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重新认识数字鸿沟

“数字化工具和手段正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社交实验，由此产生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数字鸿沟。”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大约从互联网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与应用之时，人们就开始谈论所谓“数字鸿沟”了。

对这一鸿沟，惯常的理解是，它是一种在获取、使用或影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方面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现象。

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例如中国的数字鸿沟），它可能是指个人、家庭、社会群体或地理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它们通常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或其他人口统计类别下。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数字鸿沟的一部分似乎有所缓解，另外的部分则趋向严重。例如，无法访问计算机（或设备）以及无法访问互联网的情形正在减少，甚至就连上网所需的广泛技能和知识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普及；然而，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的意愿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如果我们将其视为针对弥合数字鸿沟而做的更高阶的努力，则在全球范围内仍严重缺失。

不仅如此，“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例如，研究者们纷纷从城乡差别、数字代沟、数字素养乃至新闻算法等角度对数字鸿沟加以探讨，就显示了这一话题的深广。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最近在发达的数字社会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或许构成了“新数字鸿沟”不得不注意的一个深远的面向。

二十年前，当我们谈论“数字鸿沟”时，指的是诸如低收入人群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访问权。

但是根据Common Sense Media的一项最新研究，到世纪之交，这一鸿沟已经大大缩小。在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中有70％拥有计算机，而75％的家庭可以使用高速互联网。此外，低收入家庭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人数接近全美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另一个数字鸿沟却正在出现，可能带来更危险的长期后果。

同样来自Common Sense Media的数据显示，低收入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费8小时7分钟使用屏幕进行娱乐，而高收入的青少年每天花费的时间为5小时42分钟。两项针对族裔的使用研究发现，白人儿童的屏幕时间明显低于非裔和拉美裔儿童。

为什么要把关注度放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因为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有关大脑发育和人格形成的知识，这方面的教训不断指向现实世界的经验和面对面的人际互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童年时期。

有问题的网络使用可能与较低的同理心和社会福祉相关。

许多研究人员指出，自恋越来越明显，而移情特质却在下降。这是因为沉浸于网络的时间必然侵蚀面对面的时间，少年儿童由此失去了通过与人的表情和声音信号进行交互从而习得同理心的机会。

另一个忧虑之处事关青少年的注意力问题。

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包括频繁的多任务处理，或许正在损害我们的下一代保持专注的能力。在成长过程中，技术和媒体围绕在青少年身旁，平行世界的入口无处不在：在电脑上、手机上以及电视上都潜伏着。保持孩子们的眼睛远离屏幕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喜欢和大人打游击战。

为了应付这众多的屏幕，人们学会了在不同媒体间以及在媒体和真实生活之间反复切换。媒体的多任务处理在儿童和成人当中都非常普遍，对儿童影响尤甚。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记忆广度也随之出现问题，走神或者说分心由此变成了一场日常搏斗。

2010年，一项对8至18岁的年轻人的调查发现，他们所从事的多任务处理占其媒体总使用量的29％。对263所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则显示，学生投入学习还不过6分钟，就会切换到令人分心的技术上，比如发信息或是浏览社交媒体。

一些年轻人不相信媒体的多任务处理会损害他们完成工作的能力。例如，在做作业的同时，有很高比例的青少年看电视、使用社交媒体甚至游戏，但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觉得这样做损害了学习。

但实际上，多任务处理必然会降低效率，因为用户在过渡到其他活动后，需要花时间进行重新定向，并且由于反复这样做而产生认知疲劳，这导致他们的工作速度下降——这可能是拖延症在年轻人身上越来越普遍的原因。此外，多任务处理使得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日后可以准确检索的记忆趋向困难。

就现实表现来看，对大学教室中笔记本电脑用户的一项研究发现，老师授课时在笔记本电脑上执行多任务的学生，测试成绩比未执行多任务的学生要差不少。它证明，多任务处理者很难过滤掉不相关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信息已然变成分心的事物，变成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再是赋权的工具和解放的手段。

为了避免孩子的消极和精神懒惰，许多高收入父母开始限制孩子花在数字设备上的时间。在美国，已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公立学校仍在推广带屏幕的设备进入课堂，而私立学校却开始完全禁止这类设备。根据《教育周刊》的报道，美国学校每年在数字内容上的支出为30亿美元，每年在硬件和软件上的支出为80亿美元，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开支在改善学习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出色表现。

所以吊诡的是，硅谷的父母越来越担心屏幕对孩子的影响，并转向无屏幕的生活方式，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父母的孩子则依靠屏幕来抚养。这对男孩来说尤其糟糕，因为即使是极短的屏幕暴露时间也会改变男孩的行为。

穷人的孩子在对屏幕上瘾；而精英的孩子则回到木制玩具和人际互动的奢侈上。《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总结说：“数字鸿沟本来同获取技术有关，等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入口，新的数字鸿沟反倒体现在对技术获取的限制上。”

▌父母要学会充当孩子的“媒体导师”

媒体和技术的使用已经造成了许多家庭的紧张局势。例如，在一项对8至13岁的美国孩子及其父母的调查中，54%的孩子认为父母检查他们的设备的频率过于频繁，32％的孩子觉得父母对他们的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

另一项针对803位8至17岁的美国父母的研究发现，所有参与的父母中约有三分之一在挣扎该如何限制孩子对媒体和技术的使用。目前尚不清楚成人对儿童使用媒体和技术的频率进行限制是否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或者父母是否低估了媒体和技术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这方面，成人应该树立角色榜样，以防止孩子出现有问题的媒体使用。

平衡的方法包括提高对媒体与自我的关系的认识，拥抱高质量的媒体使用和选择性的单任务处理，合理安排上网的时间和地点，并重拾人际互动和面对面对话的价值。

如果媒体和技术被用来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发挥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并寻求认同，其实它们可以十分有益于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健康的数字生活方式可以而且应该包括对媒体和技术的深思熟虑的使用。

要想实现这一点，成人不仅自己要具备良好的媒体使用习惯，还要大胆介入，帮助自己的孩子管理媒体。通过与孩子讨论与媒体相关的最佳做法，并围绕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媒体设定一系列的合理限制，父母可以扮演孩子的“媒体导师”。致力于最小化的技术使用而不是让孩子肆意浸泡在媒体中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在联网世界中会更少出现问题行为。

父母要时刻认识到自己的榜样作用。比方说，如果孩子们看到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被电子小玩意分心，那么他们也会效仿并内化这类行为。我们都要意识到，数字化工具和手段正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社交实验。

我们还能不能让少年儿童在没有屏幕的环境下成长？如果你的儿子/女儿不能在晚餐时和家人交流，他/她的未来将会怎样？他/她将如何寻找配偶？又如何去面试工作？

如果父母自己就并没有一个好的媒体使用习惯，也因此会忽略孩子应有的媒体使用方式。

其实每一个数字时代的家庭，都应当制定家庭媒体使用计划，为整个家庭（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孩子）提供指导方针和健康目标。中国父母传统上极为重视规范孩子的线下行为，现在，是对他们的线上行为投以同样程度的重视的时候了。

一个基本的原则可能是：始终限制使用媒体的时间和媒体类型，并确保媒体使用不会取代充足的睡眠、身体锻炼和其他对健康至关重要的行为。计划中的其他举措可以包括：和孩子一起商量家庭的“无媒体时间”（例如晚餐时段或外出游玩的时光），以及在家中确定“无媒体的地点”，例如卧室和卫生间。

与此同时，确保在成为负责任的网络使用者和上网安全方面与孩子展开持续沟通，规避孩子在网络世界可能遇到的风险。

一个理想的数字化家庭应该是这样的：

家庭可以在屏幕时间/在线时间与其他活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设置访问内容的边界，指导个人信息的展示，鼓励适合年龄阶段的批判性思维和数字素养，支持开放的家庭交流和实施有关媒体使用的一致规则。

由此来看，数字鸿沟并不是一个抽象之物，它在我们的私人亲密领域中十分突出。学界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更多研究，以阐明低、中和高水平的媒体多任务处理对发育中儿童的影响，以及在一个人们经常使用和检查上网设备的环境中，如何开展数字化养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呼吁重新认识数字鸿沟问题。当今的数字鸿沟关乎的是使用质量，而不是访问。

屏幕时间当然并非天然就会伤害孩子，但百年以来的儿童发育研究告诉我们，孩子需要以积极健康的方式成长。

他们需要与父母和关爱者进行高质量的互动。他们需要体育锻炼和自由的玩耍。最主要的问题是，屏幕时间是否正在取代我们所知的这一切对儿童成长有利的事物？如果回答是“Yes”,父母们就需要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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