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郑州何时能不把文物当包袱？ | 豫记
豫记 韩青 | 文
郑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专属于土豪的城市。大型商场傲然挺立，人流涌动，街头巷尾却寻不到一个书报亭；郑东新区房价高昂，寸土寸金，数十个城中村却在一夜之间化为废墟；全省的土豪都往这里汇聚，每到午夜，二七塔还会奏响东方红的乐曲，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敬意。
和左邻右舍相比，郑州既没有开封的闲适，也没有洛阳的傲娇，虽然坐拥三千年的历史，但只在弹指一挥间，这些厚重就被抹得一干二净，这个所谓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似乎更喜欢用不断竖立的大楼证明自己的雄起，用遍布街巷的标语彰显自己的决绝。即便是耗巨资复建的商城墙，也带着几分土豪气。
土豪，只能是这副模样吗？土豪，其实可以有另一种。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郑州市共计登录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0315处，这大概占河南省的六分之一，占全国的七十六分之一，就全国来说，即便不是首屈一指，至少也排在前列。
这些不可移动文物，是承载民族核心记忆的主要载体，隐藏着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密码，也是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家底。土豪，其实也可以指市民和政府以这些文物、以这些“土特产”为豪。
遗憾的是，珍视文物、敬畏文化的郑州土豪还太少，而把这些文物当发展绊脚石、想一脚踢飞的郑州土豪则太多，他们踢起来那是斩钉截铁、雷厉风行、多管齐下、排除万难……踩踏一通后，还会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这也被外界称为“郑州速度”。
近日引爆网络的马固拆迁即是其中一例。这个隶属于郑州上街区的“盛产学霸的千年古村”，连同其中的五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已毁在挖掘机之下。豫记在这篇文章的导读中，提到该村盛产学霸是不是因为该村处于“龟蛇之地”，马固王家“三朝枢密院，九子进士公”的辉煌是否得益于风水之故？如今看来，学霸也好，风水也好，都没能让他们免于被拆的命运。
航空港区也是类似。郑州市文物局说港区共涉及文物点400多处，但2010年港区建设的环评报告只有区区三行提到文物保护，只列出其中一项省级保护文物，文保志愿者彭保红为此向国家文物局写过公开信，央视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也对此予以关注，即便如此，霹雳店村的15处文物仅剩下寥寥几处，这些村民在文革时都能设法保住的精美建筑，却在这次造城运动中毁之殆尽。可即便被毁弃到这种地步，相关的“文物保护规划”仍不见眉目。
那么，在“郑州速度”的冲击下，郑州现在还有多少祖传的宝贝？土豪郑州何时才能多一些对文化的敬畏？财大气粗、拆村建城的土豪，何时能变成保护古建、以此为荣的土豪？我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做下回顾梳理。
一、“上街八成文物被拆”，郑州还有几处残留——“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上街马固村残存的王氏宗祠
“上街八成文物被拆”，是“中原古民居”发起人金鑫根据马固、柏庙等村庄的拆迁情况作出的预测。当大河报记者以此追问上街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冯泽辉还留下多少文物、有没有人因此被追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我们知道，农民会对自己有几亩地一清二楚，会关心庄稼的长势，企业家会对自己有几家公司一清二楚，会操心产品的销售，可为何到了这些官员这里，就可以一问三不知呢？或许是因为知道与否，都不会影响他们官位去留吧？
这位副局长的“不知道”，和马固所在的峡窝镇刘姓官员的“拆了才知道是文物”有异曲同工之处。“不知道”，在这里成了为官之道——不管你们认为我们是否知道，反正我们不说自己知道。
就像李承鹏的书名“地球人都知道”，哪怕地球人都知道他们知道哪些是文物，他们也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他们知道哪些是文物……但对于他们来说，知之为不知，是知也，这也是新时代的大知若愚。
“不知者，不怪也”，是他们所打的如意算盘，但竟然管用，没见有哪些官员因“不知道”被问责，这可说是新时代的无为而治、无知而治。但法规显然不这样看：
《文物保护法》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峡窝镇官员真不知道，那就是“擅自迁移、拆除”。
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58条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发现文物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三）接到危及文物安全险情的报告不按规定时限赶到现场或者不及时采取措施，造成损失的。”上街文广新局的官员要不要对号入座？
之所以要对他们是否知道揪住不放，是因为这里有土豪郑州的半数家底。原报道中不起眼的峡窝镇，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普查出来的不可移动文物有1026处，以古建筑、近现代建筑和古遗址为主，这占了上街区1061处的绝大多数，而上街区又占了郑州建成区不可移动文物数量的一半（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见目录）。峡窝镇的作用可见一斑，而这些官员“不知拆的是文物”的危害也可由此窥见。
在他们面前，耗时六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算是白做了。根据省文物局网站公布的消息，截至到2012年3月31日，全省各县“在以县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正式印发文件公布名录的基础上，并根据实际情况在当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部分地方还以广告的形式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张贴到各乡镇和村庄，最大程度上向社会公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如今上街区文广新局和文物重镇峡窝镇官员的“不知道”，让“良好的效果”大打折扣。
文保志愿者彭保红老师因此提议“进行第四次文物普查”，这次普查或许不需耗费多少精力，拿着名录去上街区峡窝镇、新郑航空港区转一圈就知道。局长们，镇长们，约吗？
二、“不知道拆的是文物”，原因何在——“多处未定级文物没有标识”
峡窝镇官员说“不知道拆的是文物”，被网友称为“文盲”，这虽然难以让人相信，但据彭保红老师说，马固村的多处未定级文物确实没做明显标识，航空港区的一些村民也表示之前不清楚这些是文物，等志愿者告知后才知道这些老房子的价值。金鑫老师则透露，管城区的不少不可移动文物也是如此，就连是区文保单位的岳家绣楼、郭家大院、熊耳河桥等，都没有立保护牌。
而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规定，“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所在地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将其名称、类别、年代、位置、范围等事项予以登记和公布，制定保护措施，设立保护标志，并向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制发保护通知书，明确其权利和义务。”
这一办法据说是2010年10月1日就开始施行，但至今未能落到实处。郑州有上万处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是未定级文物。省会郑州是如此，其他地市呢？省文物局官员说，“未被定级，有些是因为某些文物的文化价值没有被及时发掘出来，但不等于说这个文物就丧失了价值。”要知道，即便是“甲骨”，也曾有很多年没有充分认识它的价值，而是被当成龙骨来熬中药。
如果普查之后不做标识，那耗时六年的普查又有何用？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曾在一篇随笔中提到，在三普之前，他们曾做过宣传页，里边提到，“请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也许一片瓦砾、一片碎砖就是一段历史；请把你发现的告诉我们，也许一块砖头、一通残碑就是一个故事；请把你听到的告诉我们，也许一个传说、几句碎语就是一个文化空间……”
那在民众告诉文物部门后，文物部门是否有责任将这些结果广而告之呢？如果没有，又该承担何种责任呢？我了解到，河南也有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像古城开封的一些民国建筑如信昌银号等，虽然不是文保单位，但也挂了标牌，土豪郑州为啥就做不到呢？
三、没有牙齿的文保法，“河南未见开过一例罚单”？
尽管法规规定得已很完善，但据金鑫老师说，还没见河南因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开过一例罚单，也没见文物局官员因不作为受过何种处罚。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省文物局确认，但没有牙齿的文保法肯定吓不住目中无物的土豪们。
以马固拆迁为例，即便5处不可移动文物遭拆除引发轩然大波，但上街区仍顽强地表示，“已对马固村录入普查名录的7处建筑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护——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马固王氏宗祠进行原址保护，上街区主干道许昌路西延时绕道，主动避让王氏宗祠。其他6处未定级的文物点，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保护……”
没有道歉，没有反思，更没有追究，还将拆除美其名曰“针对性保护”，真佩服他们的创造力。此前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时就诞生过一个词——“维修性拆除”，重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被拆时又诞生了一个词——“保护性拆除”，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则在两会上直言，这些说法没有法律依据，那上街区这个升级版的“针对性保护”呢？
文保法没有牙齿，在我看来，原因有三：一是法规自身有漏洞。不管是人大通过的《文保法》，还是国务院的《实施条例》，执法主体多是文物主管部门，但如果是他们自身不作为，还有动力去自查自纠吗？《实施条例》还规定，“危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处理。”但县级政府恰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如果他们去调查处理，能守住文物保护的红线吗？更可能的还是抛出“拆了才知道”、“针对性保护”说法吧。
二是人员不够专业。这在基层文物部门体现的尤其明显，有的县区没有文物局，而是将其功能纳入文广新局，或是委托给某个文管所。有些文保志愿者说，当他们向郑州某区文物局反映某处古建遭破坏时，该局李姓官员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了汽车后，还用马车吗？”在一些地方，文物局官员甚至承担起拆迁责任，有的兼任拆迁主任或片区组长。全国人大的文保法实施报告中还提到，文物行政管理人员平均每县不足3人。如果以后文保单位能做到垂直管理、人财独立，想必情况会改观一些。
三是监督不够有效，公众参与远不够充分。关注文物保护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太少，会因此质询、问责官员的就更少；文物局在制定文物保护规划时还没有做到充分地邀请文保志愿者参与；新《民事诉讼法》中的公益诉讼条款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就文物保护提起公益诉讼，但“等”字也开了一个口子，有专家便建议文物保护法在下次修订中可以就公益诉讼单列一款。
可惜形势不等人，文物破坏已相当严重。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连一些文保单位如镇江“千年粮仓”、青岛双山水塔等也难幸免，这个数字占到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那些没来得及赶上第三次普查登记就被毁坏的呢，估计会有十万计。
让人心痛的是，这些文物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建设。记得柴静在纪录片《穹顶之下》中呼吁，希望《大气污染防治法》能派上用场，哪怕只有一次，同样的呼吁，也适用于《文物保护法》，希望河南能尽快实现“零的突破”。
四、广泛的宣传、适当的开发，或许是最有效的保护
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我当然希望这些不可移动文物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但如果这些散落民间的传家宝不能和现在人们的生活产生联接，不能为他们带来精神自豪或经济效益，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张旅游名片，那文保法规就可能会被架空，敌不住短视的利益冲动。
从宣传角度来说，文保部门的公示挂牌只是第一步，这也是他们的分内之责。但真要唤起民众的喜爱之情，可能还是要靠自发的民间力量。
像近期逐渐火热起来的开封民国游，就是靠豫记专栏作者刘海永的一支笔逐渐勾勒出一个雏形。这几年他在汴梁晚报的专栏上，写过数百篇关于民国开封的文章，还集结成《一座城的民国记忆》一书出版，让市民发现了另外一个开封。尽管他刚开始拍摄民国建筑时没什么人理解——“破房子有啥好看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这些建筑的可爱和珍贵之处。
无独有偶，古民居保护志愿者金鑫也有相关设想。他曾自费建立“中原古民居”网站，并利用业余时间，带志愿者和媒体人一起去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古民居（志愿者QQ群组：283232866），发现一处，宣传一处，保护一处，在这个群组中，几乎每天都会公布新发现的古民居照片。
当然，土豪能参与进来就更好了。就在这周，“2015建业绿色基地·中原传统民居摄影大赛”开启，这个由建业绿色基地、中国摄影师协会、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联合主办，中国人文地理摄影协会、湛蓝社具体承办的摄影比赛，征稿时间为2015年4月14日起至7月30日，还设立有总计10余万元的丰厚大奖。
这个活动，也与全国人大代表、建业集团董事长及创始人胡葆森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建言一脉相承，他提出，要建立历史建筑的保护机制，传承中华建筑文明。而通过摄影发现传统民居的美丽，留住传统民居的记忆，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这让我想起豫记年初访谈过的摄影师李叔良。一辆没有铃铛没有闸的自行车，一台老式单反胶片相机，就是李叔良“同志”的全部装备。2001年到2007年间，四五十岁的他骑车行走在河南乡间，行程五万多里，拍下近两百张古建筑的珍贵照片，有的建筑到今天已面目全非。之后的七年他忙于联系出版画册，但直到今天，他的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考虑到版权问题，这些照片绝大多数尚未公开（豫记刊发过其中十张），其价值还远没得到应有的认可和挖掘。
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这些传统民居的价值。河南大学一学生骑自行车逛遍开封的民国建筑，周末还组织民国游活动带同学一块玩耍；“古村之友”的发起人之一张雷五一期间要在郏县举办志愿者会议，正在网上公开征集报名，不要小看这个县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河南有九个，郏县占了三分之一，分别是：堂街镇临沣寨、李口乡张店村和冢头镇。
遗憾的是，很少见地方政府拿这些文物当回事。郑州管城区集中了城隍庙、文庙、北大寺三个古建筑，但至今未见有效开发，知名度远远不够；而上街区峡窝镇坐拥上千处不可移动文物，如果保护、开发得当，原本可以成为郑州的文化后花园，成为来郑旅游的必去之地，可如今，估计绝大多数已成废墟。为之气，更为之痛。
这也和城建思路有关。现在的城市多忙着建大楼、搞地标，但建的多是西方舶来品，丢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各大城市也显得千人一面，个性全无。而传统建筑的作用不仅在于做工的精美，还在于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北京之为北京，西安之为西安，郑州之为郑州，正在于此。古建专家吕军辉曾说，如果一个城市能有几处像样的古建群，就足以撑起整个城市的旅游业。
不过，亡羊补牢，时尤未晚。即将举行的新政拜祖大典就是一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没什么人记得新郑是黄帝故里，在原新郑县志办主任刘文学和赵国鼎的研究推动下，黄帝文化才渐渐在当地生根发芽，成为新郑的一张绝佳名片，并吸引了商界资金的注入。郑州上街区和新政航空港区可否以此为鉴，将留下来的文物保护好，以待日后开发？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国家旅游局曾把“三南”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自然风光看海南，少数民族看云南，传统文化看河南”，如今，河南被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原定的“古、河、根、拳、花”五大特色除少林寺和洛阳牡丹外，还没有形成深入人心的招牌，就拿首当其冲的“古”字来说，如果连省会郑州都保护不好不可移动文物，那“古”旅游就无从谈起。
《文物保护法》还提到“五纳入”，文物保护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不知郑州何时能做到这些，以珍视这片土地上的文物为豪，以敬畏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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