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硕大的“蘑菇云”直上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背后，既有我们现在熟知，但在当时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也有千万普通科技工作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钱学森、郭永怀等都在国外学有所成，并且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但为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
1958年，时年34岁的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邓稼先为了国家的强大，告别了妻子、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隐姓埋名、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大漠荒烟，整整28年与家人聚少离多。
邓稼先的老师王淦昌亦如此。他53岁时接受了国家秘密任务，从此改名为王京，隐姓埋名28年。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言毕，两个人抱头痛哭。女科学家王承书提出了适用于多原子气体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从研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隐姓埋名30多年一直到去世。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于敏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家人都不了解他具体从事的工作。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他们是主控站实施起爆的主要人员。在联试过程中，韩云梯发现原来的主控台设计不合理，紧急刹车按钮需要监视台下令才能操作按下，反应时间只有六秒，很不保险。因此他建议紧急刹车按钮改装在监视台上，增加保险系数，最终这个想法被采纳。
在研究原子弹并将其成功引爆这个长长的链条上，他们是各个环节的“操刀者”和亲历者，他们经历的是一生中最难忘、最骄傲的青春记忆。根据手头掌握的很少的资料，邓稼先带领团队开始了通宵达旦的学习与计算。当时没有先进的计算工具，只有几台手摇式乌拉尔计算机。更多的计算只有依靠纸笔、算盘、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1963年4月的某一天，一列装满了试验设备和科研人员的火车即将开往西部。从北京的科研院所到东北的军工企业，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奔赴位于青海的221基地，投入到研制原子弹这场大会战中。
夏季的罗布泊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炉，气温最高可达42℃以上。胶质防毒面具密不透风，整套防护装备重达两公斤，对于毫无防化经验的测量人员来说，穿戴防护服半小时就面临晕倒的危险，而取样时间却长达4小时。▲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几分钟后，科研人员进入爆炸现场取样而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子沙枣树籽，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饥饿难耐的时候也有人拿酱油冲一杯汤。科研人员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但一回到研究室就立刻开展工作，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用计算尺、算盘进行理论计算工作。
除了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科研人员还要克服缺乏实验设备等种种困难。虽然全国相关的科研院所和工厂企业都积极且秘密地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但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来说，所有设备全部靠自己来研制生产显然不现实。
科研人员绞尽脑汁想各种方法，搜寻着试验所需的各种器材，并对搜集到的零部件进行研究。不久之后，科研人员开始自主生产其中的部分设备。
从外部通往核试验基地的公路也渐渐变得繁忙起来，从全国各个地区的科研机构工厂运送来的33000多吨器材设备以及数千名研制人员，陆陆续续抵达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区。
进出核试验场区的公路仅有几条，而运送货物及人员的卡车却源源不断，不出几天，路面便不堪重负，被压得坑洼不平，试验人员把这条路戏称为“搓板路”。而就是沿着这一条条颠簸崎岖的“搓板路”，中国的核试验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我们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技术人员的每个操作步骤、每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甚至拧螺丝钉应该拧上几圈都要烂熟于心，安插雷管、引爆的环节同样也是。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发来一封电报，明确拒绝了当初苏联政府要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样品和技术资料的承诺。
当时的二机部党组做出了在原子能工业战线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596”当作一个永远铭刻的日子，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596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重要标志，是核工业人永远忘不了的一个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