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落脚城市”大PK，郑州还剩下了啥 | 豫记
韩青 | 文
在郑州拆迁的大潮中，对城市居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城中村拆迁了。
在很多人眼里，城中村的房间暗无天日，街上垃圾乱飞，握手楼、筒子楼比比皆是，消防车进不去，还不时有恶性犯罪发生，是一座城市的疮痍，动手术清除掉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即便有人对屡屡发生的暴力拆迁不满，但也多认为那是阵痛，少有人质疑城中村拆迁本身的“政治正确性”。
起初我也这样想，所以当被迫频繁搬迁之时，当房租不断上涨之时，也都是怪自己不争气，不会说城市不包容。我对城中村另眼相看，是因为读了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
一、中国的城中村是全球最好的“落脚城市”
所谓“落脚城市”，是连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纽带，也是农民（移民）变市民的中转地带。它不是失败者的聚集地，而是起步者的落脚地。作者在序言中写到，“这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
我喜欢“落脚城市”这个称呼，它可以让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认识“城中村”的价值，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一座城市的发展，这不同于只从土地性质上定义的“城中村”、“都市村庄”，也不同于不论其实际建筑质量便一概将其污名化的“棚户区”，更不同于横向比较居民目前生活水准得出的“贫民窟”，以及其他用于描述其中居民生态的“蚁族”、“蜗居”等词。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引擎。“落脚城市”既能帮助城市生长、运转，又能提高农民收入。城市需要农村补充新鲜血液，这些农民工、刚毕业的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后，刚开始的收入普遍不高，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落脚歇息、不用花太多钱就行，很难苛求居住环境，“城中村”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在人口密度高、人流量大的地方，还能做个小本生意。
遗憾的是，对“落脚城市”的这一价值，很多国家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官方对这些外来居民的通常做法，一是漠视，二是限制，三是拆除。
典型的是印度孟买。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达哈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上百万居民拥挤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一个被政府遗忘的地方，也是真正的棚户区。
房屋全是自行搭建的，只有上下两层，中间用木板隔开，每层高度不到1.5米，各个房屋间距不到15厘米；没有通常的自来水供应，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有三个小时定时供应；也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仅仅1%的居民家中有卫生间，其他人则要去上百人共用的公共厕所；也没有人负责清扫垃圾，房屋旁边就是巨大的垃圾堆，臭味不时扑鼻而来……
在当地官方眼里，这可能有损印度形象。但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这块土地上有两千多家企业，GDP超过6亿美元；这里的居民几乎人人都有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比之前生活的农村更有希望；电力普及后，一些家庭还买了电视机，个别人家还装了空调；这里的居民也尽量保持了房屋的整洁……在孟买，有2000多个贫民窟，里边住着上千万人，而整个印度，则有超过1.7亿人生活在贫民窟中。
书中写到，在印度长期执政的国大党，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忽略了落脚城市的兴起，一些宗教组织和政党组织便有空间从这些贫民窟中崛起。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在70年代进驻贫民窟后，一方面为印度教徒提供公共服务，帮助更多农民迁入，另一方面诋毁他们的穆斯林邻居，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1992年，暴动发生，上千人丧生，至少十五万穆斯林被赶出孟买。
之后几年，湿婆神军党在孟买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暴行也很少受到惩罚。他们一方面帮助一些贫民窟居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提供学校、医院、公园等市政服务，把贫民窟变为真正繁荣发展的社区，另一方面强力拆除不属于特权族群的贫民窟，在原有土地上建起高楼大厦，根本不去理会原有居民的安全、卫生、教育需求。前两年，影片中几名童星的家园就接连被拆。
对落脚城市的漠视，在印度孟买导致极端的种族和宗教组织的兴起，在巴西则使得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所控制。相关的也有两部电影，叫《上帝之城》、《人类之城》。
电影里的“法维拉”（favela），在葡语中原指一种疯长的野草，在这里指代巴西的贫民窟。二战后，巴西的城镇化率从36.2%剧增至85%，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但巴西政府并未做好应对的准备，在他们眼里，这些城市周边迅速生长出来的法维拉，全是“违章建筑”，因此既不会从法律上承认，也不愿意在现实中面对，要么派军警进去打击犯罪，要么是多部门过去联合强拆。
但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其中的居民不可能再回到乡下，法维拉也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政府缺位后，黑帮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法维拉。十多岁的青少年便加入黑帮，全副武装守着路口；黑帮垄断着法维拉的经济，以高于市价三成的价格出售商品，居民外出回来要被搜身，防止其私带商品；有的法维拉每十万人有123人被杀，危险率高于大多数的战场，不时有人横尸街头……
巴西政府虽然在打击犯罪上不遗余力，但却导致军警的黑帮化。2008年，里约警方承认击毙了1188名拒捕的犯罪分子，平均每天至少三个人，这还属于“正当杀人”，而同期整个美国的警察也只不过射杀了371人；一些警察和消防员还组成民兵组织，控制了100多个贫民窟，但同时自身也成了黑帮，只是不卖毒品；一些军警还会私下组成行刑队，为报复或金钱射杀黑帮成员……
在很多法维拉居民眼里，这些军警比黑帮更可恶，黑帮中的人多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居民，会维持其中的秩序，从天而降的军警只会打乱这一切，扫荡一通后便匆匆撤离。
对“落脚城市”的忽视还可能会引发革命或骚动。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如此，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也与此有关。
当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法国农村，农民纷纷跑到城市找活路，巴黎人口从52万人剧增至70万人。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又因饥荒不能回到农村，愤怒的情绪在人群中逐渐蔓延。7月14日，忍无可忍的他们攻占了巴士底狱并洗劫了市政厅，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但大革命后的法国政府并未想着如何改善“落脚城市”状况，而是希望农民回到原有的土地上，他们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分割后划给农民，但这些零散的土地并不适合商业性耕种，导致产出不够，进而造成面包价格过高。统计显示，巴黎工人用在面包上的花费可能高达60%，而伦敦工人则不到40%。政府因此会固定面包价格，但这又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法国在19世纪的几次革命，如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多和饥荒和面包价格飙升有关。直到现在，巴黎还在为移民问题所困，2005年时还发生过大规模暴动。
和这些国家的“落脚城市”相比，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算是相当成功了。
一是流动性高，这是衡量一座“落脚城市”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在很多国家，用一代人的时间能够搬离就算成功了，而中国的城中村，想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往往只需几年便可购房。
二是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房间内水电网齐全，还有便利的公共交通，其居民能融入到整个城市的经济体系中。
三是城中村多是商住两用，得益于居住人口的高密度，一二楼的门面店生意多很火爆，其经济规模堪比西部的小县城。
四是居住条件虽然比不上城市的住宅小区，但比多数国家的移民社区已好得太多。
五是居民安全有基本保障，村内多有路灯，多数村庄还设有警务室，很少看到村庄明显的被黑社会所控制。
六是得益于国人世俗化的热点，没有很多国家的移民社区常见的种族和宗教问题。
七是产权比较明确，村民多是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楼，不像很多国家的移民在公有土地上搭建，属于违章建筑。
八是城中村的弹性比较好，很多国家的移民是无路可退，在城市经济不振时会有大量失业人口，滋生社会问题，而城中村的多数居民多能退回农村，生计有基本的保障。
一言概之，中国的城市虽然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但中国的城市村却是全世界最好的“落脚城市”。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并不懂得珍惜，郑州更是铁了心要将城中村全部拆完。
二、城中村拆完之日，就是城市丧钟响起之时
城中村拆迁是被政府规划的结果，但政府规划也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并不是说像天条一样无可置疑。
规划学经典著作《明日之城》中提到，城市规划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方国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城市的公共问题，如卫生、交通、教育等。
发展过程中有两个脉络可循，一是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相关，遵循社区自治的传统，以民众利益为旨归，不只是要采取一种非同一般的建筑形式，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多数西方学者都在此列。
二是与城市美化运动相关，服务于权力审美，用于纪念和展现资本的力量和权力的荣耀，这是“一种关于华贵、权势的符号性与表现性的工作，与广泛性的社会意图无关（甚至与之相敌对）”。
中国大陆的城市规划有不少属于后者，比如一些华而不实的地标性建筑，再如创文、创卫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捡个苍蝇五分钱、将屋顶全刷成红色、将秃山漆成绿色等；即便拿来的是遵循社区自治传统发展出来的规划理念，尤其是“区域城市”，到这里也和居民自治早不搭边，而是纯粹成了专家、政府和企业的合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的城中村就是这样被规划掉的。
一些国家即便出于好意，想改善“落脚城市”的居住环境，但贸然干预却破坏了这些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态，使之沦为真正的贫民窟，居民难以从中脱身。
接着说法国巴黎。二战后由于大幅的工业化，法国从非洲引进了大批劳工。为了能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们撇下公司为他们建造的单身宿舍，在城市周边的荒芜地区搭建起贫民窟。到1965年，已经至少有22.5万人住在这类“落脚城市”中。法国政府很快将这些地方夷为平地，取而代之，为他们建造了很多水泥乌托邦，最具理想性的即是巴黎南部埃夫里的金字塔小区。
从远处看，一座座灰褐色的金字塔建筑掩映在田野和森林中，就像科幻小说中的火星帝国遗迹。可惜的是，在这里梦幻被现实击得粉碎。2005年，这里成为骚动的主要发生地，三个月的时间里，暴动的青年在巴黎焚毁了上万辆汽车和上百座建筑，法国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来有三千来人受到逮捕。
这些青年不领情的原因很简单，整个金字塔小区死气沉沉，只有一家商店，经营小生意是落脚城市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法国官方却对此限制得很严，而且各个建筑距离太大，人流量上不去。这些市郊居民虽然是移民的后代，但多已是法国公民，他们的基础教育有保障，住的建筑也很漂亮，但他们自己却没有什么工作可做，长此以往，他们的情绪便很容易被突发事件点燃。
桑德斯总结到，尽管这些公共住房干净整齐，租金低廉，但却没给住户预留任何灵活性的空间，也没考虑到他们不一定永远保持劳工身份，规划中对过渡性的忽视，让这些小区失去生机。
肯尼亚也是如此。首都内罗华的基贝拉贫民窟居民将近一百万人，大概是非洲撒哈拉以南最大的贫民窟，其居住条件甚至比孟买还要恶劣，整个区域都被疾病感染和暴力活动所困。为改善这些居民的生活环境，联合国人居署在此发起了贫民窟改建计划。条件很优厚，只要一被选中，居民就可搬入临时的公屋，等到原有区域改建为现代化公寓后再迁入，房租还和以往相近。
听上去似乎是一项好得不能再好的计划。以前，这些国家可是把这些居民当成城市贫穷的元凶，总是大规模的摧毁贫民窟后再将居民驱逐出去，认可贫民窟的存在价值并愿意投入资源改善，对他们来说确是革命性的转变。可真正执行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些三房公寓的条件远超贫民窟的住宅，中产阶级也愿意搬进来住，尽管官方禁止这种交易，但出租和出售的地下市场仍很火爆。
对贫民窟中住民来说，出售或出租可以换得现金收入，用于支持子女教育或家庭创业；而官方建造的公寓只是纯粹的住宅，不能改建，也不能商用，要想取得更多收入，只能搬回贫民窟。所以这一改建计划的结果，就是让贫民窟的边缘出现了一座座中产阶级小区。不尊重落脚城市的真正生态，一厢情愿的改建很难发挥作用。
在对待落脚城市上，荷兰也曾走过弯路。20世纪60年代以来，荷兰因为生育率过低引入了很多摩洛哥劳工。当时阿姆斯特丹也和巴黎一样，为这些外来劳工建设了许多幢公寓大厦，之间还留出宽阔的空间和绿地，用当地居民的话来说，这就像一座用乐高积木和绿色毛毡铺成的模型城市。
当时流行区划城市的理念，人们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严格依据功能分为工作、居住和娱乐的区域，但这并不适合这些外来移民。几十年下来，这里成为都市孤岛，当地出生的年轻人和荷兰没有建立起经济和文化连接，却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文化联系。这里辍学率高于其他区域，三分之一的人读不完高中；犯罪率也高企不下，走在两个公寓之间巨大空地都让人恐惧。
2004年，这里的一位年轻人对电影导演特奥·梵·高连开八枪，割断喉咙后，还用一把短刀将宣传暗杀高级官员的小册子插在他身上。这引发了荷兰民意反弹，反对外来移民的极右政党开始在选举中得势。
同时，不少外来移民也开始反思，他们在支持政府强力打击犯罪的同时，决定拆除原有的公寓建筑，按照自身需要和设想自主规划空间，区划限制被完全废除，空旷的绿地变成嘈杂的市场，这里又回归为原来的高密度城市小区。他们还建造适合中产阶级居住的公寓和价格低廉的创客空间，吸引荷兰的年轻夫妇和艺术家入驻，希望以此和本地都市文化建立连接。
《明日之城》直言，“区划城市的悲剧在于，它承诺得如此之多，而在实践中又实现得如此之少。”在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也批判到，“当下城市改造的经济法则并不像城市更新理论所声称的，完全依赖于对公共税收补贴的合理投资，而且还依赖于来自众多孤立无援的改造受害者的大笔非自愿补贴。”
具体到郑州城中村拆迁中，先不说村民在安置之前的补偿是否合理（很少见到补偿原有的过渡期租金收入），也不说由此导致的租户房租上涨，单纯只是租户和商户搬家的费用，临时通知、限期搬离导致的时间损失，何时有过补偿？所以雅各布斯才不留情面的直言，“这不是对城市的改建，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城市规划的兴起原本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但如果不考虑其中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态，只是一味追求建筑的外表和质量，那不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郑州一位拆迁户曾向我抱怨，我们在城中村里生活得好好的，啥都不干一个月都能有几万块钱的租金收入，不给政府添一分钱的麻烦，他们为啥非要去破坏我们的生活？这既是户主的抱怨，也是租户的心声。
如果说非要对“落脚城市”做啥规划，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五个流程；一是专家论证，公开讨论，以防止请伪专家做伪论证混淆视听；二是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三是业主（村民）决定，专家讲得再好，公众说得再多，政府许诺得再美，最后都要以产权所有者意见为准；四是动态规划，试点先行，以便及时收集反馈，总结教训；五是依法办事，法律在任何国家都应是底线，但在一些城市的拆迁过程中，却成了最高要求。
规划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而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客观存在和真正需要。雅各布斯说，在规划中缺乏研究，缺乏尊重，会让城市成为牺牲品。在我看来，这还会让居民成为陪葬品。政府的折腾，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会让落脚城市丧失造血能力，会中断城市的新鲜血液供给，使之生机不再，更别说一拆到底了。
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竞争。城中村拆完之日，便是城市丧钟响起之时。因为这既在经济层面失去了人力，又在社会层面丢掉了人心。
三、尊重、善待和投资“落脚城市”，才能造就伟大都市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丑到美，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市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如此。“落脚城市”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形态，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渡形态，只要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不中止，那“落脚城市”便会长期存在。伟大都市的共性之一，便是拥有成功的“落脚城市”。
西班牙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对待落脚城市的经验却可借鉴。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巴萨罗那，在19世纪时曾被公认为是欧洲最肮脏的城市，绝大多数居民都住在贫民窟中。当时这些落脚城市受忽视的状况甚至比巴黎还要严重，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为革命、暴动的温床。
规划师厄尔德方斯·西尔达看到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时，他规划了具有艺术风味的埃克萨潘区，也使得巴萨罗那成为最早将落脚城市纳入规划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成为旅游胜地。
在20世纪末时，西班牙也开始面对来自摩洛哥和南美的移民问题。马德里南部的帕尔拉，1960年时还是只有1800人的小村庄，如今则增长到十几万人。和巴黎金字塔小区不同的是，这里的商业气氛更浓，融合了摩洛哥和西班牙的风貌，居民自行搭建的五颜六色的建筑让这座小镇看上去趣味盎然。
但最初时，因为他们多数人不是西班牙公民，不得不过着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地下经济活跃，犯罪猖獗。西班牙政府看到这一点后，开始投资这些落脚城市。先是确认公民身份，通过几次大赦，让七十万名有全职工作但不在记录上存在的移民变为公民；外来移民还能购置公寓、出租店面、成立家庭，有一年以上正式工作的外来劳工，还可以把家庭成员接过来，外来移民子女在此上学还可享受西班牙国民的身份；2008年，西班牙还拿出20亿欧元，投资在特殊教育、移民接纳、就业协助上，以帮助乡下农民或外来移民转为城市居民……
这些措施既减少了非法移民数量，又让西班牙经济每年得以补充五十万的生力军；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虽然这些移民的失业率剧增，但并没有导致社会动荡，多数移民都觉得“归属于这里”。
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些成功的“落脚城市”，松克里夫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这里虽然离城市中心有段距离，但交通十分便利；政府还会补助一些门面店，目的是让这些移民获得基本的商业训练；这里虽然存在种族聚集，比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都在公寓中各自盘踞了几层，但却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网络；这里有一所大型小学，还有租金低廉的商业区，社区办公室还会提供多种语言的教程、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协助……调查显示，这里的居民对生活都有着极高的满意度，而且顶多用一代人的时间，便能搬离这里。
由此可见，现在的“落脚城市”只靠自身的野蛮生长很难快速成功，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和支持，但前提是要尊重和善待。矛盾之处在于，一座“落脚城市”越是成功，其表面上的贫困率就会越高，因为流动性的缘故，原有居民搬离后，会吸引更多贫民进来。所以，如果政府有审美洁癖，官员追求表面政绩，那的确很难指望。
中国不少城市都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但那些规划者不明白的是，城市之大不在地盘之大，也不在大楼之大，而在于胸怀之大，市民之大。只有当一座城市真正掌握在市民手中，而不再只是市长一时的玩具，只有当一座城市真正懂得尊重和善待“落脚城市”，并愿意投资在这些未来的新市民身上时，才可能成为伟大都市。
编辑：云济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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