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二十三）

△ 这是河北民建 2020 年推送的第 350 篇文章 △ 

第十章　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

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

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第三节　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和定息

　　一、清产核资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前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清产核资。清产核资就是对企业的实有财产进行清理估价，核定私股股额，以此作为定息的依据，也便于今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清产估价的做法，与过去单个行业公私合营时期不同。过去是一家一户地由国家派遣工作组会同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清理估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高潮期间，一个地区一次公私合营的户数很多，不仅国家一时派不出这么多的干部，而且拖长时间也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北京市首先采取了由工商业者自己来做的办法，即由工商业者自估、自报，职工清点，同业互评，行业合营工作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做法，使北京市将近4千户私营工业及大部分的私营商业分别在三天与五天之内，基本上完成了资产的清估工作。195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论，肯定并推广了这种做法。

　　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民建积极推动各级组织和成员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工商业者民建成员白天忙完了业务工作，晚上又和职工们一起突击清点财产。部分成员完成了本企业的清估工作后，还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清产核资小组，帮助其他企业完成此项工作。民建各级组织举行了大量的座谈会、典型经验报告会，帮助大家了解国家各项政策。与此同时，各级民建组织及时地向党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困难、意见和合理要求，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参与有关政策的协商制定。民建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纳。如清产核资工作除了仍然采取高潮前实行公私合营时的“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外，共产党和政府又在吸纳民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所谓“宽”就是对财产清理估价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机器、设备、房屋、土地的估价，对于私营时期公积金的处理，对于家、店(厂)不分的企业的生活资料的处理等，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都从宽处理。所谓“了”，就是对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企业原有的债务、呆滞物资和其他财产关系等，能够在公私合营时了结的，都尽量了结。这个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私营时期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财产关系，都能得到适当处理，不留尾巴，使私方人员能够安心接受改造，积极地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私营企业经过全面清估财产，处理好债权债务，最后核定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作为贯彻国家赎买政策、实行定息的依据。至1956年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为24.1864亿元(包括1956年高潮前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其中公私合营工业的私股股额为16.9345亿元，商业、饮食业为5.8639亿元，服务业为0.3632亿元，交通运输业为1.0248亿元。

1954年—1959年民建会员

在省级以上政府任职人员名单

　　二、人事安排

　　清产核资工作完成后，根据政府“包下来”的原则和“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方针，民建协助政府对工商业者进行了人事安排，大批学有所长、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工商业者担任企业的领导工作。

　　各地的做法，一般采取“私提公批，公私协商”的方式进行。民建各级地方组织协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共同协商提名，与企业职工商量，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由政府或有关业务部门批准。在步骤上，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安排的方法，即一般是先安排工商界的上层或中上层分子，后安排一般人物。企业已作了人事安排的，如有不妥之处，予以调整。

　　根据1957年的统计，全国拿定息的71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左右资方代理人，全部安排了工作。据几个大城市的统计，大体是：安排直接参加生产经营的占40％～65％，安排为管理人员的占35％～40％。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西安、青岛、重庆等七大城市已被安排的私方实职人员共计45905人中，担任市一级专业公司经理、副经理的有168人，担任工厂正、副经理、厂长职务的有16482人，占36％左右。

　　对资方实职人员除了安排在企业工作以外，对于私营工商业者中的部分上层分子，由于他们在工商界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国家还安排了他们的政治职务。根据1957年年底的统计，民建和工商联成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有70人，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有65人，担任部长、副部长的有7人，大专院校校长的有2人，副省长的有7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副市长的有4人，正副局长的有24人，省正副厅长的有35人。各地对资方人员进行安排以后，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又兴奋，又愉快，又惭愧”。由于工商业者在安排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1956年8月，宜川县百货零售商店

公私合营定息股票

　　三、定息

　　所谓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其盈亏情况如何，国家对私股股东的股额，一律按照固定的息率发给股息。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时期，已经有少数公私合营企业采用了定息办法。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需要，国家规定对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全面推行定息办法。

　　定息问题是工商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民建多次就这一问题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出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曾一度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年息的总幅度为1～6厘，一般不要使资本家的所得少于他们在合营高潮前的实际所得。后来，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盈余情况相当复杂，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各地在确定息率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困难。中共中央吸收了各方面的建议，本着从简从宽的原则，重新规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5厘；对过去已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他们的息率超过5厘，不予降低，如果息率不到5厘，要提高到5厘。工商界对定息息率的期望原来是“坐三望四”，当政府公布定息5厘时，他们都表示“喜出望外”。有的人说：“过去对定息的看法是：定3厘低，4厘不好讲，5厘不敢想”。有的人说：“规定定息5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期望，定息比公债利息还高，真是‘高价赎买’”。有的人说：“我厂历年盈余分配也没有这么多，便宜占得太大，内心惭愧”。上海的工商业者自发发起建立“工商界生活互助基金”，即在定息中提取10％作为“互助金”，用以解决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项措施以后在许多地方得到了推广。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针对工商业者担心定息能拿多久的思想，向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明确宣布：“定息时间七年为期，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拖一点尾巴。”事实上，1962年定息期满后，政府又两次延长定息，直至1966年9月才停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运用社会主义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得以胜利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邓小平后来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任何一场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变革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主要是：基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造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比较粗糙，在实际工作中遗留了一些问题；改造的面过宽，不分地区、行业和企业大小，一律改造，尤其是把相当一部分独立经营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带进了公私合营，长期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在经济改组中盲目合并造成生产力结构的失衡和消费者生活的不便；对于一些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充分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经济的发展。

1950年10月，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会场

第四节　开展人民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建组织及其成员积极参加了人民外交活动。

　　1950年10月，盛丕华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2年4月，盛丕华、吴蕴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1952年12月，李烛尘、刘靖基参加了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4年6月，李烛尘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缓和局势国际会议。1956年11月，胡子昂、乐松生、郭棣活参加了以彭真为团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

　　1957年6月，民建中央常委会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邀请，推派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建中央委员唐巽泽、民建天津市委会副秘书长唐宝心组成民建代表团，参加了7月5～8日在魏玛举行的自由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我国民主党派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兄弟国家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受到热烈欢迎。胡厥文在致祝词时，赞颂德国自由民主党在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统一、民主以及建设中所作的贡献，介绍了民建在中共领导下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胡厥文还在广播电台播讲，介绍中国的大好形势，盛赞中德人民的友谊。胡厥文一行的访问，增进了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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