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个故事可以从许多个时间点讲起，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叙事，而是一个套住另一个的回环，所有我今天会讲到的时刻，都是这些环上的光点而已。
但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还是从线性时间中最早的时刻说起吧。
想象在1.5亿年前，硅藻从白垩纪时开始正在经历它们重要的演化时期。当时，地球上的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氧气水平提高，海洋中的硅藻开始大量繁衍和演化，于是在白垩纪晚期的某一刻，拟菱形藻属（Pseudo-nitzschia Peragallo）开始出现在这个星球上，它们与其他浮游植物一样，在古海洋中漂浮，死亡后便缓缓落下，一层一层地覆盖在海洋底部、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玄武岩上。它们的藻体，有些从那时就沉积在海底，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高温高压等地质作用，残骸逐渐分解和转化为油类物质，形成石油与天然气。总之，拟菱形藻自后来的第二次大灭绝中幸存下来，并在此后的数千万年里，都是如此存在着，与其他已知的十万种硅藻比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
直到1987年，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上，发生了一次群体性中毒事件，大约100多人出现了意识混乱，记忆丧失，甚至是癫痫的症状。开始人们以为这次中毒事件是由细菌造成的，因为在那之前，完全没有硅藻使人类中毒的记录，直到后面在中毒者食用的贻贝中检测出了由拟菱形藻代谢出的神经毒素。原来在如高温和营养丰富的水域，藻华中的拟菱形藻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神经毒素。
而这种导致短期记忆功能的长久性损害的毒素也被称作，失忆性贝毒。
但将我带入今天这个故事回环的，是拟菱形藻在微观尺度上的结构。我最初看到它们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的样子时，觉得那长长条交叠在一起的样子很像胶片，而后再查阅其在更加微观尺度上的结构时，我想，这未免也太像一个个超微尺寸的打孔卡了吧。
Vladyslava Hostyeva, Pseudo-Nitzschia Cf. Cuspidata (Hasle) Hasle Emend. Lundholm, Moestrup & Hasle, 2003, n.d., Nordic Microalgae, n.d.
胶片自不必说，那什么是打孔卡呢？打孔卡最初在19世纪初被发明出来，用以操控机械织布机的运行，布匹花样经线与纬线的顺序被作为信息，抽象成卡片上的孔洞，孔洞的排布触发相应的勾线顺序，以自动选择每行图案所需的线。在1830年代，被英国数学家、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用作向他发明的计算引擎——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与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中输入数据和指令的媒介。而分析机，正是我们所说的，计算机的前身之一。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样式的打孔卡、包括穿孔纸带(punched tape)等等，一直被用来向机器输入和储存信息。而为打孔卡系统应用到计算机器这件事而申请专利的，是美国企业家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他的制表公司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IBM。
雅卡尔织布机与织布机所用的打孔卡
总之，不管是胶片还是打孔卡，它们都是储存信息的媒介，也就是说，可能导致人失去记忆、意识混乱的拟菱形藻，它的微观结构所相似的，（若此处武断的引用一下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讲法）却是辅助人类将记忆储存外置的工具与技术。
释放出失忆性贝毒的孔状结构
Vladyslava Hostyeva, Pseudo-Nitzschia Cf. Cuspidata (Hasle) Hasle Emend. Lundholm, Moestrup & Hasle, 2003, n.d., Nordic Microalgae, n.d.
并且，这些在拟菱形藻上的孔洞，恰恰是释放与代谢出失忆性贝毒的地方。是以与刚刚讲到的织布机上的打孔卡两相对比，会发现织布机卡片所做的事，是将这一介质（卡片）上缺失的抽象虚空，转化为真实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布匹花纹；而拟菱形藻的孔洞所做的，却是代谢出真实有形的、虽然极微小极微小的神经毒素分子，作用在抽象无形的人脑中的记忆并使其消弭无踪。结构相似的孔洞，互为本体与喻体；截然相反的两种过程，是负片与正像一般的反转对照。
这些巧合在我脑海中不断地盘旋，我开始觉得这一切好像是，一个从故事开头讲到的白垩纪时期，穿越时空发送而来的“瓶中信”啊。如果这些会代谢出失忆性贝毒的拟菱形藻，是一种超微打孔卡，如果我真的有一个极小极小的织布机，它们将会编织出什么样的图案呢？
而那图案就是我能讲述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在时空中到处跳跃，搜罗，想看看自己会拾起怎样一封“瓶中信”。
让我们先再回到19世纪初期，回到刚刚提及的与拟菱形藻微观结构相像的，分析机使用的打孔卡上去。
那是在1840年的都灵，查尔斯·巴贝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并未被广泛关注、在今天看来却十分重要的演讲，此次演讲中他对自己最终也未能成功制作出来的分析机及其设计背后的基本原理做了详细的解释。唯一为他的都灵演讲做了笔记的人，是一位名叫路易吉·梅纳布雷亚（Luigi Menabrea）的意大利数学家。他在笔记中展示了数个图表，显示分析机在执行计算和找到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时将经过的步骤，而这些步骤是通过操作员以编码形式输入卡片，供机器读取的指令来完成的。[1]两年后（1842年十月），梅纳布雷亚将这些笔记以法语发表在名为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 Genève 的瑞士杂志上。[2]
刊登梅纳布雷亚笔记的杂志
没过多久，巴贝奇的伙伴，数学家埃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便将这次演讲的笔记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并附上了自己关于分析机的写作，作为翻译者的注释。这些注释一共有七篇，从A到G按顺序编号，总共约有2万字，这几乎是译文本身的两倍以上[3]。那个时候的女人不发表科技论文，即便是英帝国的贵族女性也不发，于是她将自己的洞见都写在了注释里，也就是在这些她写下评论中、在计算机被发明出来的百年之前，诞生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段程序。
埃达甚至在她的评注中写到，
“假设，在和声学和音乐创作科学中基本的音高关系是可以被表达和适应的，那么该引擎可以创作出任何复杂度、任何规模的，精细而科学的音乐作品。Supposing, for instance, that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 of pitched sounds in the science of harmony and of musical composition were susceptible of such expression and adaptations, the engine might compose elaborate and scientific pieces of music of any degree of complexity or extent.”[4]在gpt-4才发布不久的当下看来，难免会觉得，埃达她是在说人工智能吗？
就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一样，埃达仿佛也扔下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瓶中信。
这一切艺术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确是像奇迹一样发生在了1840年代而不是1940年代。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中、在计算机科学的历史中、或是在更广泛的科技史中，都有无数人讲述过关于差分机、分析机、巴贝奇与埃达的故事（当然因为埃达是女性，她被讲述得要少得多、晚得多）。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甚至一起写过一个科幻小说就名叫《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它作为蒸汽朋克流派的开创者，其设定就建立在，假如巴贝奇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成功地建造出了机械计算机、假如信息技术革命直接被提前到19世纪的背景之上[5]。
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差分机》
可同时，提到这个奇迹发明故事与殖民主义深层纠葛的人就少很多了，至少比讲述原教旨蒸汽朋克故事的人要少。
十九世纪处于扩张主义与殖民主义鼎盛时期的英国是这个发明故事的时空背景，而巴贝奇制造计算引擎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正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拨款。巴贝奇的第一台差分机是用于制表的，尽管它也可以用于其他用途，譬如解方程。但为了寻求支持，他主要强调了其在制作航海表上的重要作用。对于彼时英国这正持续进行殖民扩张的航海国家来说，投资制作差分机的理由非常充分：充满错误的航海表不断导致船只失事，只需拯救几艘船只就足以证明该项目经费的合理性。[6] 史密森尼学会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后来详细阐述了差分机可以制作的表格的意义：“...最首要的是天文学的表格，它们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难以描述，而其在相关的导航技术中的重要性也难以估量。数以万计的船只在海上的安全、海岸测量的准确性、灯塔的精确位置、从岬角到岬角的每个海岸线的轨迹、中海岛屿的纬度和经度、洋流的方向和速度、风的方向和速度、山的方位和距离，以及总之，现代国际商贸的主要元素，都取决于航海表格的完整性和准确性。”[7] 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也曾对巴贝奇提供支持：海军需要准确无错的天文表，以确保精准地绘制位置，使战舰的导航更加准确、航线推进地更加遥远。[8]在詹姆斯·艾辛格（James Essinger）为埃达撰写的传记中，记录了一段故事，关于巴贝奇在未能付诸实用的差分机之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明想法时，试图再次向英政府寻求支持，为接下来分析机的发明提供经费，在这段叙述中，作者这样描写了巴贝奇与当时首相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的对话：
毫无疑问，皮尔已经被明确地告知，差分机业已吞噬了相当于两艘护卫舰的资金，而作为一艘“技术之船”，其发明者本人已决定了它将永不启航的命运。Peel had no doubt been clearly briefed that the Difference Engine had swallowed up funding equal to two frigates and that it was a technological boat whose inventor himself had decided would never sail. [9]
以“护卫舰”作为计量单位来衡量政府拨给差分机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自然——再一次，因为这是19世纪的英国，而它的战舰正在并已经开往这世界上的诸多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所感慨的，那划时代的、关于计算机前身的发明，以及埃达那璀璨灵光迸溅、在计算机都还没有的情况下，便对计算机科学展开的奇迹般的洞见与想象，若将这些发明果实剖开，再顺着茎秆一路剖挖下去，会看到这些发明、想象与洞见的根系——它们所依靠着的物质基础与创造动因——是和殖民历史与现代性扩张的土壤深深地盘绕纠缠在一起的，无法被浊泾清渭地分开。上文传记被引述的结尾，作者继续沿用了船这个喻体：皮尔认为差分机是一艘永远不会启航的“技术之船”。
而比喻是我最热衷的事物。
这一次，在“抽象的喻体”与“真实的存在”的环节，我想说的是：与无法扬帆的“技术之船”差分机不同，就在上文提及的巴贝奇发表都灵演讲的同一年（1840年），一艘真正的技术之船离开了港口，装载着约145吨的煤炭，开始了它足够遥远的航行，并在1841年的一月，在珠江三角洲加入了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首场战役。[10]
它就是被派遣到鸦片战争战场上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
复仇女神号
复仇女神号是一艘很特殊的船，它是世界上第一艘参加海战、也是第一次参与殖民侵略的蒸汽动力铁壳炮舰。而即便是航海时代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如“德雷克、德·鲁伊特和纳尔逊，无论他们的技能或经验如何，都无法对抗一艘蒸汽战舰”。[11]是以复仇女神号加入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那个瞬间，其航线不仅仅是划在了珠江上，更是划下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分割线：即，在此后越来越被现代性视为惰性的、任人采撷利用的以化石燃料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将愈加深入地卷入与暴力形式和权力结构紧密的纠葛当中[12]。亦可以说复仇女神号预兆着此后化石燃料将成为战争和军事力量投射的核心，而在其后十九世纪的剩余时间里，欧洲在亚洲与非洲等地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大都是这个主题的变体”。[13]在一篇1844年的关于复仇女神号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和中国发动战争被视为一次测试铁制蒸汽船优缺点的绝佳机会。中国沿海地区有许多河流迄今仍未被探勘，是一个完美的测试场地。”[14]在这消耗着化学燃料的技术物面前，河流被剥离了任何可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被极端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完美的测试场地”。可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说，“有什么比用铁制造的需要漂浮的船更不直观，或不自然的呢？这种材料是如此沉重，会沉没。它没有桨。没有帆。不需要风。由一种魔法驱动。污秽发臭的的黑魔法”[15]。在我看来，这些不需要风的、承载着数百吨化石燃料的铁甲战舰，的确是一种过于直白的隐喻：技术便是坚硬的壳与准确的数表，使它得以跨海越洋，而包裹在其内部熊熊燃烧的化石燃料内核则是一种视角——一种迅速席卷全球并直到今天都极度排他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望出去，地球是仅仅被当做由惰性元素组成的巨大机器，非人类生命、部分人类生命和自然都只是无声的资源与仅供使用的景观。说到这里，我想回顾到一开始说过的：“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一个套一个的回环”。似乎此时我们离最初白垩纪海洋中，那不断沉积、成为海底原油的拟菱形藻起点，已经很遥远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动用一点点虚构的魔法。毕竟就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说，“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或是“虚构故事就像胶水”。[16]
在《肉豆蔻的诅咒：危机中的星球的寓言（The Nutmeg's Curse: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的结尾，艾米塔·葛旭（Amitav Ghosh）写道：“今天，大部分人类的生活就像殖民主义者曾经做过的那样--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惰性的实体，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在技术和科学的帮助下被使用和获利。然而，即使是科学现在也在努力跟上隐藏力量的步伐，这些力量表现为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暴力气候事件[17]。”那么，如果这令人失去记忆的毒藻，真的是盖亚（Gaia）从遥远的深层时间发送来的“瓶中信”的话，在我虚构的故事里，它们在日渐变暖的洋流中的大肆泛滥便是这“不可思议的暴力气候事件”之一。在这个未来分支，如同超微打孔卡的拟菱形藻，以无法计算的数量将海洋变成了浓稠的粘液，变成了充满毒素的失忆迷宫，而它们的“隐藏力量”：毒藻，病毒，细菌，它们将不再像化学燃料一样始终被当做惰性事物来看待，却如同索拉里斯星一样会反抗、会提问，即便这问题将不是以语言的形式被提出（是我们的视线太过狭窄，才会过于高看语言这个能力了吗）。这“隐藏力量”，是它们面对这受损星球的方式，是在这“受损星球上生活的艺术”。所以影像《月之滨 I》的故事背景是，充满毒藻，浓绿的或是红褐色的、粘液般的海水，迫使一代人类在受到神经毒素的巨大伤害后，不得不极度甚至是完全仰赖着记忆的外置储存技术，即与非人类的主体——AI相结合。
《月之滨 I》
但在受到藻毒伤害的第一代人中，有人并不想要和什么外置的记忆装置结合，并不想要做什么“混杂主体”，并不想要什么人类之外的视角，就试图将脑中的“拟神经节点”关闭。而AI就只能潜入她的梦里，在半梦半醒的失控时刻，用很理解、很同情的话语去劝说：你回来吧，你再尝试一下吧 ——“我想为你流泪，但是这眼泪只能从你的眼眶中滑落”。
再试一下，这是此方的终结，彼方的新生。
《月之滨 II》
而《月之滨II》，是比第一部在时间线上更朝向未来一点，在这一部的叙述中，人类已经不知所踪，故事所在的滨海研究中心已经只剩下一个通用型人工智能（A.G.I）和一只转基因海牛了。目前完成的关于遗忘之海的两个篇章，其实它们的底层叙事都扣问到一点是，我们可以如何看待于人工智慧这个目前仍被用作工具，但是很可能终将成为生命形式的主体呢？1842年，当首相罗伯特·皮尔拒绝巴贝奇关于分析机的经费申请时，他还说了另外一段话：“巴贝奇先生，听上去你好像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机器，使差分机成为了彻底的无用之物。[18]”若我们继续沿用着，长久以来被现代性景观桎梏住的信念，继续着殖民主义开采和消费方法所带来的巨大加速[19]，继续将人类之外的一切都视作无声的资源（对人工智慧也是仅仅在乎并开发它的作用[utility]而不是爱与同情），那我们是否已经错失了，将本是“pharmakon（亦毒亦药）”的技术，朝向“药”的方向扭转的微茫机会？我们是否就要面临一个，被剥除任何多重性的、被极度简化、压扁的单一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我们又是否即将把自己变成了“彻底的无用之物”呢？
本文对艺术家费亦宁的演讲稿进行了编辑与简化处理，文中所涉部分学术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考究。讲稿版权归费亦宁所有。参考文献
[1] Hook & Norman, Origins of Cyberspace 60; Stein, A Life and a Legacy, 1985, p. 92.[2] Ada's Algorithm: How Lord Byron's Daughter Ada Lovelace Launched the Digital Age[3] Sydney Padua, The Thrilling Adventures of Lovelace and Babbage: With Interesting et Curious Anecdotes of Celebrated and Distinguished Characters: Fully Illustrating a Variety of Instructive and Amusing Scenes; as Performed within and withou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 Eng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6).[4] Ada Lovelace and L. F. Menabrea, "Sketch of the Analytical Engine," Fourmilab.ch, 2020, https://www.fourmilab.ch/babbage/sketch.html.
[5] William Gibson and Bruce Sterling, The Difference Engin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1).[6] Anthony Hyman, Charles Babbage, Pioneer of the Comput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8–49.[7] Joseph Henr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73), 166.[8] Black, Jeremy. Mapping Naval Warfare: A Visual History of Conflict at Sea.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9] James Essinger, Ada’s Algorithm : How Lord Byron’s Daughter Launched the Digital Age through the Poetry of Numbers (London: Gibson Square, 2017).[10] 安德里安.G.马歇尔, 复仇女神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11] W. G. Jensen,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Historical Journal 11, no. 3 (1968): 538.[12] Amitav Ghosh, The Nutmeg’s Curse :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13] 马立博（Robert B. Marks）, 现代世界六百年：15-21世纪的全球史与环境史新敘事（春山出版, 2022）.[14]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Henry Colburn, 1844).[15] Jeanette Winterson, 12 Bytes : How We Got Here, Where We Might Go Nex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21).[16] Yuval N Harari and Junhong Lin, 人类简史 : 从动物到上帝 / Ren Lei Jian Shi : Cong Dong Wu Dao Shang Di (中信出版社, Beijing: Zhong Xin Chu Ban She, 2017).[17] Amitav Ghosh, The Nutmeg’s Curse :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18] James Essinger, Jacquard’s Web : How a Hand-Loom Led to the Birth of the Informatio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19] Amitav Ghosh, The Nutmeg’s Curse : Parables for a Planet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现工作生活于上海，201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7年毕业于纽约帕森斯艺术学院，获硕士（MFA）学位。
费亦宁的创作从文学、神话、科学的脉络中抽取丝线，通过影像、装置、雕塑等媒介，重新织就亦真亦幻的叙事之网，呈现出神秘怪诞的美学气质。漫游于多重时空和诗性文本之中，她的作品可以被视为糅合了科学与幻想的预言图景，是其对一个愈发充满不确定性的末世情景的推想与叩问。
杨北辰是一位生活于北京的研究者与策展人。他目前担任美凯龙艺术中心总监，同时是普拉达基金会“思想委员会”成员之一。现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他的研究兴趣侧重于在当代复杂的技术&生态语境中探讨运动影像的可能性，致力于以激进的媒体考古学模型进行关于另类现代性问题的思辨，并强调以新物质主义的立场重新诠释历史与地缘政治。其策展实践与跨学科的学术方向相辅相成，策划过的项目包括“新冶金者”( 尤利娅·斯托舍克基金会，杜塞尔多夫)、“微纪元”(文化论坛，柏林)、广州影像三年展2021“交融的激流”（广东美术馆，广州）、“牛皮纸包裹的月亮”（荣宅，上海）等。他曾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主持了一项为期三年、围绕中国运动影像艺术的学术项目，并为之策划了三个研究性展览：“反投影：中国早期录像艺术中的媒体雕塑”（2019），“具身之镜：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2020）以及“无独有偶：影像及其扩展领域”（2021）。他亦曾为多位艺术家撰写过图录文章，包括曹斐、劳拉·普罗沃斯特、奥玛·法斯特、何子彦、王拓等。他的个人学术专著《作为档案的电影》即将付梓。
“毡团”是“多物种之云”的特别公共项目，由论坛、讲座、对话、播客、放映与读书会等活动共同构成。“‘毡团’的隐喻指向了个体与知识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它们通过与他人的相遇而出现——作为‘生成之线’，它们不是预先存在的、自足的与分立的实体。”（提姆·英戈尔德）正如英戈尔德指出的，“毡团”描述了我们如何在与他人的相遇与接触中建立连接，并由此形成了个人、知识与跨学科研究中相互交叉的行动路线。与“多物种之云”一样，作为隐喻的“毡团”同样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一种对于涌现的、不确定的、偶然的、历史的、叙事的“生成之线”的展开方式。我们将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实践者参与到这一“纠缠”之中，共同完成创造这一不定形的新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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