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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位讲述者的工作跟老年人有关，他是一名有过 6 年工作经验的社工。他说作为一名社工，不仅是对父母，哪怕是对同龄人，解释自己的工作都是一场噩梦。 我叫王渡，今年 30 岁，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做了 6 年社工。 社工的全称是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起源于西方，目前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在我国，香港和台湾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比如香港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发展出了非常完善和专业的社工系统，以至于在 TVB 电视剧里也经常能看到社工的身影。 但是内地的话，对于这个职业的了解还很有限，像我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是在 2008 年左右才开始向香港社工机构学习，而后在 2011 年因为得到政府的大规模支持，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发展。 在广州的社工主要是在做社区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需要帮助的青少年、残疾人或者老年人等等。而我在工作中面对的主要是社区里的老年人，为困难的长者提供帮助、为状况良好的长者提供发展性服务。社会工作是一项福利事业，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当地政府，各个社工机构相当于是承接政府项目的乙方。而社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和困难的弱势群体，强化或者恢复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每个社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比如我一开始服务的社区的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高，那些老人家就很喜欢来参加一些我们组织的学电脑、做义工的活动；而后来的那个社区贫富差距比较大，其中有一个小区是保障性住房，就需要为很多独居孤寡、低保贫困的老人提供帮助。社工在工作中有所谓的三大手法，一是个案，二是小组，三是社区。其中，个案就是针对那些遇到困境的个人的。很多个案都是需要长期跟进的，有好几位长者我都跟了有一两年的时间。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双眼失明的长者，当时中心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跟进他的项目。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是为了调查他的生活情况，居委会给出的低保孤寡老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他住在一个政府新建的保障性住房小区里，小区的环境很好，楼下有花园，新建的高层楼房也维护得很好，我找到他的家门，拍了半天之后，终于有人来开门了。开门的是一个很壮的老年人，脸上胡子拉碴，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袖，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露出的皮肤脏脏的，身上还沾着排泄物的痕迹。走进去一房一厅，家具很少，他一个人住，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家里到处都是他的排泄物。他的肠胃不好，非常容易拉肚子，因为他是盲人，从卧室走到卫生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那几分钟内如果他没有及时摸到卫生间，他很可能就会拉在半路。他卫生习惯也不太好，拉完之后随手一抹，就导致我去了以后看到满墙满地都是排泄物的痕迹。因为我正好有一个生理特质，我的嗅觉几乎天生就是失灵的，虽然看着恶心，但是因为闻不到，所以我能在他家里停留比较久的时间，然后跟他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他说话总是很暴躁，他也不太在乎我是谁，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你是社区来的？带我看医生是不是？」然后就自顾自地转过头去，也不再回应我的问题，有的时候把他说烦了，他甚至会扬起盲杖来打人。后来，我找到了他肠胃不好的原因。他每天都在吃「腊肠饭」，就是用一口很旧的几乎生了锈的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再把两根腊肠放进去，然后插电，煮成腊肠饭。但因为他是盲人，又独自生活，他看不到米箱里的米都已经生虫发霉了。像这位老人的情况，最好的选择是送他去养老院，因为是重度残疾，只要他愿意，是可以免费住进公立养老院的。但是他非常固执，死活不肯去养老院，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想要医好自己的眼睛。每次见到他，他翻来覆去只跟我讲一句话，「你们要送我去看医生，我要医好我的眼睛！」关于这位老人更多的信息我是从他妹妹那里得知的，每隔十天半个月妹妹会来看他一次。老人家 16 岁的时候在工厂里工作，有一次工厂里失火了，他挺身而出去救火，没想到意外伤到了眼睛，一开始没有全盲，但是慢慢地视力越来越差。后来，他还曾因为在公园门口与人赌博被抓了，在牢里蹲了两年出来，没有了工作，视力也逐渐恶化到重度视障，几乎看不到了。 按说他原本是一个救火英雄，大家应该照顾他、尊敬他，但是这次意外却导致了他的人生失控地驶向了下坡路，他的心态始终很难调整过来，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他人生最后的执念就是治好自己眼睛。他总是说他记得医院里有一个医生能医好他的眼睛，但是到了医院人家告诉他没有这个医生，他也不肯相信，总会在医院里大闹一番，最后医院就打电话给我，让我们赶紧把他接回去。因为他拒绝去养老院，我只能想别的办法来试图改善他的生活状况。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老人是三无孤寡，我帮他申请了社区内老人饭堂的免费餐，每天安排一个义工去给他送两次饭。其次还请了专门的养老院护工，每星期两到三次，去到老人家里，帮他打扫房间、洗衣服、洗澡、剪头发。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我会每个星期都上门或者打电话去看看他的情况。后来生活上的问题慢慢有了好转，除了偶尔有些特殊情况需要紧急上门，老人也算是过上了比较安稳的生活。这么过了一两年，突然有一天他在家里摔倒了，他的妹妹把他送到了医院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在医院里去世了。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做社工 6 年，目睹了很多长期服务对象的离世。社工是一项职业，它强调的不是爱心，而是同理心，我们要做的是理解他人的困难，然后帮助和安慰他们，而不是让自己也陷入相似的情绪之中。不能因为服务对象伤心了，我们哭得比他本人还大声，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我们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心理医生和患者，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职业规范。在英美等发达国家，20 世纪初社会工作就已经逐渐专业化，高校中都设立了社会工作的相关专业，教学生如何利用知识和资源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而在中国，从 1988 年开始，社会工作专业也成为了社会学学科的一个分支。我所服务的社区，至少有几百户独居孤寡长者，只是情况不会都那么糟。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独居老人将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无论你年轻时多么能干或者富有，年老时独居在家，最大的愿望都是生活中能有人陪伴、每天早中晚能吃口热饭。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七十多岁的阿姨，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都很好，三室一厅的房子，她自己独居在家，就是心脏不太好，子女住得也远。■ 长沙一八旬老人免房租水电招租客，只希望自己有人陪她就非常担心自己晚上突然生病了，没有人能来照顾她、帮她叫个救护车、陪她去医院看病。她跟我提了好几次，希望我能帮她介绍个年轻人，男女无所谓，愿意跟她一起住就行：「你帮我找个年轻人，你的同事也行，你也行啊，来跟我一起住，不收房租的，也不用做家务。想要上网是不是？我可以拉网线！只要住在一起就行，也不用干什么，就希望我万一晚上生病了，能有个人帮我打个电话叫个救护车。」后来我发现有这样忧虑的老人特别普遍，我的同事们在他们工作的社区里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老人。虽然帮忙多方打探了，但我最终也没能帮这位阿姨找到一位愿意的年轻人。最后她实在没办法，每个月花 1000 多块钱雇了一位住家阿姨，也什么都不用干，就是晚上跟她一起住一下而已。但是住家阿姨还嫌钱少，老人家后来还无奈地给她涨了工资。 另外还有一位 80 多岁的阿伯，年轻时学历很高，工作是做地质勘探的国家公务员，很有见识和文化，年老了经济条件也很好。 他每天上午十点多，需要花 20 多分钟从他自己的小区走过来，到我们小区所在的老人食堂里吃饭，8 块钱两肉两菜一汤，吃完饭再花 20 来分钟走回家去。 有段时间他忙了好久，召集他们小区的老人一起签名申请在自己的小区也开一所老人饭堂。所以你看，不管你年轻时多么努力奋斗，年老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每天不用走那么远去吃饭。年老除了对生活要求的妥协，还意味着失去对身体的控制。「随着人的衰老，身体的风险是呈指数级上升的。有时是一个意外，有时毫无征兆，老人家的身体、心智状况突然间断崖式衰退，变化快得令人猝不及防。婴儿拉的叫『耙耙』，父母会乐呵呵给擦干净；但是老人拉在裤子里，有多少子女不会皱一下眉头？没子女的，又能靠谁？有多少人能在晚年保持体面和尊严？」我之前遇到一位三无孤寡的老人，因为血管的问题，双腿不能站起来走路，她又自己住在家里，只能靠双手走路——他会在屁股下面垫一个小凳子，然后挪着自己走。有一天晚上，她突然一不小心摔在地上了，动弹不得，只能趴在地上喊救命，喊了整整一个晚上，喊着喊着没力气了就睡着了，醒了以后又坚持着喊救命。直到第二天，她才被经过的邻居发现，叫了消防来破门，送到了医院。疾病对于老人来说几乎是习以为常了，每一位老年人都几乎有着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每天需要通过吃药来控制身体的各项指标。但是一旦生了某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就会给老人家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生活也随之一起失控。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老人心态比较好、身上也没有大病，每天都活得很开心、很有活力。我们也会专门为老人家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几年下来他们还发展出一个师奶义工团，日常活跃的有四五十人。比如我们社区里有一位特别活跃的阿姨，我们叫她芳姨。芳姨每天都来中心，早上八点多来，下午四点多走，规律得好像来上班一样。她平日在前台帮忙接待来访的人，有义工活动时就特别积极地参加探访长者的活动。她人特别热情，到社区里跟那些老人家聊，她 60 多岁，人家也 60、70 岁，每次都有一大堆话聊。如果我带她去探访，基本上就没有我说话的份了，因为她说话的频率特别快，我根本就没有插嘴的机会。发展到最后，每次都得提醒她，「芳姨，时间差不多了，一个钟了！咱们走吧！」 这样一年下来，她可能会攒上 100-200 个小时的义工时数，年终还到市里面去领金牌义工的奖。人家来采访她，她就特别开心。 其实做老人服务的话，你可以看到无数种人生、看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不管他们有钱或者没钱，到最后，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种很无力、很无奈的状况，会让你觉得，原来人老了之后，生活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无论有没有孩子，安度晚年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居住在家，公立养老院排不上，私立养老院又太贵。当然，不仅是广州，在全国范围内，养老都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经济水平比较好的城市都在尝试着探索社区养老的可能性。到 2018 年年底为止，北京已经建成了 680 家养老驿站，但北京 60 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都已经三百多万了，几百家驿站显然是不够的。 也不仅是关于养老，内地的社工发展普遍非常落后。中国目前持证社工大约 44 万，以目前的人口比例算，相当于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三个社工。而在香港，注册社工有 2.3 万人 ，也就是每 320 人，就有一位社工。在改革之前香港社工的薪资水平是非常高的，即使是现在他们的月收入大概也有 1-2 万港币。 广州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已经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了，但是社工的工资也只有 3000-5000 元左右。
我做社工的这几年，目睹了很多同事的离开，最终， 6 年后，我也辞职了。 离开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最普遍的不外乎是工资不高、晋升通道窄、社会认同低、难以获得成就感、以及最容易出现的职业倦怠……其实越到后几年，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东西越少，从白手起家到 20 多人的社区机构，再到一个人跟十几个项目，我能做的好像也只有这些了，一方面是我自身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环境的原因。 我所在的那个社区大概有 1 万左右的老人家，可是负责养老服务的只有两三个社工，很多设想都因为资金、人手不够的原因没法推进。 另外，我们还要应付政府的一大堆指标，对于中心来说，有的时候这些指标甚至是比推进服务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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