林那时最需要的，恰是与国民政府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目的是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保障苏联远东安全。
“7·7事变”之前，苏美曾磋商建立环太平洋共同防御体系。美国的想法是，防御体系以英美为主导、日本重点参与，苏联可参与的仅限海军，苏联方面自然不能同意。斯大林希望支持中国抗日，牵制日本，使苏联影响力在英美环太平洋防御体系中得以增加。
苏联与中国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还有经济利益考虑，体现了苏联意欲夺回在中东铁路上失去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的矛盾日益增多，战争的危险在增加，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危险。
为此，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太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又是斯大林最为顾忌的。
为避免这种局面，斯大林需要一个“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还特意会见王明，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国共产党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也还提醒王明说：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这些，都反映出当时苏共对中共的矛盾心态，自然也会影响到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谈语气咄咄逼人。
一些与会者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说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以往的政治路线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代表着“国际”，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解释，但还是明显地被孤立了。遵义会议以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格局再次受到挑战，这就是著名的党内政治风向再次逆转的“十二月会议”。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唯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
当然，毛泽东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毛泽东对王明的一些观点虽然持不同意见，但由于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只能作“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一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张的回忆有许多情绪化的地方，但对王明的这个记载，还是符合其自身逻辑的。
从天而降的王明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来到延安的。他不只是有中共领导人的身份，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年在延安学习生活过的人大都对王明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来时很愿意出头露面，曾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他身高不过一米五，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袁溥之回忆说：“当时，王明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经常口若悬河、哗众取宠作报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当时，鲁迅艺术学院就常有一些学生，从桥儿沟跑很远的路到女大去听王明的报告，听完报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个别人甚至还叫出王明万岁来。”
王明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讲话。
他作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
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说：“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
王明这种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话，却感觉如坠云里雾里，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所以开展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经常当作笑话来举例，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后来出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删去了这些话。
当然，王明的错误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而是苏区的悲剧有可能重演，中共付出了十年流血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有可能再次付之东流。
所以毛泽东那段时间压抑得很，除了去抗大讲课，基本上都窝在自己的窑洞里。他在延安城里的房子，因为贺子珍的出走，也很久没回去了。1938年1月，他曾自嘲道：“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后来又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由于“十二月会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唱各调相互矛盾，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也不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回去不好传达。
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王明、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在汉口（1938年）
此后不久，王明到了武汉，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由于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共中央并没有形成决议，王明便自己撰文，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跌眼镜。
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
可王明根本没有理睬这一规定，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是书记，可以天马行空。
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央同意，再次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为了补救，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在收到电文后，仍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
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
这种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公开分庭抗礼的做法，连当教员的李德都一清二楚，他回忆说：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
“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1951年，王明在办公室写作。
王明回国后的搅局时间不长，影响却不小。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当然不是王明的雄辩，也不是缺少知识缺少经验教训，而是党内高层缺乏道路自信，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那种依附于强势集团的心理根深蒂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曾经一度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反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了困境。可是一旦形势好转，人们又懒得思考了，说白了就是共产党还没有长大，吃的苦头还不够多。
可是这些话又不方便挑明了说，今天我们常说的左倾路线右倾路线，其实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不便明说的尴尬在于，明明知道这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中共自身的发展需要，还非要硬着头皮去贯彻。
如果说，1934年的中央苏区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事务，是自身弱小的中共必须面对的现实。可是到了1938年已经教训惨痛的中共还不能识别教条主义，党内很多人又跟着王明走了，这是何等深刻的悲哀。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在莫斯科，任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误解成见。
王稼祥回国后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可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中共中央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才在公开场合表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再兴风作浪。
这些事实都说明，现代性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次反复，甚至再来一次痛楚记忆全党才能惊醒。好在那时抗日的大局仍在，毛泽东在党内影响力正在扩大。
师哲回忆：“毛泽东多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这样不仅帮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从，领了钦令，往中国问题上套。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向斯大林介绍过，解释过，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
所以，师哲在开“七大”期间问毛泽东，王明问题的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
毛泽东说的“自己的事”，就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的党不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思考抗日斗争大局，却去操心“国际”的事，在苏联重视自身利益的背景下，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走上右倾投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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