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孕育新生 人文演绎不朽 | 腾云峰会之思想精华
科技如何点亮传统文化？“未来与现实之间，需要我们扎实的科学实践，需要我们的大胆创新，以文化+科技+想象，创造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的文化。”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乃恩在腾云峰会上演讲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则重点论述了科技如何保持并传承活形态、流动的文化：“科技在黑暗中探索，人文照亮道路。我们寄希望于科技与人文的协奏，这必将给我们带来美轮美奂的乐章。”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认为：“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方式是让它重回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而科技，将是文化破壁的工具。
科技如何赋能教育？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用现代科技做共享教育：将很多课程内容放到互联网上，试图打造云上的通识教育体系，通过人工智能为每个孩子定制个性化教育，并与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和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一起探讨如何在玩与想象中构建未来。
科技怎样帮助文化传播？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约翰·哈特利认为，新技术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我们对于知识的定义，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系教授、美国“网红”佐佐·帕帕查理斯则说，网络表达是一种新型口语化表达，老师要融入学生的世界而不是没收他们的手机。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尝试“和儿童一起研究儿童”，“不应该将孩子看作受教育的对象，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伙伴”。
如何用科技促进新型社区的进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让我们看到了以大栅栏社区营造为代表的大社区的治理实践；著名艺术策展人、开源村发起人岳路平让我们看到了充满想象力的开源村的设想和构建。技术不仅改变了学习、建立了连接，也让文化意义上的“梅特卡夫效应”显现。
科技孕育新生，人文演绎不朽。2017腾云峰会之思想精华，尽皆呈现于此。
数字故宫的未来之路
冯乃恩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数字故宫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其鲜明的立身宗旨、全面的数据基础、多样化的应用实践和广泛化的传播效应，促进了故宫博物院事业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扩大了故宫文化的影响力，并在文博领域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定义的变化、作用的演进以及新技术的发展，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中重要的环节，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场景与需要，国内外各博物馆越来越普遍地引入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业务中。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需求、新的挑战、新的语境，数字故宫需要主动求变，突破发展瓶颈，以“文化+科技”的理念，坚持“基础领先，技术领先、应用领先”的追求，紧紧围绕锤炼内涵、善用技术、全方位融合和创造性转化的宗旨，根本在于创造全新的博物馆形态。
内容始终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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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拥有独具特色的四大资源，一是古建筑群，二是院藏文物，三是故宫文化，四是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数字故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容，所有数字产品都是基于对四大资源的精心挖掘、秉持“内容为王”的理念而实现的。数字产品要以内容为核心，技术为内容服务，目的是让文物活起来。内容就是围绕资源来揭示文物内涵、解读文物内涵、转化文物内涵。揭示原来是什么？解读过去干什么？转化还能干什么？揭示、解读、转化是顺向的递进关系，同时又是并行的互动关系。例如《每日故宫》APP主要是揭示文物基本常识，《韩熙载夜宴图》APP既有揭示又有解读，《故宫社区》全面呈现了揭示、解读与转化的功能。
但是，有的机构片面理解让文物活起来，完全忽略或扭曲揭示、解读的过程，无视内容的存在和真实性、科学性，以为文物能动了，能在屏幕上、网上看见了，能拟人化了、动漫化了，就是活起来了，其实大大不然。最为糟糕的是乱揭示、乱解读，完全是误导，为害更剧。
在内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方向，是目标，是重点，更是难点。内容只有经过揭示、解读之后转化并创造出全新IP，才能够走进公众生活。实现之路就是“文化+科技”，但是必须始终牢牢把握住“文化是根基，科技是翅膀”的定位，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博物馆的保存文化命脉、传播文化基因的使命，否则就成为炫科技，成为无本之木。而对于数字故宫来讲，未来一要扩大产品规模，纵向深挖内涵、拓展量能，横向融会贯通、打通孤岛，形成建筑、器物、书画、宫廷等多系列，汇集成群。二要进一步精准把握和及时洞悉互联网语言和最新社交语言，使内容转化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不用过时的语言对话当代，不用封闭的语言对话世界。三要打破数字信息与传统业务之间的壁垒，进一步充分发挥内容专家的作用，不仅能够在传统文物语境中揭示、解读文物，而且还能主动参与到IP创造中，成为揭示、解读、转化全链条中的重要分子。四要扩大开放合作，在内容上吸收院外专家、其他博物馆以及公众智慧的解读，更可以馆际联合、融合各自资源转化、创造出全新IP。五要时刻警惕被技术牵着鼻子走，时刻警惕解读偏向、过度。
融合始终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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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的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师们用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来修复各类文物，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经验总是有限的，传统的也并非完美的，科技手段的介入不仅能够更为精准地解决诸如配方、材料等量的配比问题，更能解决技术难点的突破，而且通过长期积累所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又能为数字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参与到修复中提供诸多可能。
为此，数字故宫肩负着整合与探索两大任务。一方面整合分散的数据库，建构完整、庞大、科学的基础数据存储与分析利用平台，为大数据分析、分享利用提供可能。同时利用富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帮助各专业持续不断地、高效地、便捷地丰富监测、检测和研究成果数据库。另一方面，未来数字技术不仅将应用于可移动文物修复、遗产保护，还将探索如何深度融合到文物鉴定、评估甚至研究中，探索如何让融合成果走出博物馆，为公众参与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是多学科的融合。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个综合性博物馆，特别是它的遗址属性，使得其中专业繁多，涵盖了文、理、工,在此之上，应从跨界战略角度和高度上，将多学科融合应用于博物馆科研的规划，推出一系列指导性课题项目。多学科融合的主旨在于突破博物馆传统研究方法，以文物研究保护为核心目的，综合多学科优势，形成新的交叉手段、新的研究成果。目前自然学科的手段往往局限于检测成分或者修复技术辅助，远未达到水乳交融的融合状态，需有质的飞跃，就要跳出专业范畴，从本专业入，从文物领域出。以瓷器配方为例，检测报告只是第一层次，应用于鉴定和复制、修复是第二层次，而将配方与社会状况、艺术诉求相结合的研究才达到融合层次。
数字故宫的属性决定它天然的跨学科性，比如故宫传统优势项目VR系列作品，从单一的数字技术就能完成的三维数据采集形成古建数据库，发展到建筑艺术、宫廷历史、艺术、技艺等多学科融合的综合呈现。未来还将与传媒、社会学、修复等进一步融合，发挥传播、保护等更多的作用。而当更多的数字技术进入文物研究、博物馆管理等传统业务领域，多学科融合的前景和成效将愈加显现，将以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为标志，塑造出博物馆的新形态。
第三是互联网融合。融合的目的就是让公众快速地、更广泛地去了解故宫，让故宫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更广泛地进行传播，并且有机融入公众生活。对于互联网+，有些博物馆存在认识误区，简单地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或者空间，成为博物馆资源的另一个存放地，从线下搬到线上，这只是初级阶段或表现形式。更高的阶段应该是真正的拥抱互联网，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语言再造博物馆，形成一种新的业态，才能叫“互联网+”。数字故宫社区以资源与受众互动的“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个性化故宫创新业态成为成功案例。
第四是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一方面融合应是双向的，既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也要公众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与专业公司合作，既包含资源开发利用的合作，也包括资金运作和技术、管理的合作，其中要义是社会力量用各种方式参与到故宫的保护与传承当中。数字故宫特别要加强与博物馆间的馆际融合，优势互补，共同破除馆际壁垒。
内功始终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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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核心是以藏品为中心的各项业务，数字博物馆不应仅是业务的延伸和数字化，也不应仅专注于数字展示手段的丰富和效果，还应有革命性变化，以数字语言重新审视当代博物馆建设诸多元素的再思考、再定义，实现博物馆的现代化战略转型。
第一是基础数据采集。数据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生产要素之一，博物馆信息化已经从服务脱胎为博物馆生产力之一，必将成为未来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它的核心生产要素就是数据。未来要深化数字文物的概念，掌握生成数字文物的关键技术，向以集合文物多种内外部信息为目标进行高效、准确、全面转变。数字文物有三大属性，一是最基础的元数据，二是以影像为代表的三维数据、材质数据、不可见数据可视化呈现，三是与文物本体相关的研究数据，包括通过各种终端反向采集回来的调查数据。数字文物数据不应该是零散堆积，应该是围绕文物本体形成集合数据，实现数字体与物理体的镜像统一，进而实现与文物相关运营全过程实时、远程控制。
第二是业务手段的提升。比如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文物虚拟修复，基于数字文物的概念当属性项健全后可以在文物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比如基于配方元素的比对、鉴定，比如纹饰、造型的虚拟对比、组合研究。数字技术深入到文物保护、研究实践中，这是开创性的，这种深度融合将全面布局博物馆各项业务。
第三是博物馆业务管理系统的提升，从人工管理到数字技术辅助，到人工智能管理，创新管理理念和手段。
架构智能化。以云平台整合多系统、多平台，使系统间有机联络、互为补充、多向调用、智能协作、全智能。
管理规则化。要从管理行为数字化向以数字规则对管理行为重新梳理和整合转变。
平台开放化。实现数据的共享，让数据在流动中产生价值。随时将新技术、新软件顺畅衔接，随时把故宫资源整合起来提供出去。
运维标准化。未来要建立符合国际ISO质量管理体系的、引领博物馆行业标准的运维标准，包括硬件标准、软件标准和标准监测、维护、管理流程。
技术始终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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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实现内容变现必不可少的手段，必须坚守“善用技术”的原则，既要追踪最新技术动态，随时研究新技术应用于数字故宫的可行性，又要不随波逐流，不求最新，只求适用。
在新技术的选择上，要有前瞻性。未来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全互联为载体，实现博物馆藏品研究、保管、修复、展示和观众管理的全智能化。核心是大数据分析、云控制、互联和精准识别技术，数字故宫必须主动探求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研究智能图像分析与文物研究的结合，智能物流技术与藏品、客流管控的结合，人工智能与科学修复的结合、虚拟与现实自由组合的全息技术等。
在新技术的应用上，要格外注重社交功能，注重线上线下并重，形成人机互动、机器互动与人际互动的全互动格局。数字故宫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应用必须注重互动、强化互动。在做好人机互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提升，做到人人互动，满足人类固有的社交属性，实时共享。
转化始终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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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故宫品牌确立后，要做好两方面转化，一是以其活态性、无处不在性和世界语言，从故宫文化、中华文明的单向解读，向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文明互鉴与传统文明当代再创造转化。二是以公益服务为根基，探索数字故宫生活化、产业化。
以端门数字博物馆为代表的数字展项从固定的场地展示向品牌巡展转化，从线下展示向互联网线上综合展现转化，从单一的互动结果向操作指令可触发随机内容、随机结局的多分支结果转化。VR影片、主题视频片可以从院内场地向院外场地、向电影院线合作转化，扩大覆盖面，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数字故宫通过故宫社区等集群化的数字产品及其衍生的文创产品为载体，将文化享受生活化。以“故宫出品必属精品”，以“和谐互动、共享文化”的姿态让故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公众生活，为公众所理解、所关注，用传统文化及其转化成果来浸淫和熏陶当代的生活。
未来与现实之间，需要我们扎实的科学实践，需要我们的大胆创新，以文化+科技+想象，创造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的文化。数字故宫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但会以其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力量影响、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转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力量，成为未来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靓丽的风景线。
科技与人文协奏才会有最华美的乐章
朝戈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刚才冯院长主要讲了宫廷文化，我下面主要讲民间文化。冯院长讲过的主要是已经定型的、成为文物的文化，我要讲的是活形态、流动中的文化。
今天的新技术在描摹、记录、呈现、传播、弘扬、振兴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进而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上，做了大量的事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因为民间文化是汪洋大海。
在蒙古族和藏族，有很多史诗艺人能够演唱自己民族的史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用托忒文记录的蒙古史诗，这种语言和文字今天只有很少的人才会使用。
我们记录了一个藏族歌手演唱史诗时候的手势和身姿，我们叫它“身体语言”。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技术用来记录或者复兴、修复老的唱片、老的录像带，用电脑数字化技术来记录传统的戏曲、舞蹈、武术等等动作数据。这种技术对于动漫创作、教学和科研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土家族摆手舞是西南地区歌舞一体的表演。我们在用电子模拟分析它，还有一些同行在用电子的技术记录文化生态。
我觉得技术不仅是手段和平台，它带来的观念改变正在催生新的知识。比如肯纳和麦卡龙两位美国教授，他们用网络科学方法研究神话和史诗，这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让他们主要聚焦于四个著名的欧洲神话史诗，通过社会网络的分析，来比较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通过阿伽门农、雅典娜等等一些英雄来分析这些神话之间的相似性和分布。
另一位学者通过美洲民间故事和神话的母体地理分析来呈现美洲移民分布和迁徙的路线。这是一门计算民族习性的学科，它是基于新技术才产生的人文学科的新方向。
赫哲族演唱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赫哲族的母语濒危，这些传承人则通过建立一些微信群，比如“团结的赫哲人”这样的群来共享语言资料，从而让一个极度濒危的语言有所恢复、有所发展。
芬兰的“文化三宝磨”项目采用新科技，把跟这个诗行有关的一些人物、器物、事件、植物全部网络化并以链接的形式呈现出来。文化的完整连续性用这种方式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我断言“文化三宝磨”新的技术代表了互联网在知识重组和知识再生产方面的发展方向。这种跨领域的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也有体现。我们发展了一个新的合作项目，要展开学科互设意义上的边界作业，在一些方面大大推进、分布建成具有中国本土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专题数据库。
我们讲了科技助推人文，也讲了人文助推科技。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这是一个关于机器人伦理的讨论，一些学者们在讨论我们如何对待机器人、如何定义它涉及到什么样的伦理等问题。再举个例子，一些大的学术机构已经在研究关于学科分野和世界融合的问题，这是学者们在北欧参加关于合作的研讨会上的照片。
我想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该携起手来协作。我们知道，今天面临的许多挑战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能解决的。大数据海量存储、便捷登录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难民问题、文化冲突、制度差异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需要不同学科携起手来工作。
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是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而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是照亮我们的烛光，不仅让我们看清曾经在哪里，也让我们知道未来的危险在什么地方。
总之，科技在黑暗中探索，人文照亮道路。假如没有人文、人性、人道的指引，没有审美观、价值观、情感理想情操的指引，没有在历史深处汲取教训，我们的明天一定不会是光明的、美好的。好在我们正在设法避免那样的局面出现，我们寄希望于科技与人文的协奏，这必将给我们带来美轮美奂的乐章。
科技是文化破壁的工具
程武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故宫。故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华文明集大成的范本和样本。
传统文化×未来科技=新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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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明的发源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有共识，它是多元的。在地理上，黄河长江东流入海，沿途汇聚支流河川；在时间轴上，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不断面对新的人群和外来文化，在融合中形成多元复杂的中华文化体系，其中既有沙漠草原文化，内河农业文化，东南海洋文化，也有西南高山文化，西北丝路文化。
费正清曾说，不管什么文明，只要一进入中国，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这种开放、强大的融合与创新能力，正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特质。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科技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变迁的核心，科技从未像今天一样深度嵌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文化以如此丰富的形态触达大众，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这么多人参与文化的创造。这是一个文化平民化的时代，也是文化共创的时代。创意者与用户的界限被打破了，主流与边缘的关系被颠覆了，二次元文化、创客文化、泛娱乐文化兴起，VR、人工智能还在酝酿新一轮的内容革命。
这一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与互联网科技文明的融合将带来怎样的创新，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腾讯身逢其时。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做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融合的探索者与推进者，迎接新的文化复兴。腾讯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化腾最近公开表示，腾讯未来的战略是两个词：科技+文化。他说，无论AI和科技怎么进步，文化都是无法替代的。
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
是让它重新回到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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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怎么做？自从2011年提出开放战略，腾讯就明确自己做两件事：“连接”和“内容”。这是腾讯的优势，也是我们在文化上的发力点。
文化是第一个被“互联网+”的领域，过去十几年来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创意者经济”的新生态，构建它的基础是包括网络游戏、文学、动漫、影视、视频、音乐和电子竞技等在内的整个泛娱乐体系。它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2016年中国有4.17亿网络游戏用户，3.33亿网络文学用户，5.45亿网络视频用户，5.03亿网络音乐用户。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的内容领域，中国领跑全球。
融合首先是通过我们的连接和内容来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融合。
腾讯与故宫的合作正在深化。去年通过Next Idea腾讯创新大赛，我们让年轻人用故宫IP制作表情包，今年我们在游戏里注入故宫的元素和历史。例如，在《天天爱消除》里还原金水桥、太和门等故宫景观；在《奇迹暖暖》中，分别以《清代皇后冬朝服》、《十二美人图》以及养心殿文物为主题再创作，让玩家不仅感受到故宫的美，也跟着游戏去探索、了解历史故事。
在我们的另一款国民游戏《王者荣耀》中，80%的英雄基于传统文化原型设定。《霸王别姬》《游园惊梦》被制作成游戏里的皮肤，数以亿计的年轻人从中了解了京剧和昆曲，这次在故宫数字所的展览中大家可以亲身感受。
这些探索才刚刚开始。作为一种综合了影像、音乐、叙事和互动的新的艺术形式，网络游戏有特殊的张力，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让传统文化和艺术与数字一代达成更好的连接。我们也在探索用网络音乐、影视来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创新。陕西省非遗“高跷赶犟驴”已被活化到游戏《寻仙》中。今年8月，我们和世界人文大会一起发起了“留下正在消失的文化”的社会记录，QQ音乐为此制作了一个发现古羌乐的专题。这些音乐来自海拔3000米的寨子阿尔麦。一会，在座各位将听到这些古老的歌声。
在我们看来，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是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连接一切，意味着连接传统与未来，而不是将传统高高供起；连接精英与大众，而不是隔离他们；连接青年与艺术，共享数字美好生活；连接文化与科技，以科技赋能人文，以人文点亮科技。
连接器与转化器，数字化与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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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在文化上的另一个发力点，是科技。我们将用科技推动文化破壁，用科技助力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大众化。
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印刷术的革命使我们拥有了可以沉淀传播的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它只能被少数人拥有。现在，新的数字科技使得我们可以随时记录、剪辑、播放、重组和回放生活里的片断，这将酝酿新的创造。而科技将是文化破壁的武器，是我们推动这场伟大融合的催化剂。
腾讯最新推出的图片识别技术TSR，通过人工智能识别和还原，可以让用户无须下载原图就能看到高清大图，这将有效促进文化艺术的传播与分享。敦煌每天最多接待6000名游客，我们在探讨，能否通过VR眼镜来让更多的人感受飞天之美，能否用腾讯云技术、博物官和智慧旅游等来进行调度和导览，以及用网络动漫和网络游戏来演绎壁画里的英雄和故事。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创建了“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已经开始记录收集传统游戏并数字化。
这些技术对应用场景的挖掘，在这次故宫的数字文化艺术展有部分展示，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还有手机QQ、腾讯动漫、腾讯游戏学院、博物官、优图实验室、天天P图、企鹅优品等。这些能力我们都将开放出来，与故宫、长城、敦煌，以及更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其它的文化艺术机构共享。我们将提供一整套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与活化的解决方案，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的连接器与转化器。
数字化=开放共享+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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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资源数字化相伴随的，是开放、共享与共同创造。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将使更多的人能够便捷地共享人类积累的历史文化成果。而各种数字创作工具的涌现，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连接，又极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使得普通人得以加入这场文化的共同创造。
传统壁画里的形象、少数民族的服饰、古老的建筑，在数字化过程中都可以被拆解，成为创意元素。爱好者可以通过剪切、重组，生成新的故事，或转化成一件用品。这个过程还可以通过协作在网上集体完成。
AI的发展将进一步解放人类，使更多的人有时间投入文化艺术的共同创造与享受。这将是一个文化走出精英圈层，走向大众化的时代。而腾讯要做的，是与所有的人文机构、学者和大众一起，共享连接和科技的力量，让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个星期前我们刚刚宣布开展了一个“艺术行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先生和团队，包括我本人去了雄安端村艺术学校，我们与荷风艺术基金一起打造青少年艺术启发平台，让乡村孩子们有机会去学习传统的经典艺术，我们希望用互联网方式推进艺术教育在中国的普及。
普通人可以通过认领一间课堂或者艺术教室的方式参与进来。让中国广大的乡村孩子们有机会更方便地接触到艺术，更好地提高审美，用艺术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活。
未来的所有这一切，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正在形成当中，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阻止数字时代的前进，相反我们会去拥抱它。我们坚信科技进步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互联网的连接将会使文化变得更加多元丰富、也更富于创造性。腾讯希望致力于通过科技和连接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为实现新一轮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而努力。
共享教育，科技能否改变未来？
郝景芳 科幻作家
很高兴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对科技的看法：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科技如何影响我们的教育？
我为什么要谈论教育问题？首先我想从科技、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从科技史的发展去看教育的发展。第二，我自己目前身在教育领域，发起了一个儿童教育项目。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提到科技，大家只是想到最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发展已有5000年的历史。科技最早的发展是3000年前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文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使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再只通过口头传承文明，而是通过文字记载智慧、形成书籍，把我们的文化成果一代代传承下去。
到了1000年前宋仁宗时代，印刷术发明了，它使书籍和智慧广为流传，也使文化向全世界扩散，教育也越来越普及。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我们开始有了现代学校。现代学校体系起源于德国，脱胎于现代军事和工业体系。20世纪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更使人类文明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使我们的教育呈现出新面貌。
深入研究这些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节点、进展和里程碑，它们真正带给我们什么？它们如何改变了教育？
我们会发现，文字的发明带来的改变是智慧表达方式的变化。如果一个民族只能口口相传，通过口语传承自己的文明，那么它注定只能局限在很少量的人群中。就像伟大的史诗，口头传承的人万一去世了，史诗就无法得到传承，很多智慧也就此失传。当我们通过文字或数字等符号化的表达方式将史诗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文明的传承方式就扩展了，这是一个从0到1的巨大改变。
印刷术的发明和书籍的出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它们让智慧的传播方式得以改变。如果我们的智慧只能靠手手相传的话，也只能在很小范围的人群里传播。当印刷术和书籍使智慧可以复制，低成本大规模向全人类扩散的时候，智慧传播方式也实现了从0到1的突变。
工业与学校带来的是智慧传承方式的改变。在工业化时代的学校出现之前，实际上，教育在各个国家都只局限于少量的精英群体：在中国是士林群体，在欧洲是教会阶层和贵族群体。虽然我们对工业化教育体系有种种批评。但不得不承认，是它让人类能够消除文盲，让所有人都能进入学校掌握文化知识。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只是从形式上取代了书籍、电视，并没有像前几次大规模变革那样，为智慧带来新的传承方式。
所以，我希望并期待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未来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能在我们现有教育存在瓶颈的领域，教育资源无法突破的领域，真正实现从0到1的巨大改变，能够把我们的教育推上一个新台阶。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有什么样的期待？从第一台计算机的出现到互联网的诞生，再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这些新技术让世界变得“撕裂”还是让世界变“平”？有人会说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可以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加平等，因为这些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免费传播，让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大大增加人群的差异和认知鸿沟。这个观点不无道理，互联网的最大受益群体还是互联网人群以及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最熟悉这个领域所有前沿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技术，能够以此武装自己和下一代，使他们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都达到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在认知上远远落后于时代，而且被落下得越来越远。
未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世界的鸿沟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窄？
我们把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优势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精英更加精英，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我们一直致力于技术的大规模普惠式发展，致力于不让任何一个人落后于时代。我们相信这些技术本身可以弥补时代的鸿沟，因为这个开关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就像原子能技术被发明后，我们可以用它制造核弹，也可以靠核能发电。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技术能够真正填平世界的鸿沟。
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逐渐消除各种人群之间的差别？填平鸿沟，让人与人享有同样的机会？我还是相信教育有这样的功能，也更加相信科技带来的教育有这样的功能。
首先，我希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让更多人投身教育行业。我认为，现实教育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优秀教师不足。优秀教师就是最大的教育资源，优秀教师不足注定了我们只有一少部分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在这种资源稀缺的状态下，谈不上教育完全公平。
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让更多有智慧的人投身教育领域：他不一定是全职教师，不一定从师范大学毕业，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领域里的经验智慧，都 51 60595 51 31323 0 0 5565 0 0:00:10 0:00:05 0:00:05 6212自己在学习中所获的心得。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创造的这个平台能够吸纳越来越多优秀的教育从业者。
只有优秀的教育从业者不断增加，才有可能给所有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我们建立了一个共享教育平台，让行业领先者在共享教育平台上，面对面向孩子传递智慧。这个共享平台已经开始运作，李开复等老师是首批跟孩子面对面的大咖。
其次，我们希望借助互联网和科技的力量改变乡村。虽然乡村里大都有互联网基础设施，但是他们缺的是“最后一公里”，即认知上的最后一公里。很多资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知如何使用，也缺乏动力去使用。于是，我们就有老师到乡村为他们搭建这最后一公里。我们希望通过点对点的关怀，给乡村教师赋能。我们还会给乡村幼儿园输出课程，给教师提供网络培训并和他们进行网络互动。我们认为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不是仅仅给他们带去设备，带去技术。
因此，如果我们能连接教师，我们能给教师赋能，我们就能影响到更多的孩子。我们想把科技的力量集中到那些被这个时代甩在后面的孩子。比如，很多留守儿童，他们视野闭塞，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这个窗口让他们看到这个崭新的世界。
最后，我们希望在未来打造云上通识教育体系。我们现在将很多课程内容放到互联网上，试图打造云上的通识教育体系，并且通过人工智能为每个孩子定制个性化教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对未来有雄心勃勃的展望。
另外，我们虽然在计算速度方面比不上人工智能，但我们比人工智能更强大的是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大局观。我们能从多个学科得出对这个世界的全景认知，我们希望给孩子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科技的信心，也是我们希望借助科技改变教育的努力。“童行计划”是我自己发起的教育计划，是我们对未来的回应，我们希望未来变得更好，希望科技可以改变未来，可以真正普惠所有孩子的未来，这是我对未来的一种信心和期望。
互联网引发的学习革命
约翰·哈特利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杰出教授
感谢腾讯以及故宫博物院邀请我来这里演讲。今天我想谈谈文化和科技之间的区别，我的着眼点是知识，以及知识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
有两种知识，一种是比较深入的、跨学科的知识，我们把它组织形成各种不同的科学在大学里教授，并且应用于经济领域，这种知识具有生产力；另外一种是宽泛的，在大众文化中传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且通过口头方式进行分享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连接性，如果你想享用这种知识，你就需要一部好手机，手机上要有很多APP。
传统来讲，大学都更加注重生产性的知识，而认为第二种知识不重要，且非常孩子气，甚至是偏颇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会在他们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中更多使用第二种连接性的知识。
显然，这两种知识有着不同的地位。我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因此我对此事存在质疑——如果电子的全球化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思考针对这两种知识的偏见。
知识和文化不像物品一样可以携带。服务、商品都可以自由地、跨国界地移动，但是知识和文化不可以。然而，一旦它们跨越国界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全球化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正在日益加速。
我们发现，所谓全球性的知识不过才有500年的历史。随着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愈发全球化。但知识不是这样的。无形的文化，比如各种符号、各种标志可以在创意产业中进行交易，但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却没有实现。实际上，知识全球化正遭遇到很大的阻力，纷争颇多，理解甚少。
尽管两种知识都具有传播的作用，但它们两者间却是割裂的。最近很多类似民族主义的问题出现，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理性的文化，比如特朗普、脱欧和对外国人恐惧等等，这不是思想的交汇，反而是一种争斗。
大学是产生并教授知识的，但一开始的设计却并不是开放的体系，而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即使在今天现代化的大学里，所有的知识也会被分成各种不同的学科，同时还会强调学科内的忠诚度。大学在设计之初就是要捍卫这些专门的知识而不是人类的知识，大学是不相信“知识的平等”这件事的。
整个大学体系演变下来会帮助国家，但它却并不是用来帮助个人做更好的判断或者进行有道德的生存的。这是人文学科的目标，但是整个知识树中并没有这一环。如今，随着公众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审核，大学不得不更多地迎合商业与社会，而不再侧重任何不具有生产力的知识。
要真正理解这种知识，我们应该看看暴力的历史。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并且随着文化越来越复杂，犯罪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和三个互相连接的社会现象有关：其一是官僚体系，其二是意识形态，其三是微观团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帝国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也是在提高有组织的复杂性文化，从而抵御来自于外来人口的暴力行为。
随着国家与文化的增加，暴力也增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人们通常将暴力归因于外来人口，认为他们抢了我们的地，使我们的人口变为奴隶。这时，现代的知识体系就产生了。在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识字、懂拉丁文的僧侣带来的。当时常常有各种部落侵入，这些僧侣将这个时期称为黑暗的世纪，所以他们将知识组织起来，用这种方式来抵御外来部落在文化和实体上的入侵。
抵御外来野蛮人的过程，在神话中也有投射。比如凯尔特人、哥特人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故事在不同的文化内有着不同的表达，它在一个文化内进行了编码，并体现在电影以及文艺作品当中。
简单来说，知识并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开放的。对于一个阵营来说，一个观点可能是理性的，但对另外一个阵营来说则可能完全相反。
所谓的真实和事实已经不再重要，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像中世纪那般的对某一个事业保持忠诚。因此，我们看到信息时代已经带我们进入了越来越两极化的纷争，文化之墙可能会越来越高。
如今，我们正在用知识守卫我们的国界，而不是利用它进行跨国界的交流。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发现这两种知识正好处于墙的两端。如果我们想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就必须理解到底什么是文化。
民族是由文化形成的群体，群体对于人类生存非常重要，而知识则非常紧密稳固地存在于文化当中。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理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各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经过内部解码后的文化，他们以此来信任内部的人，但对外部人是不信任的。就算是自然科学领域也不能避免这一点。
因此，如果想推进这种开放型的知识，就需要理解它在文化层面上的状况和意义。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高高的城墙，也不是中世纪帝国，而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要忘记正是维京人开辟了跨地区的贸易。因此，我们说的第一种知识，即生产性知识仍是紧紧的同这些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群体相关。
第二个层面的文化——大众的文化，通常被认为不具有生产性，甚至是很危险的。这些想法容易造成知识的贫穷，尤其是对大众消费者来说。为了把知识传播出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分配模式。知识需要被小心且详细地翻译，而当下的大众文化和社交媒体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连接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点。
因此，第一种知识系统可以从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学到很多。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事实上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问题，土著人口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外来人群、外来民族。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跨国界的对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第二个层面是在学术以及大众之间的交流；第三个层面是真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的交流，这当然包括外星人、机器人甚至是怪兽等其他物种。
所谓的两种知识体系能否融合？我们或许应该用一些更寓教于乐的新理念和新方式将全球文化和知识进行融合，从而使它不再处于纷争状态。相信今天的会议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尝试。
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知识的定义？
佐佐·帕帕查理斯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系教授
自从我开始研究网络媒体，就比较关注知识、信息和数据这三方面的内容。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互联网。很多人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时候全球只有不到1%的人在使用它，而我想知道互联网是如何帮助使用者与其他人进行连接的，同时我想知道互联网如何帮助人们来理解他们周围世界。
一开始，我发现，人们被满是数据的世界所吸引，利用网络与其他人进行连接，并且表达和学习。但这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数据是如何变成信息的？信息又如何变成知识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哲学家和思想者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技术极具挑战，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理解知识、信息和数据的方式，比如VR等各种网络技术，对我们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定义都提出了挑战。
问题是：这些新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对知识的定义的？
事实上，哲学家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知识并没有改变信息的定义，但是它可以改变知识呈现的视觉化和分享方式，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信息的肢体和信息的结构。
数据，是各种信号连接起来，能够呈现信息并对知识进行一种信号式的表达。正因为这种表达，知识才能够被创造出来，并且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什么类型、什么方式的信号，不管是说的、写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数据，都是我们讲述和沟通知识的方式。所以，技术其实是无法改变知识的定义的，但是可以改变我们沟通知识的方式。我认为社交媒体在今天贡献了“讲故事”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信息肢体的知识，一种电子的表达方式。
到底什么是口头表达呢？口头表达是用来形容对故事的讲述以及对知识的分享。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口头表达的特定方式，当下时代通常认为前一时代的讲述方式是落伍的。如果我们想研究新技术究竟给知识的沟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那么口头表达方式描述的就是沟通所发生的这种形式、结构以及语气。
例如《伊利亚特》本身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多年流传下来就变成了神话。这是初级的口头表达。实际上，这种知识是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的。而随着故事的讲述和声音的变化和重复，故事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伊利亚特》成了史诗。但我们知道，它的形式、结构和讲述方式是不同的，这种口头讲述的传统是可以进行传播的，听的人也会知道每次讲述的故事都不一样，这种延续性正是知识传播的最大特征。
与之相反，柏拉图认为书面文字是保护知识最好的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二个时期——次级口头表达。随着更多的故事被书写、被印刷、被散布，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到它。
次级的方式并不是进行讲述，它不再具有自发性，不再是每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故事是固定化的，是被证明过的，而且大家会认为被打印或印刷出来的版本才是真实的版本，所以很多研究都针对这些印刷版本来进行。
不同形式的口头表达，使知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更真实的表达。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的方式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结构和特点。
知识还可以进行视觉性的表达，大家认为这种表达更真实，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讲更为优越。例如，我们会认为电视上看到的信息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会认为社交媒体传递的信息尤其是大V写出来的就是准确的信息。
尽管有不同的趋势，但我们发现对人类来说，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既要自发性口头表达也要真实性口头表达。比如当大众在听政治家演讲的时候，希望政治家不要太按照稿子来念，希望他能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同时，我们又期望他的表现具有真实性。所以，大众通常会对获取的信息进行验证，然后才会把它划定为知识。
我们希望自发性口头的表达与真实性口头的表达能够互相融合，两者兼得。我认为社交媒体是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它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行为和群体进行讲述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使自发性口头表达和真实性口头表达能够融合起来。次级口头表达可以保证稳定性，自发性口头表达可以保证用声音来进行，因此保留了其主观性。
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讲，故事通常都是根据数据来进行讲述的，同时我们把不同的数据拼合成故事在一起进行讲述。我们将世界连接起来，同时在解释故事的时候，通过对故事的解读来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故事本身和故事的讲述是两回事，今天的技术使我们的能力加强了，因此我们发现了这两者的不同。
社交媒体能够将人际对话的主观性、有趣性和社交媒体讲述故事的范式进行结合。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不是看到一个新的网络口头表达的诞生？
如果要更好地运用这一能力，我们就要一方面能讲好故事，同样也要当好听众。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故事，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分裂的、也有多元化的。我认为，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正好是前面讲的两种信息和知识之间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新的网络口头表述方式，把这些故事变成有用、有意义的知识。
到底什么是知识？所有的存在都是知识。那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呢？我们通向知识的路实际上是由文化引领的，也就是由我们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所引领的。技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所讲述的故事也将我们连接到了一起。而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些故事里存在的局限性，只有这样，这些知识才使我们变得更有意义。
和儿童一起研究
张海波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我是张海波，孩子们都喜欢叫我阿波老师，今天下午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近年来开展的项目，叫做“和儿童一起研究”。我下午的分享将分三个部分：为什么？怎么做？带来什么？
为什么会想起做“和儿童一起研究”的项目呢？因为这十年来我在少年宫一直做儿童与互联网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每年我们都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做儿童上网行为以及网络素养状况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超过30万字的儿童上网调研和访谈资料。这两年我们正在跟联合国相关机构合作，做中国儿童和世界各国儿童的网络素养状况的行为对比研究。
有一天， 9岁的女儿到书房翻看我的报告，突然抬起头问：“爸爸，你们大人整天像拿着放大镜一样研究我们小孩，你们是弄不明白的。”我说：“为什么？”她说：“小孩才懂小孩，我们是从小玩手机的新一代。”
在这几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关于上网知识谁懂得更多的问题，家长和孩子都认为孩子懂得更多。去年我们在全国18大城市发放了3万份亲子问卷，当我们将儿童分年龄段和父母进行数字行为对比的时候，发现从13岁起，儿童加入的QQ群数量、交陌生网友的数量，以及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粉丝的数量，都超过他们的爸爸妈妈。
与这些数字化技能差异相对应的是，在儿童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这个问题上，大人和孩子存在着更深的代沟。
在我们进行儿童互联网研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在儿童研究中没有遇到过的挑战。一方面，如今的孩子在网络的熟悉和使用程度上大大走在父母前面；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大人，小的时候没有经历数字化的成长过程，因此缺乏对如今儿童上网行为感同身受的理解。基于这些原因，我和我的团队开展了“和儿童一起研究”的项目，我们想实现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传统的对儿童的研究，到我们和儿童一起研究。
怎么做？首先我们会招募10-14岁对研究感兴趣的孩子加入我们的项目，把他们组成调研团队，让他们在我们的研究框下自由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项目。有些小孩选择现在很火的关于小学生玩《王者荣耀》的调查；有的选择关于网上流行语言的调查等等。其次，我们的老师用孩子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方式给他们讲一些方法，孩子们自己亲手设计问卷，在自己熟悉的家庭、社区、学校开展他们的调查研究。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他们的报告，我们会为每个小组举行一个家长和老师都参加的发布会。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每个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内心都有一个预设或假设，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研究来验证修复这个假设，我们对儿童的研究让我们发现，大人对儿童的很多假设在很多时候看来是偏见。比如，我们都会觉得儿童上网时间太长，但儿童会觉得大人认为他们拿起手机就是在玩；大人觉得应该监督孩子，多教育他、引导他，这是家长的本分，而孩子则认为大人在变相监控。
我们的儿童调研员会对今天的网络世界和网络文化产品提出他们的看法。比如我们的一个调研小组说，今天有给儿童编写的童书、儿童食品，为什么互联网没有儿童的专属QQ和微信版本呢？我们开展这个调研项目之前，最担心的是很多大人认为让小孩进行研究靠不靠谱？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我们的团队、发布他们的报告，大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并且见证他们出乎意料地成长。
儿童研究能够带来什么？我们和儿童一起研究不是从小培养孩子像大学生一样写论文、像学者一样做课题，我们想培养孩子从小主动发现和思考的能力。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孩子滑动屏幕，世界信息便唾手可得。我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觉得所有的答案在网上都准备好了。然而，他们正在丧失提问的兴趣和能力，但如今的孩子要面对现在不存在的工作、要使用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技术、要解决现在大人都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我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不是霍金说的“逃往火星”，而是下一代的提问能力。我们不是要告诉孩子更多的知识、道理、答案，而是从小教孩子能够问更多更好的问题。
这样的研究同样能让大人获益良多。今天，我们如果不走进儿童的网络生活，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样的研究就是大人和孩子敞开心扉走进彼此精神世界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儿童、思考这个时代，也反思我们的教育。
其实这几年和儿童共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经常与孩子们交流，我觉得这些所谓科技一代正承担着比我们的童年更大的压力。他们这一代的物质生活水平超过我们童年，但是他们内心非常羡慕我们小时候单纯的小快乐。我一直在想，当今的科技发展让社会的竞争更多、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科技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是什么？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科技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科技不但可以改变世界，而且在重新定义人性，我觉得好的科技一定是丰富了文化和人性，而不是限制和束缚我们的人性。孩子们的感受不禁让我们追问：人类科技为何出发？
我们今天进入一个“后喻时代”，社会变革巨大，大人、老年人要向青年人、孩子学习，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是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走进网络时代的移民，而孩子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对时代、对未来的思考，不应该将孩子看作受教育的对象，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伙伴。所以，今天我们更需要和孩子在一起。
比特重构社区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社区中间做大数据收集分析，通过大数据增加社区治理能力方面的研究。但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从社区营造上讲这件事情？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如何收集数据；如何能够不侵犯隐私地收集数据；又如何能够通过这些数据得到有用的治理指标和治理知识，这远比我们只是用爬虫到网上乱搜一通有用。因为爬虫搜下来的东西不见得对我们增加治理知识有帮助。
但是这马上让我们想到了刚才张海波讲到的一个事情，我们大人能不能进出儿童的比特社区之中，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而不只是想把他们的手机没收？同样的，我们也要思考是想要进入社区居民的比特世界之中，还是只是想把他们的手机收掉？
我以大栅栏社区营造为基础，开始谈大社区的治理。社区营造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解决社区的问题和事情。我们过去是“等、靠、要”——等着政府解决，还是社区居民能够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整套做法才能够实现我们这样的想法，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非常有效地进入他们的比特世界之中。做法很简单，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培训社区居民，了解社区营造和他们自组织自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陪伴，看到他们如何自我组织起来，发展下去。此外我们也要了解社区，所以需要各式各样的社区调查，最后我们要对整个事情进行评估，这个过程实际上很好玩。
我特别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大栅栏社区吸引了我们的团队，因为当初西城区很诚恳地希望和我们合作做一些事，我们就在西城区到处寻找能够跟传统北京文化结合的社区、老四合院。在进行了一些社区调研之后，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到大栅栏就不肯走了，因为他说在这里找到了老北京所剩不多的味道。
第一步，进社区后我们办了很多大栅栏市井文化讲座，也做了很多调查，包括定性、定量对社区人文地产的研究和对社区400户的定量调查，同时我们也对大栅栏老北京文化进行了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老北京的百姓在这里生活。
第二步，我们做的是培力，不断告诉愿意接纳我们的社区居民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社区发展的过程。在这些培力过程中我们把社区组织从种子开始培育成为小苗、再到小树，希望小树将来能够自我慢慢成长，承担很多社区里的工作。
当然，最后我们要进行微公益创投，在众多提案中了解他们到底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鼓励他们参加自组织培育的过程。最后我们得到了26个社区自组织，分布在整个大栅栏街道之中。
在大栅栏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更多今天的主题——文化如何跟比特结合。为什么？因为大栅栏这个地方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它也是徽班进京的地方，是京剧的发源地，社区居民仍然保留一些京剧文化传统的地方。今天还可以看到像梅兰芳等人的后代住在这些地方，今天为止还保留了京城文化的余脉，这很难得。今天很多大城区都是老建筑留下了，新文化进入了，又能看到多少老的传统还在传承着？
最后进入大数据社区治理这个核心议题。当我们有了26个社区自组织，我们不再拿着服务外包的钱做二、三十场活动带动社区居民。而是让社区居民自己做自己的育幼、自己的养老和大妈广场舞、京剧票社等等自我服务的活动。所以我们一年中会有将近300多场活动。
我们过去当然很希望这些活动能够都由我们的人员参与、辅导，跟着他们一起来进行各式各样的培育，使得他们能够继续自我组织自我成长。但是我们渐渐发觉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所以开始鼓励大家用微信。但实际发现，即使这个社区都是老大妈甚至80几岁的人，都还在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也有自己的微信群，只是不会邀请你参加。直到能够真正进入他们的社区培育他们、陪伴他们，走过这样的一段路。
在我们的团队和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进入到他们的心里之后，这些社群终于向我们开放，于是我们有了39个微信群，终于可以在毫不侵犯人家隐私的情况下收集到了700多位社区活动的活跃分子、社区能人，他们是带整个社区活化的比特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不但能让我们了解这些社区活动进行的状况，而且会帮我们形成很多社区治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人们平常的足迹全部在网上保留了下来。
原来我们还想要花一点钱鼓励大家在活动后把活动资料整理出来，把照片上传到网上。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的自拍每天都在社群中间互相传、互相炫耀，使得这个比特社区非常活跃。
最后，社区营造的核心是造人。通过刚才一连串过程，我们希望社区居民都参与到社区活动之中。最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特别难得的，因为我们的社区营造竟然是从一个羌族部落开始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在灾后援建的杨柳村的羌族部落，这个缘分是无法通过大数据得到的，大数据也算不出来。
开源的国故与博物
岳路平 开源村发起人
非常荣幸，昨天（11月28日）开幕的时候是单院长第一个演讲的，而现在我是最后一个演讲。那么，我就做一个首尾呼应吧。
在单院长的演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蓝天、红墙、绿地和黄瓦，后三项他都做好了，唯一无法保障的就是蓝天。
说到天空，有幅画值得一提。我们都知道，梵高的《星空》非常伟大，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梵高只是画了星空，而我们此时此刻就在星空里面，因为整个紫禁城就是仿照北斗七星做的。
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住在星空中的。你们可以看“旅行者号”拍的地球，这个暗淡的蓝点，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确生活在星空当中。
所以，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地球是一个村庄”，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既然地球是一个村庄，我们今天有云，云有乌云和祥云，我们的云是祥云，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腾云驾雾的街道与乡村。
目前，孙正义投资的OneWeb正在构建一个地球，这是一个通讯过程的全球网络。埃隆·马斯克也要发射4245颗卫星，让地球能够无死角的上Wi-Fi。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想象，整个地球就是一个通讯过程，这是我和吴岩老师及其他老师在西安做的“太空村论坛”所讨论的。我们畅想在太空环境里，比如月球和火星上，去建设乡村，建设开源村。
有了全球村这么一个概念，有了一个一切都是通讯过程的语境，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云端构建社区，整个地球、整个社交网络，包括Facebook、Twitter、微信等构成的社交网络环境。其实就是我们新的基础设施。
因为是基础设施，社区和乡村就是一个通讯过程。也正因为它是一个通讯过程，所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甚至是火星或者月球，我们都可以为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乡村设计WiKiHouse，像大百科全书一样。我们用维基的方式建造我们的房屋，甚至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我们并不停留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状态。我曾跟“中国创客第一人”李大维先生一起深入秦岭腹地，在金丝猴和熊猫生长的原始森林里，构建了第一个开源村。
看看这个开源村有什么构成？首先，它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微观装备实验室，它的口号是“几乎可以制造万物”。我们把软硬件工具和全球开源的网络引入乡村，并不是用外来者的视野改变乡村，而是用开源的工具和软硬件开源的支持系统，和村民们一起相互培力。
在开源制造的乡村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在乡村里构建一个无墙的大学，很多年轻人都到开源村里去，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学生，他们去构造能源、房屋、食物等开源项目。比如，我们可以用数控机床打印一个蜂箱出来吸引蜜蜂。
来到小岗村的旁边，我们还要打造的是一个开源连产共享制的乡村。这是社会企业版本，我们知道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经济实际上有商业价值。
如今，我们已和中国著名的“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一起，联合中国18所高校的青年创新者们，正在进行一个执行中的计划——移动中的地球村，要在中国13个乡村里面构建开源村。
实际上，开源村不仅是硬件，不仅是一个乡村的社区营造、比特社区营造，同时也是在云上面的一个开源设计库，包括维基百科开源知识系统，还包括CC协议。
去年，我们跟淘宝村合作，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亲自推动的“深圳国际创客周”，通过大赛的机制来驱动生生不息的新的比特社区的营造计划。同时，除了在地球村上构建开源的场景，我们跟北京的商业卫星公司九天卫星合作的“开源卫星创客联盟”，可以和小朋友构建10cm×10cm×10cm的卫星，不仅做STEM教育，同时还可以真正进入太空。
地球村正在被编撰出来，在全球有了一百多个村庄。基于此，我们在《腾云》杂志上面发表了一个开源村宣言，涉及到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身体，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语言，如何重新理解我们的乡村和都市。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是自动生成的，这个时代应该驱动想象力2.0，产生新的想象力物种。
今天，在故宫里，我还为大家绘制了一个《千里江山图》。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博物是什么？我们的黄道平面一开源，能否打破基督教时间的基础时空权利，让一切的民族、一切的物种，甚至包括科幻里面新的立法都能够开源；可不可以想象有万国、万物种、数以万计的春节、生生不息的节日——我把它叫做节日之间的节日。
设想，未来我们将在这个平面中运行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节日。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想法初步实现了，不久前我们完成了黔东南的苗族新年，未来，我们还将要持续不断的做很多的新年。
实际上我认为，技术就是一种文化，几乎没有文化不是技术。当我们认为技术要加文化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有光学幻觉，所以，开源村也是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