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把孩子送到美国和英国，就能够得到理想中的“好的教育”吗
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上说，她都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不把孩子送出去，就只能让他（她）们在国内读书。她也不愿意这么做。就像美国选民一样，牛排和鱼子酱哪一个她也不想要。她问，你是专门研究教育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想把孩子送出去？她想了想说，第一，我舍不得孩子。当然，为了给他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和未来，作母亲的也可以付出感情上的牺牲，但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我不确定。
第二，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陪伴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让他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远在天边，重复我小时候的经历。那种孤独无助、缺乏安全感和亲情的滋润对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带来的好处。
我说，那你可以陪孩子一起过去啊，现在很多家庭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她说，这是第三个问题。我出去没问题，但孩子的爸爸出不去，他的事业在中国。这样我们这个家就散了。我不想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毁了整个家庭，那样的结果最终对孩子也不好。况且，我出去能做什么呢？只能带带孩子。我还年轻，不想一辈子就这么算了。
孩子的教育固然重要，但大人的生活也同样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是文化。她说，我在微信上看过你写的文章。我同意你的观点。毕竟他是中国人，这么小就出去，我担心他将来会找不到自己的根。
到底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惊叹于她对问题的洞察力和理智。我说，既然送出去有这么多问题，那就在国内读好了。你家孩子这么聪明，将来也许是上北大清华的料儿。她禁不住笑了，然后很认真地说，其实孩子将来上不上北大清华我们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接受一个好的教育。但国内教育的现状我真的是不乐观。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毁了，再就是价值观和心理出问题。如果这些基本目标都达不到的话，即使上了北大清华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围绕着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谈了很久。告别的时候，朋友望着满天的雾霾说，要是在国内有一所学校能够给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就好了，那样我们就不用再纠结了。然而，对于孩子的教育而言，仅仅做到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时候书读得越多越迂腐，反而丧失了对事物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许多最成功的商业人士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甚至反对自己的孩子去读博士，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能力也并不一定能够带给人正确的价值观。历史上和现实中，随处可见能力超群却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爱才如命的曹操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杀掉吕布？就因为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三姓家奴”。至于学历证书，就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了。即使是最顶尖的大学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位毕业生都能获得成功，为社会做出贡献。 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只意味着教给学生知识，也不只意味着培养学生能力，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那些早早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家长，以为可以让孩子接受到好的教育，殊不知那样做也许只是满足了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事实上也不一定——却丢掉了至关重要的教育之本。等到孩子完成正规教育历程，就会遇到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巨大冲突和挑战。那时候将悔之晚矣！
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学历证书也好，它们都是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自我，唤醒自己心底沉睡的精灵，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通过教育，一个人会越来越看清楚自己是谁，喜欢的事情是什么，能够独立做出判断，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从而有意愿有能力去追求一种更加高远的精神生活。做到了这些，一个人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从容地看待生活中的种种苦厄变故，获得心灵上的平静。
正如《大学章句》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真正的教育要能够帮助人得“道”。就算得不了道，至少也要努力“近道”。
这就必然提出了教育的民族性、本土性和文化属性问题。正如人的身体无法忍受长期的漂泊一样，人的心灵也要有所皈依。要想获得“定”、“静”、“安”，人必须首先明确自己在宇宙坐标中的位置。从这个坐标点出发，才可能去理解万事万物。即使是那些在国外已经安居乐业的人，终究也会在某一天的深夜突然坐起，拷问自己的灵魂：我是谁？我身在何处？这并非哲学家的呓语，而是每个人必须直面的人生。
归根结底，人还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接受自己的教育，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因此，对于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而言，就不能不严肃地回答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该如何承担起教育的本土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按照教育的本质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家长之所以趋之若鹜地把孩子送出国，无非是认为本土教育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满足不了他（她）就要向外寻找。对此进行抱怨、批评甚至谩骂都无济于事，最根本的还是要努力提高本土教育质量。我们要认真比较中西教育的优点和缺点，学习优点，改掉缺点，根据实际情况一点一滴地改善我们的教育。一般说来，好的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帮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让他（她）们拥有强健的体魄；引导他（她）们正确看待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不要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想不开，尽可能过得开心一点儿；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好人，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善良，不要做坏事，做人有底线，等等。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是不可能被家长接受的。
二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出路。每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都有功利性的考虑，这一点应该得到教育工作者的理解和尊重。如果不能给孩子带来好的出路，任何高大上的教育改革都很难得到家长的支持。现在的困难在于，在高校招生录取单一依赖高考分数的情况下，学校很难把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那些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因为不能有效提高考试分数，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而那些通过大规模重复性训练有效提高考试分数的做法又因为严重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长也不认可。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呢？为什么那些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就不能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出路呢？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和大学招生机构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教育责任。政府要更好地改革考试招生录取制度，通过政策上的引导改变中学、学生和家长的行为；大学招生机构有责任也有能力支持那些办好教育的中学和校长，为他们的学生提供好的出路；同时抵制那些办坏教育的中学和校长，而不是推波助澜。这样才能让人们看到教育改革的希望。 其次，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起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教育除了解放人本身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凝聚社会共识。无法凝聚社会共识的教育也不可能实现个人的解放。作为个体的家庭往往重视的是前者，但其实后者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人总是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生活和发展，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人也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人在异乡，总是异客，对桑梓之地的崇拜与眷恋，是人永远无法割舍的情怀。我们要通过教育，帮助孩子更好地认识社会，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建立，绝不能寄希望于诵读几本国学经书就能解决问题，而要通过扎扎实实的通识教育，让学生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比较中，从内心深处建立起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和信仰。
第三，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起全球视野。全球化时代，任何封闭的教育都不可能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世界经济技术的日益融合，学生们需要更好地观察和理解外部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到外企和驻外机构工作，他（她）们往往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做出决定；同时，对外语的掌握和对他国文化及风俗习惯的了解也必不可少。实际上，全球视野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所接受的教育越好，他（她）就会表现得越自信，越成熟。这种自信和成熟来源于见识。见多才能识广。在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交流的过程中，学生逐步克服羞怯、局促和自卑等“社交能力障碍”，在不断适应性、参与性的学习中收获自信、对他人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这些其实并不难做到。如果在本土教育中就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机会，也许我们就不必万里迢迢地把孩子送出去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
建设这个国家需要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建设国家的精英和栋梁全部接受的是国外教育，虽然不是不可以，但总是让人心里不舒服，至少说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工作没有做好。况且，中国的情况如此复杂，外来的和尚念不了我们自己的经。真正的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这绝非夜郎自大，也并非盲目的民粹主义，而是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心态，要么不相信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总是寄希望于引进人才；要么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研发能力，总是先问国外有没有同类技术，能不能花钱买过来。这种急功近利的“暴发户”式的鼠目寸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
美国人会让你毫无障碍地引进人才和技术吗？想一想每隔五六年就爆发一次的华人科学家间谍案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从根本上说，教育一定是本土化的。实际上，要给效仿行为寻找理由总是比较容易，真正困难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恰恰是中国教育的竞争力和魅力所在。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有勇气和决心独辟蹊径，批判性地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智慧，系统性地研究中国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勇敢地承担起全球化时代的本土教育责任，为中国的家庭提供能够满足他（她）们需求的好的教育。归根到底，中国的建设终究要依赖于本土教育系统的数量和质量。这是我们的使命，无可逃避。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27日第15版。本公众号转载的文章，仅作分享之用，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文章版权及插图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