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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 “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
今天推送的两篇文章，是华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路明写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大学里的物理老师，一位是镇上的小学老师。
两位老师都是爱学生的，但是选择的爱的方式却那么不一样，结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乱世中，这却是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难得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时，先生正下放甘肃农村劳动。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给我们上课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
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突然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
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依然抑制不住的热泪。
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学生。从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98，是我四年本科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本科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好多老师学生都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
“一个人的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在键盘上胡乱敲打，打出一首情诗；随意洗牌，洗出一手同花顺。生命是偶然。遇见另一个生命，是偶然中的偶然。
同花顺瞬间被打乱，情诗转眼成了墓志铭。生命的消解，如潮生潮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该有太多悲伤。然而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
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粒子轰击了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了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有过那一个时刻，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那时我在小镇念书，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脑一顿打。班上的小孩子，谁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戆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任凭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可能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办公室门口：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打死不要紧。
那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大家，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
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隔壁桌的晓玲。
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稀疏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仿佛对于解方程之类不太好使，考试总是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地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了爷爷家的竹林，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大大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课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手，“啪”的一声，教鞭重重地砸在她的头上。
我听到有人吃吃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啪，啪啪！
侬哪能噶戆额啦！
我们都哄笑起来。晓玲涨红了脸，强忍着泪，一声不吭。
下课了，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办公室，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满面泪痕。她更沉默了。以前她喜欢唱歌，经常参加学校的晚会或歌唱比赛，那天以后再也没听她唱过。
勉强读到初二，晓玲退学了。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听说她进了工厂，又早早结婚，再以后，就没了她的消息。
不知怎么的，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泪，沉默倔强的身影，还有离开校园时回头那一瞥。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有时我觉得，她就像那句雷锋语录那样，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作文题目是“____像妈妈一样”，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听说她被投诉了，家长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了上课的资格，被安排去看图书馆，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有一次回小镇，我在小巷子里遇见过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无可置疑，她是爱学生的，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童年只有一次。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以恨的名义，还以因爱生恨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