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杆锤” | 豫记
肖金 | 文
很久以前，看到别人写自己父亲的文章，就想写写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太平凡了，平凡的没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业绩”，看到别人写父亲的文章、很感人，也很煸情，于是几次三番只得把写父亲的念头放下。
提起父亲，心中有无数的尴尬。儿时铬记在心底的耻辱，无一不是与父亲有关。因为父亲是个一残疾人——一只手，那个时代，父亲被划为富农，这如同“坏分子”一样的代名词，让我们一家一直在屈辱中生活。父亲在别人眼中也变得没有什么尊严，父亲的名字被“一杆锤”绰号所替代，这污辱人格的绰号伴随着我儿时的许多时光，为此没有少和人打架，大多起因是别人叫父亲的绰号引起的。加之八九个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幺，我记事起父亲基本上很少再干较重的活了，心目中哥哥们就如同父辈，与父亲的感情远没有与哥哥姐姐们亲密。中学毕业后便跨入军营，写给家中的信件都是直接寄给哥哥姐姐们。对父亲的问候大多都是一笔带过。
记得父亲第一次出事是2004年，那年他已经84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时常不服输地干一些让家人担心的事，当时收割麦子，邻家的堂哥在外打工，被堂嫂请去帮助搭麦垛，不想越搭越高，一时堂嫂又找不来梯子，无奈父亲撑着10多米的竹杆往下滑，一不小心从麦垛上倒栽了下来，被麦茬扎得满脸是血。毕竟岁月不绕人，所幸无大碍，父亲只是打了几瓶点滴便没有什么事了。
在军营想起父亲，还是在新兵连时的一次家信中，一次姐姐来信说，父亲与她们提起我，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压抑许久的思乡思亲之情瞬间暴发，捧着信我躲在营区外痛哭了起来。让我想不通的是，在家中父亲时常说，你们走的越远越好，我才不想你们呢？父亲虽然残疾了一只手，可是很能干，从打场、割麦子、除草、种地，甚至缝衣做饭，那一样都难不了他，我百思不解父亲一只手如何学会这些的。
真正认识父亲，还是父亲去世后的当年，春节带着妻儿去一位老叔家中，他与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曾被誉为“坏分子”，文革时常受到批斗和打骂。他说，我父亲从来都是乐观的、虽然那时一只手，成份又不好，但很能干。有时表现出来的毅力，是许多人做不到的。
接着讲起一件关于父亲的往事。一次，生产队分配工分，外号叫“半只头”的队长对父亲说，你只能分半个大人的，原因很简单一只手只能干别人一半的活，气愤的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办法，只是提出别人两只手能干的，他就一定能干。于是队长就出了一道难题，指着一对大水桶对大伙说，如果“一杆锤”能把两只空桶从井中打满水上来就算“全工”，当然打上来的水和别人搭上来的水差不多。就这样父亲一只手从20多米的井下打起水来，打水时父亲先用右脚踩住绳子头，一只手拉起绳子，一点点向上拉，拉起一节，就踩在脚下，就这样反复拉着，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在平常人两只手都艰难干完的活，父亲硬是用一只手把两桶水打的满满的。父亲最终赢得了应得的工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手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红的裂纹，回家后连筷子都拿不稳。
父亲虽然身体很好，但毕竟岁月不绕人。有一年，从电话中得知他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腿脚都肿了，我便放下工作，带着妻儿赶向千里之外的老家，父亲的脚已经消肿，但走路却不那么灵便。在我们离开时父亲拖着并不灵便的腿坚持送到村外一里多的刁河（河南南部的一条小河名）大堤上，途中我和妻子几次劝他回去，他始终不肯。
其实父亲犟强的性格10年前我已经领教过。那是1999年底，他得知我妻子为他生下一个8斤多重的小孙子，高兴地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到县城的医院非要给小孙子送上10元钱不可。父亲还准备了一大把角票的“铬子”，我不得其解。当天我准备打的带妻子乡下的家中休养，他老人家非让我用人力车把妻儿拉回去，他说这样母子最平安，还说他已经换好了零钱，每过一个桥梁或河沟就扔掉一个角票的“铬子”（豫南老家的习俗），这样小孙子就不会有灾生病。
当时，我已经叫来出租车，他坚持自己的老规矩，虽然我知道这是迷信的产物，为了让父亲高兴，只能按他说的做了。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用人力车拉起妻儿从老家的县城向十几里外的家中赶去，至今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可妻子却记忆犹新。闲聊时经常晕车的她自豪的说，那是她一生乘的最稳、最舒服、感到最安全的一次车。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了，又一年清明时节，做为儿子无以报答，写下这几段文字表示对父亲的哀思。
编辑：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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