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从编辑室、教室到诊室，巨大的数字位移正发生
数字科技为各行业带来的颠覆就好比地球板块的位移。在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趋势下，这样的数字位移时刻都在发生，原来的边缘正在成为中心。
本文摘自胡泳教授的新书《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
文 |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从地球板块的运动到社会结构的变化：
巨大的力量总是带来位移，边缘将变为中心
离开地球的表面，让我们深入地看一下这颗我们生活于其上的星球。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球由6大板块和多个小板块构成，这些坚实的板块相互推挤、摩擦与碰撞，剧烈的活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一块块足有一片大陆那么大的板块，常要好几年才移动一点点距离，而大地震时的瞬间位移最多。位移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力学的概念，如果位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片新大陆。
地质学家们认为，大约经过5000万到2亿年之后，地球表面的各大洲将汇聚成一块超级大陆。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位移，是板块的位移。每一次一块超级大陆形成后，其边缘的部分岩石就会变成下一次出现的超级大陆的中心。下一次超级大陆，即阿美西亚超级大陆出现的时候，其中心点将位于今天的北极附近。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南北美洲将逐渐靠拢，加勒比海将闭合。与此同时，北美洲将向亚欧大陆靠近，导致北冰洋封闭；非洲和欧洲将联为一片，地中海消失；澳大利亚将延续其目前的“北漂”趋势，并最终和亚洲连为一体；南极洲则将继续孤立于超级大陆之外。
位移的一大特点是，过去的边缘会变成中心。以此来比喻，互联网作为一种震荡的力量，现在已然造就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的形成，对现有社会，无论是在结构和功能上，还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数字科技正在带来一场边缘革命
谈到“边缘”，有一本书叫《变革中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和他的中国学生王宁。《变革中国》讨论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取得了成功。
科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他把中国改革称为“边缘革命”，也就是说，中国改革主要由四大边缘革命构成，分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经济特区和乡镇企业。
四个领域的革命“主角”都是来自社会主义的边缘角色。
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悲壮而勇敢地按下指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门就悄悄开启了；
当城市的千百万名“待业”游民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充满屈辱的“个体户”闯开了一条城市改革的新路；
当成千上万的人为改变生活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偷渡香港时，才有了“经济特区”这一丰碑的竖起；
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则拓开了中国工商业崛起的宽广路径。
经济学家张曙光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另外一种是草根阶层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其实后者就是边缘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边缘革命呢？
张曙光认为，这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不这么干就山穷水尽了，而且很多阶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他们硬生生闯出一条路。
当然，也要承认，这是当时体制能够允许和接纳的事情。如果当时的体制完全不容忍这些草根的创新，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么好。所以，体制的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循此理路，我认为，互联网革命是中国的第五次边缘革命。
互联网社会在中国是自下而上演进而成的，但它的确只有在体制的包容下才能成长。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由产业部门主管的，确保了在开拓阶段的思路是先发展后管理。这一规制理念对互联网的探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7年2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尼葛洛庞帝第一次正式访华，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第一课。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尼葛洛庞帝认为，社会基本的构成要素，正在从原子变成比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数字化生存》的时候非常激动，用了20天的时间将之翻译为中文。他所讲到的核心东西，所谓的“数字化生存”，就是要想办法移动比特，而不是移动原子。
他预见到，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失去重量的经济之中；我们交换的，将越来越多的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等。
这样来看原子与比特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原子与比特之间存在的永恒矛盾：变化缓慢的原子对战飞速变化的比特。
▌数字位移是如何发生的：
要么用比特替代原子，要么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
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We wanted flying cars，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140个字符在这里指的是推特的发明。为什么彼得·蒂尔要这样对照呢？以汽车为例，可以说明原子世界变化之缓慢。
今天的汽车肯定更省油，也更安全了，可是与100年前的汽车相比，其实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波音747第一次飞行是在1969年，它是全世界首款宽体民用飞机，直到今天仍然是远途飞行的主力。
不妨再看一下手机。30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10年前，它开始变得小而轻，但还是一部电话；而今天的手机，不再是电话了，它是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游戏机、信用卡，也是无线导航设备、健康管理设备，乃至个人生产力工具。同汽车和飞机相比，手机的发展速度快如闪电。
如果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如何才能化解原子与比特之间的永恒矛盾？存在两种路径：要么用比特代替原子，要么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丰厚土壤。比如，比特永远不会取代汽车或飞机，但它会改变我们使用汽车或飞机的方式。
在硅谷受人追捧的特斯拉汽车，不仅预示着电动汽车的未来，带来能源方面的重大变化，还将传统的汽车技术与现代软件相结合。未来的汽车不仅仅是到处移动的工具，也是一个拥有一系列通过无线网络连接的软件程序的接口平台，是一个车主可以工作、学习和娱乐的地方。
会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应用开发者为汽车创造一系列的应用，从个人助手到导航，从生活搜索到汽车服务，从按需点播的电影和音乐到即时通信，应有尽有。
车内大量丰富的服务设施能做的不止是告知和娱乐，它也能帮助优化整个交通基础设施。如果汽车是智能的，道路也是智能的，那么驾驶员之间可以分享很多信息。网络汽车将会因为装配能够与其他邻近的驾驶员分享天气和道路条件数据的传感器而丰富起来。
一旦陷入交通事故，你的汽车会立刻通知所有在你后面的驾驶员。一些应用可以促进车辆共乘，还有一些应用则可以缓解拥堵并通过更均匀地分散道路交通来保证你的安全，或通过选择最佳的路线来减少大气污染。
当汽车拥有这么多应用时，甚至会造成革命性的颠覆，这个颠覆就是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拥有一辆汽车？考虑到时间、地点、交通拥堵和季节性的需求，使用汽车的最好方式是租车，而不是拥有汽车。进一步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时候，就连驾驶的概念都变得多余了。
总有一天，汽车将会以一种网络的方式自行组织，你的汽车将成为智能的点对点的交通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
从编辑室到教室和诊室，都在发生数字位移
如果汽车这样沉重的原子都能够化身网络节点，那么有什么行业不能够学会为创新工作而创造开放平台的微妙艺术？现在是为各行各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了，要促使其一个个演化出千百万用户为之增加价值并相互合作的商业生态。
今天，从编辑室到教室和诊室，我们都可以看到巨大的数字位移。所有这些地方如果不展开数字化生存，可能就没有办法存在了。
编辑室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媒体的数字化造就了怎样的场景？这可以用“四个不是”来加以总结：
新闻不是新闻。
新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和历史实践，媒体是新闻赖以产生的组织和技术。当媒体“制作”变得廉价，而制作媒体的人有无限的供应时，新闻会变得怎样？可以说，一旦消费者被鼓励成为媒体制作者，并在散布的媒体内容中建立联系，新闻就成了一种活动，而不完全是一门专业了。
媒体不是媒体。
媒体的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而是从一种特权机构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媒体的“体”解体了，媒体产业的运营理据也就被改写了。
记者不是记者。
过去出版的成本过于昂贵，导致出版商的数量很少，而记者是特权阶层。今天由于技术门槛的降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商，顺理成章地，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新闻记者。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记者来记录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彼此的基础设施——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分享的内容来了解世界。
受众不是受众。
过去被动消费的受众，现在变成了主动创造和分享的“授众”。这是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以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组成了社区。有关内容的权力从“大众媒体”转移到“大众”手中，大众媒体自身也被“解大众化”。
所有的信息都关乎“你自己”，这也是2006年《时代》（Time）周刊评选“你”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原因。
综合来看，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从大众媒体（mass media）到“乱众媒体”（mess media）的转化。这是媒体行业发生巨大动荡的原因。
而五到十年之后，大学老师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
今天的大学正在失去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因为网络给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能够替代现在的高等教育模式。未来的大学一定是交叉的模式，大学将很多非核心的课程外包给可以提供优质课程的人，而保留自己真正能够做到最好的课程。
21世纪的大学应该成为一个网络和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座塔。
互联网使我们有机会为学生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教育经历：把世界上最好的学习材料收集到网上，学生能够在教师和教育促进者网络的支持下，选择一条定制的学习道路，其中一些人可能居住在当地的一所大学内，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为了实现这一点，大学需要进行深入的结构性变革。过去的大学会变成“遗迹”，因为它无法让学生以适合自己的时间和节奏来学习。
与教育模式一样，旧的医疗模式存在巨大的问题：病人完全是医疗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医生主导一切。
如果一个病人不喜欢某个医生告诉他的话，他别无他法，只能找另外的医生，再经历同样的过程，因为这些医生会对他采取相同的治疗模式。
今天的病人不是独自看病，而是形成了社区，病人之间会不断讨论遇到的问题。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也不再对医生唯命是从了，而是会拿着一堆从网上检索出来的东西去问询和质疑。医生一方却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他们的权威构成了挑战，所以他们十分抵触。
但我们知道，协作式医疗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如果你一出生就建设一个有关你个人健康的数据库，里面有你应该拥有并且可以控制的数据，那么，当你患病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就可以根据适当的权限看到你的数据。
同时，数据与数据之间也会构成一个广泛的网络，这时就会使所有的协作最后产生的大量数据能够为后面新的医疗提供新的输入指导，并且共同构成我们所知的有关健康、医疗、科学的知识库的一部分。
医师和其他医疗员工都参与进来，在医生的权威被打破之后，努力在专业人士和病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随着自我量化运动和个性化药物的出现，医学评估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个人手中。如果说旧日的医学地图是由医生绘制的，那么，它将开始被人们重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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