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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
今天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
与此同时
愈演愈烈的城市色彩乱象
和“千城一面”的单调沉闷
也在损害着中国城市的美与竞争力
中国“城色”将走向何方？
千城一面“大花脸”
科学研究者称，人们在观察物体时，最初的20秒中色彩感觉占到了80%。我们目睹高天红霞，虽不知如何言表，心却已为其深深触动。而民间对人的相貌“一白遮百丑”之说，也自有其朴素的道理。色彩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一环。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挪威小镇朗伊尔便是个借助色彩“点石成金”的典型案例—它本是一座以开采煤矿为主业的小城，建筑单调沉闷，矿业式微后城市加速败落。20世纪80年代，这个小城在逆境中进行了全方位的色彩改造。没想到，这次建筑色彩的改头换面竟使其魅力大增，并摇身一变为北极圈中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焕发了新生。
图片来自：123rf.com.cn
罗马，色彩中的帝国记忆
色彩是城市气质和人文历史的重要代表，优美而独特的城市色彩，会让市民感到骄傲与自豪，更让外来者念念不忘。巴黎优雅的米色调、罗马庄严的红褐色、希腊小镇飘逸空灵的白色调，都是造访者心中最美的记忆之一。图为罗马城，建筑与色彩的厚重让人想起罗马帝国的恢宏和阳刚。
年轻的美国也用色彩塑造不同城市的个性，彰显其强大的软实力—华盛顿的灰白色调创造了首都的明朗大气，暗色系的芝加哥则应和了其金融之都的高冷气质。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色彩乱象更为复杂，伴随着惊人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在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和“试验场”中，新建筑迅速而无序地生长起来，各种“现代感大厦”、“欧陆风情社区”以及“西班牙小镇”、“美国庄园”、“实验派摩天楼”粉墨登场，各种差异巨大的色彩风格如野马一般“纵横驰骋”在中国的城市中。
摄影/李学亮
中国城市的色彩困境
可以说，色彩是城市的第一道风景线。可近几十年，伴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出现了“灰蒙蒙”、“大花脸”和“千城一面”等诸多色彩问题。大量新建筑和庞大楼盘迅速生长，却不考虑与周边景观和已有建筑群的色彩协调，色彩“实验场”倾向严重。有人叹息，中国城市色彩堤坝“溃败难收”，加剧了人们“无根”的漂流感。不少新开发区如“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图为色调明显冲突的喀什老城和周边新建筑。
原本的旧环境也给这混乱添了一把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城市中红砖楼是主流；其后成本低廉的灰色混凝土预制件楼又热闹过一阵；80年代，贴白瓷砖配蓝玻璃的风尚刮起；90年代一度流行彩色粉刷……这些色彩风潮曾席卷大江南北，流行时间却较为短暂，你方唱罢我登场，变成了一锅大杂烩。
如此，在这匹“色彩野马”奔腾了几十年后，可以说，中国大部分的“城市脸色”不仅不能为其魅力和竞争力添砖加瓦，反而制造了大量的色彩垃圾，并逐渐演变成千城一面“大花脸”的困境，进而损害了身处其间的市民。
西方城市色彩之美，难以复制
从全球视野来看，欧洲城市的色彩实践较为成功，中国能复制他们的成功吗？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城市色彩规划研究，一般都以意大利都灵为始。19世纪中期，都灵政府向公众发表了近50年的研究实践成果——城市色彩图谱。后来这份珍贵的色彩档案一度散失，1978年都灵综合工艺大学学者在浩繁的文献中重新发现了它，并在其指引下，使都灵城市色彩再度焕发了生机。
20世纪70年代，法国色彩学家朗克洛通过对诸多城市的研究，提出了“色彩地理学”学说，指出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或城市的色彩。随后，都灵的实践经验和法国的色彩地理学，成为诸多城市色彩规划和色彩延续的重要榜样与理论依靠。
供图/秦昭
伯尔尼，缓慢生长的古城之色
比起中国许多春笋拔节般的高速生长城市，瑞士首都伯尔尼属于典型的“缓慢发展，逐步成型”类型，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名城。几百年间，这座古城逐渐开枝散叶，但整体风格和色彩却保持着稳定。今天，老城区的建筑多为18世纪时所建，偏暗的灰墙红瓦色调表达了瑞士民族性格里的沉稳，也与大环境相得益彰。新建筑仍以灰色为主调，出现了丰富的暖灰色系。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给伯尔尼带来了别样之美。
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诸多对中国城市色彩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大都认为，西方城市色彩的成功“难以复制”。
面对我的疑惑，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教授解答了其中原委：“适合都灵经验和色彩地理学的西方城市，一般都是发展文脉清晰，或者是规模不大，缓慢形成的城镇。而如今中国却多是春笋拔节般、甚至是‘空降’般的高速生长城市，而且多是大城市、特大城市。”
摄影/宋林
色彩污染，城市中的另类污染
除了杂乱无章之外，色彩滥用和误用还会引起城市中的色彩污染，其和噪音污染、空气污染一样，都会给身处其间的市民带来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如在炎热地区大面积使用浓艳的色彩，为提高其诱目性而极力浓妆艳抹，胡乱用色的广告招牌等，都是城市中的色彩垃圾。图为广东梅州市梅县盘古步行街，其整体色调过于浓烈，虽然提高了商业注目性，却令人感到很不舒适。
再进一步说，城市色彩的美与和谐应该是“有根基”的，必须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植被，以及人文历史和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难以照搬照套西方经验。
东方传统色彩，灵感的家园？
那么，向传统色彩寻找灵感，是否是一条可行之路呢？
但凡到过徽州的人，莫不被散落其间的徽州民居所打动，它们是“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的恬淡，色彩组合简单，线条洗练，在岁月和江南烟雨的磨洗下，黑、白、灰的色彩共同营造出水墨画般的意境。
图片来自：123rf.com.cn
典型的徽派建筑
徽州城镇的色彩之美来自岁月的孕育——除了世外桃源般的大环境外，这里自古以来教育兴盛，深受儒家以及老庄思想的浸润，养成了当地人独特的审美，造就了建筑素雅、洁净的色彩风格。徽商虽有万贯家财，但因男人多外出经营，为保证家宅安全，也不喜使用炫耀露富的华丽色彩，以免招惹贼祸。从建材选用和采光角度来说，灰黑瓦由当地土壤烧制，刷墙用的白垩也取自本地。黑瓦白墙对应“天地”之意，白色墙壁还能增加院落和室内的光线，适应了徽州多云，光照不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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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中国在古典城市营建上有着诸多美的经验和案例，要全盘照搬到现代城市中，却也有着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位古建筑专家告诉我，在中国几十年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中，各地传统建筑大量消亡，原本的传统色彩已变成了镶嵌其间的碎片。
再者，古代城市的发展受到建材、施工工艺水平，特别是皇权和礼制的严格约束。
图片来自：123rf.com.cn
红墙金瓦的紫禁城显得至高无上。
早在《礼记》中，中国就已对建筑用色进行了规范：“楹，天子丹（红），诸侯黝（青），大夫苍，士鲑（棕黄）。”到了明清这一规范更加严格，以北京为例，大到屋面、墙面、台基，小到吻兽、门钉、门环的用色都有着明确的“等级尊卑”。如黄色的琉璃瓦是宫殿的专利；亲王、贝勒府等可用绿色琉璃瓦，低品官员和平民宅舍只能用青灰瓦。由此，北京城才呈现出“大片青灰色民居烘托着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宫殿并未建在高高的山巅，却显得至高无上”的特征。
中国封建王朝结束之后，色彩的礼制约束土崩瓦解，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色彩的建材，为色彩滥用提供了温床。
从“主色调”到“主旋律”的探寻
探索之路虽然不易，可近十几年来，中国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悉心寻找属于自己的色彩。
中国当代城市色彩规划的探索，大约可以从2000年的北京算起。此后，杭州、盘锦、温州、南京、武汉、哈尔滨、大同、广州、天津等市相继开始进行城市色彩规划的实践。到2014年，这张名单上的城市成员已超过了100个，有意向和诉求的城市则为数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城市“脸色”能够自然健康，又与众不同，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一张耀眼名片。
可是，这个工作“却比想象的要困难复杂许多”，宋建明说。
中国“城色”，走向何方？
城市色彩的选择和调整，是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要寻觅有自然根基的风格，要给居住者带来舒适感和荣誉感，还要让到访者感受到新鲜感和魅力。可以说，大到天空、光线、植被，小到街头设施、广告招牌、行人服饰等，都是城色之美中的要素。图为青岛城的鸟瞰图。
例如，2000年最早“吃螃蟹”的北京提出城市主色调是青灰色，立刻遭遇激烈争议。广州也是一样，关于“广州城主色调设成黄灰色是否好看”，在某次网络调查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反对。理由也五花八门，诸如“广州天空已很灰，黄色调会使城市显得更沉闷”、“黄灰色太暧昧应更亮丽”、“建筑独特性会被抹杀”等等。
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关于城市色彩规划，媒体和人们的关注点往往都聚焦于主色调而忽略整体。如南京的主色调为浅绿色；哈尔滨选择了黄白色系；无锡则试图以清新淡雅的浅色调烘托清新的“太湖感觉”；成都选择“复合灰”，想用“淡妆”体现其休闲从容、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
然而，在宋建明眼中，中国城市发展是快速破旧立新，新旧交杂参差，城市主色调被不断消解甚至完全消逝了。所以，探讨中国的城市色彩，很难用所谓的‘贵族灰’或‘水乡绿’来简单归纳的。”
“大约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为杭州做色彩规划，不再说主色调，而用‘主旋律’的概念取而代之，即‘水墨淡彩’，也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卷江南水墨画’。”宋建明补充说，“一个城市的色彩之美，可以如交响乐，有主旋律、副旋律，不同时段的演绎。这个说法虽是无奈中的选择，却更接地气，更有操作性，市民们也容易理解接受。”
— 本文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4年8月—
撰文/方春晖 秦昭
责任编辑/陈惊鸿 图片编辑/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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