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蠢蠢欲动，中国东边的这个邻居，必须引起重视
文 | 蒋校长
非知名军网铁血网创始人，五道口男子技校辍学，军品材料砖家；微胖界军宅戴表，懒癌强迫症晚期；女军迷之友（自认），战忽局临时工。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74周年纪念日，也是日本“令和”时代的第一个“8·15日本战败纪念日”，同时又遇上靖国神社创立150周年，在这个颇为特殊的时间节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钱，一些内阁官员及部分国会议员也参拜了靖国神社，这已经是安倍连续第七个年头向靖国神社进贡了，由此，安倍政府的历史观问题再次引发追问。今天，我们就以“唐风在日本”来说说，中国人急需撕破日本认知中的“次元壁”。
一、游人如织
不来日本看看《长安十二时辰》的唐风？
▲ 京都下鸭神社新年举办的传统蹴鞠活动，《长安十二时辰》布景似乎参考了背景中神社大门，但这种“大头儿子”式的传统建筑是日本特色，有别于唐代建筑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日关系历经领土争端、历史问题、日本修宪问题，波折不断，但自去年10月份安倍访华以来，已趋于缓和。在6月份刚结束的大阪G20峰会中，中日两国元首再度相会，并达成十点共识。无论暗地里中日的国际竞争如何激烈，至少在明面上，两国关系向好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强硬的对华保守派“君子豹变”，成为友华首相，虽然在国人心中，这种两面三刀的形象并不讨喜，但安倍晋三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的日本战略棋局中，对华政策的“大手笔”：“对中包围网”、“俯瞰地球仪外交”、“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等，都遭遇了一系列挫败，这让其在国际舞台上多少有些灰头土脸。但国人可能会忽略另一方面，安倍内阁在内政上的政策，如消费增税和修宪进程，都在稳步推进，特别是“观光立国”政策确立以来，无论两国关系如何紧张，中国民间的访日游热潮却少有放缓。
▲ 东京地方的节祭活动，桁架灯笼组同样出现在《长安十二时辰》，但这种灯笼组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传统中式中元节灯笼组是车轮状的，灯笼也是放在灯盏中，而非悬挂
如今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日本话题，除了钓鱼岛，大概就是代购和旅游了，赴日游已然成为中国“有闲”人群的境外游标配。根据日本外务省观光厅公布的数据，2018年访日游客人数已达3119.19万人，同比增长8.7%，这已是赴日外国游客人数连续增长的第七年了。在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是绝对主力，达838万人，同比增长13.9%，并且占访日游客总数27%的中国游客贡献34%的消费额，不仅人多而且钱多。
这样的成绩也给了日本政府极大鼓舞，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之时，外务省立下了2019至2020年，访日游客人数要达到4000万的“小目标”，“首当其冲”，还是消费意愿较强的中国游客。2019年1月开始，日本放宽对华签证限制，4月份电子签开始推行，7月以来电子签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系列政策优惠的背后都是外务省对中国游客的声声呼唤。
▲ 日式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唐破风”，其起源是否与中国有关尚无定论
虽然在强势崛起的中国经济和科技面前，日本的所谓发达社会和先进科技已不再是吸引中国人的唯一热点，甚至还有日本媒体人感慨，中国人已经把日本当作了后花园，而不是一个先进发达的地方。
盘点一下近年来中国人访日趋势和日渐火热的自由行路线便可窥得一二，东京消费已不是赴日游的必选项，而奈良、京都等日本历史古城日益受到中国游客的追捧。仅奈良县的外国游客人数统计就可见一斑，当地外国游客数量从2012年的28万5千人猛增到2017年的209万人，2017年的统计中，中国大陆游客占比为46.7%，将近一半，占比第二多的则是中国台湾。
▲ 《长安十二时辰》街景手绘稿
拜赐于中国本土文化娱乐消费中日益增多的日本元素，中国人在消费热潮下降的同时，对文化体验的追求日益旺盛。但许多文化内容生产者圉于刻板印象，盲目追捧所谓“唐风在日本”，将许多诞生于宋代、明代的日本本土文化元素误作“唐风”塞给同样不求甚解的消费者。即便是最近脍炙人口的《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存在着穿越时代而来的日式建筑、服装和其他物件。
那些受此影响而意欲到奈良和京都一探“唐宋遗风”的中国游客，无异于“缘木求鱼”。毕竟对日本历史稍有些深入研究的人都知道，今天的奈良与京都早已不是唐朝时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大多数建筑都是具有浓厚和风的访唐建筑，有的甚至诞生于明治维新之后，与国内的仿古建筑别无二致。
漫步在奈良的庙宇和神社中的中国游客就像是藏在气泡中漫游深海一样，以中国文化的眼镜来看待与古代中国相仿的日本，这让有幸近距离接触日本社会的中国游客无法深入探寻日本文明的本质，并且，他们还经常错过这些“唐宋遗风”旁的独特“风景”，后者虽无助于体验“唐风”，但能理解当今的日本。
二、与“蛇蝎”共舞的“平行宇宙”
▲ 橿原神宫
在奈良县橿原市有一座傍山而建的恢弘神社，名曰橿原神宫。在信奉神道教的日本，神社遍布全国，但冠以“神宫”之名的神社却寥寥无几，一般带有“神宫”之名的神社都与天皇家有关，与过去中国皇帝的宗庙类似。日本自由行达人们经常会把这个地方列入旅行计划，来此体验日本的神道文化，观赏风格古朴的“唐风”建筑。
然而这座神宫建于明治23年，也就是1890年，距离“朕的大清要完”还有20来个年头，严格意义上讲，橿原神宫只能算是现代仿古建筑群。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兴建这座神社，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据说当前神宫的位置是神武天皇的宫殿所在地。
虽然是没有考古证据的神话传说，但日本人依然以“信史”视之，因为神道教信仰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民族都是天皇的子民，神武天皇之证伪关乎“皇国”法统和皇室权威，政治意义远大于历史文化意义。在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大日本帝国”里，神道教已经脱离宗教范畴，被国家规范为“国家神道”，也就是政府用于给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一举一动都隐含着政治意义。
▲ 橿原神宫正殿，传说是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地方
忙于拍照打卡的中国游客可能完全不了解橿原神宫创建之初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就忽略了神宫门前某个经常和他们结伴而行的组织，这些人带着旗帜和传单，或在门前长时间讲演，或向游人递发传单，若是来者识得一些日语，便能读出“日本国宪法决不可改正”的字样，演说者情绪激愤，语调高亢，不解其意的中国游客们往往视而不见，继续游玩拍照。
此时的橿原神宫仿佛发生了时空裂变，两群人站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近距离打量彼此，却仿佛陷入了认知的“平行宇宙”一般，这个奇妙的场景用来隐喻当前的中日关系丝毫不为过，中日两国人民生活在共同的东亚文明圈内，但时常陷入认知的“平行宇宙”。对于中国人而言，看不懂的日本，还意味着我们尚未撕开日本文明认知的“次元壁”，并且每一个如同橿原神宫这样的突破点，都被游客们成功“避开”。
▲ “蛇蝎之会”橿原神宫街头宣传活动网络海报，时间选在了“纪元节”
被游客们避开的这个组织名叫“蛇蝎之会”。他们来到橿原神宫，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借助橿原神社的微妙政治意义，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Facebook上他们还有一个自己运营的主页，名曰“国体护持”，这个名字恐怕也令人费解，他们到底要诉求什么，我们不妨一探他们散发的传单看个究竟。
蛇蝎之会开宗明义反对日本“修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当前的“和平宪法”，事实上他们完全不承认战后日本的宪政体制具有合法性，认为《日本国宪法》是日本在无主权状态下被强加的一部“占领政策基本法”，一旦修宪，就意味着承认《日本国宪法》的合理性，故而应该直接宣布《日本国宪法》无效，直接恢复《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所谓“国体”即《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的天皇体制和天皇权威，这些已经作古的东西就是他们现在还要“护持”的政治诉求。
▲ “蛇蝎之会”的反安倍政府海报，明目张胆写着“打到占领宪法和政府”
若是从他们身边经过的中国游客详细了解了他们的主张，不知会不会有一种回到“军国日本”的时空错乱感，但是“蛇蝎之会”依然在战后秩序中存续，并且在互联网上还有众多拥趸，主要支持人群还包括台湾的亲日派“台独”群体。恢复日本帝国和天皇主权，将台湾置于天皇权威下也是亲日派“台独”的诉求。
▲ 台独势力勾结日本极端右翼
所幸，无论是“蛇蝎之会”还是亲日派“台独”团体，都只是一心来此“朝圣”，并不关心同路的中国游客，不然，在他们“八纮一宇”的痴梦中，中日关系根本不会存在，日本理应统治东亚，奴役其他民族。不过也正因为与“蛇蝎”共舞的中国游客从未主动撕开这层“次元壁”，橿原神宫依然天朗气清，岁月静好，继续拥抱着远道而来的客人。
三、“蛇蝎”之梦的起源
在现代日本社会中，“蛇蝎之会”恰如前朝的遗老遗少，还做着“大日本神州不灭”、“大东亚共荣圈”的春秋大梦，谓其痴人说梦、冥顽不化亦可。但正如起源于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标志物明治神宫还能以“古建筑”的身份招徕游客一样，这些遗老遗少依然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机体之中，尽管他们“荒诞”的政治主张不会得到多少政客的支持，但他们不是“化石”，他们依然具备驱动社会机体的能力，依然有拥趸和信众，这说明他们的思想理念依然活在日本社会之中，如同他们脚下的橿原神宫，在日本社会羞于面对罪恶历史的同时，他们和神宫一同暗示着战后日本与昔日的“大日本帝国”在文明上的延续关系。
一个文明成立的前提是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以自我为圆心勾画世界的思辨能力，若以国家形态通俗来讲，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国梦”。中国人的文明自我意识觉醒的很早，且从未停止过以我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实践。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有令自己“伟大”的能力，日本文明的自我意识觉醒很晚，并且源自于先进中华文明的长期“馈赠”，这是“唐风在日本”神话的历史源头。有唐一朝，点醒了日本文明的自我，明清之际，日本民族获得了“勾画世界”的能力。
▲ 朱舜水与当时的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后者奉朱舜水为座上宾，并主持修订了《大日本国史》，朱舜水在水户藩的讲学也促进了日本儒学学派水户学的形成
明末亡臣朱舜水流亡到日本，将宋明时代朱熹、二程、王阳明等人的新儒学传播到了日本，新儒学的宇宙观和天下主义直接刺激了日本民族的想象力，以儒学的基本形式，日本人延伸了古来的神道教，为其添上关于宇宙和世界秩序的想象，又在明治维新的浪潮中加入了现代国家规范的内容，这才缔造出了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蛇蝎之会”至今仍要固执坚持的东西。
在这一想象下，日本民族源自天皇一脉，天皇乃是天照大神后裔，日本民族的黄金时代乃是中华文明传入之前，即所谓纯粹的“大和之魂”，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早已存在于神道之中，因日本人信奉神道，有天照大神的加护，日本民族理应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如古代中国的华夷秩序一般，其他民族按等级环绕在日本民族周围。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一直影响着近代日本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 二战期间日本出版的世界地图，右上角写着“我们正在重绘世界地图”
为了利用这一意识形态动员国民，明治政府将神道教与国家规范结合，以法制和行政手段将其改造为国家神道，将神武天皇这种神话传说强作信史，编造出日本国家的古代建国神话和2600年的文明史，为进一步坐实这些“虚妄之词”，便大兴土木，建造了橿原神宫等一批意识形态符号，以供国人参拜。同时还要改造社会文化，比如江户时代源自中国的节庆，如元旦、上巳、端午等，被“四方节”“纪元节”“天长节”和“明治节”取而代之，“四大节”无关传统习俗，全部都是体现忠君爱国思想的人造节。所谓“唐风”，此时已经被神道中断了。
▲ 如今依然行销日本互联网的右翼文化T恤，“八纮一宇”四个字非常醒目
二战结束后，盟国占领军废止了国家神道，但神道教本身没有被取缔，全国神社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自治机构“神社本厅”，国家神道中的主要意识形态得以保留下来，在民间继续生长，“蛇蝎之会”不过是其中一朵奇葩。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的调查，当今日本的神道教宗教团体多达79327个，位居日本第一，信众人数高达7936万余人，覆盖了日本人口的一多半，其中有多少人同样做着“蛇蝎”之梦不得而知。
四、撕破“次元壁”：安倍内阁的文化政治学
战后的神道教势力已经不能以国家规范的形式继续控制日本社会文化，但神道教仗着财大气粗，在幕后继续干涉政治。全国神道教系统神职人员超过2万，他们积极联络议会与政府人员，组织跨党派议员恳谈会，其中神社本厅直接组织的“神道政治联盟”规模最大，2016年安倍重新组阁之后，新内阁20名成员中有18名同属这一组织。国会中自民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神道政治联盟”，可以说神道教是安倍内阁最大的后台利益集团之一，安倍屡次顶着国际舆论压力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为了安抚神道势力。
▲ 起底安倍内阁的人员构成，20人中有12人是日本右翼保守派组织“日本会议”成员，18人是日本神道政治联盟成员，这两大保守派组织是支撑安倍内阁的两大支柱
正如“蛇蝎之会”这种民间组织一样，神道教通过政治运作已在日本建立起一套“文化政治学”的运作逻辑。但与食古不化的民间激进组织相比，神道势力主流和安倍内阁代表的保守派势力很清楚战后秩序无法推翻，只能通过修正主义的方式逐步调整日本的内外关系，“修宪”不仅仅是为了“国家正常化”，也是试图在文化意义上将战后日本与之前的日本文明重新衔接。在外人看来，日本“国家正常化”只是为了恢复被限制的国家主权和国家能力，但在保守势力的视角下，“国家正常化”同时也是“日本文化正常化”，修复日本战前与战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的分裂，一定程度上恢复近代日本以神道为轴的国家意识，参拜靖国神社、修正所谓“自虐史观”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在自民党提出的《日本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中，前言一章中描述反战、自由、和平的内容悉数被改，取而代之，日本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拥戴团结国民之象征天皇的国家”，制宪目的不再是为了维持和平，清除专制和压迫，而是为了“子孙后代世代传承优良传统和我们的国家”，在第一章关于天皇的内容中，修正案将天皇从“国家象征”变成了“国家元首”。
安倍内阁的中道路线一样排斥激进右翼力量，但“修宪”中夹带的神道文化私货则体现了自民党试图重新以天皇和神道为工具重塑日本国家意识，进而动员民众的努力。自民党的这条“国家正常化”之路同样隐藏在橿原神宫的草木之中，不熟悉日本文化的外国人其实很难把握“国家正常化”与神道文化在政治上的一体两面关系。
▲ 自民党宪法修正案与当前宪法的条文对比，修正案中增加了天皇为元首、安全保障和维持国防军、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家庭互帮互助等“回归”旧日本的条款，并扩大了紧急状态下的政府权力，减少了修宪流程中的议员赞成人数比例，并删除了基本人权不可侵犯的条款。
“修宪”必将引发日本对外关系的调整，特别是面对邻国的质疑和批评，如何以“正常国家”的身份与东亚邻国和平共处，其实也是“神道日本”如何与“儒家文明”共处的问题。橿原神宫中发生的一幕幕同样牵引着这条隐秘之路，日本淡化对外扩张的历史，也是为了消解原教旨“皇国”意识形态在日本的传承，待“蛇蝎之会”这类前朝遗民淡出时代舞台，中国游客与“蛇蝎之会”间的时空裂变便会终结，“神道日本”与“儒家文明”的时空撕裂也会终结。
正是因为“次元壁”的屏障，中国人时常忽略日本文明的内生性，对“神道日本”一无所知。文化旅游多少可以让游客们了解神道文化的表面，淡化近代以来神道教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从近代重塑的日本文化中剥离激进意识形态的内容，避免“修宪”刺激到周边国家国民的历史情感，如此一来，“正常”日本便能以独立国家、独立文明的面貌重见天日，重构与中国等邻国的和平关系，将二战战败的道德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安倍内阁的现实主义盘算。
不过正如“蛇蝎之会”打出反“修宪”主张一样，安倍能利用神道势力的政治参与来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基，同样也要防备其中这些食古不化的老顽固借机重新祭出“皇道国家”的原教旨意识形态，把日本的“重生”搞成日本的“癌变”。因而，一鼓作气走完“修宪”的平衡木，这不仅是外部国际环境对安倍内阁的压力所致，也是国内复杂政治环境下避免“翻车”的最佳方式。
▲ 民间右翼势力在橿原神宫举行“纪元节”庆祝活动，“天皇陛下万岁”和皇纪纪年的条幅让人有一种时空错乱感
由此来看，今天日本的对华关系转向表明日本已放弃冷战时代的传统国家战略思维，但安倍内阁的战略意图也因此暴露的更加彻底，在美国“共产主义防波堤”的外壳下，死而重生的“神道日本”正蠢蠢欲动，在日本星罗棋布的神社和神宫中，我们都能看到日本“正常国家”的胎动和癌变，但这需要游客们关注那些发生在身边的“风景”，撕破对日认知上的“次元壁”。
在这里，了解大国的权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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