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花两百万上辅导班成绩不升反降，“花钱买罪受”式辅导班为啥屡禁不止？

不久前，一位杭州的家长曾在微博上诉说自己的惨痛经历，花了2万块钱给孩子报了暑期英语辅导班，结果孩子英语成绩从原来的60分反而掉到了40分。

显而易见，这个家长的经历只是当下中国家长“创痛故事”的冰山一角。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补习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与挑战。从今年2月开始，教育界关于课外补习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补习导致的课业负担也成了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

一方面，高昂的补习费用让家长叫苦不迭，另一方面，家长依然在补习的道路上前赴后继。

中国教育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人次。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重拳出击，直指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公众反应最强烈的六类问题。

高层此次铁腕能否撼动当下庞大的“课外辅导帝国”仍需时间的检验，毕竟存在即合理，一种过热的现象背后总有其丰厚的土壤。而我们也不禁要问，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补习班问题在哪里？

资本在课外辅导领域的大量注入由来已久，随着家长对子女教育差异化需求的日渐增加，课外补习机构的根系日益壮大。

以初中阶段为例，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薛海平对近2万名包括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初一和初三学生进行调查：

我国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47.3%，位于省会城市学校学生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6.9%。

日积月累之下，种种乱象也随之而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将当前课外补习市场的问题归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上出现的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等不合法培训机构，存在欺骗和安全隐患；另一类是教育机构的超前教学和超纲教学。

如今，超前补习已经成了课外补习的基本模式，机构实施超过课程标准和学校进度的学科教育，即“抢跑”或“提前教育”，而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解题、做题、刷题的“应试教育”模式。

以北京为例，培训机构建立了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而在一些对学龄前儿童“幼小衔接”的暑期课程中，数学的难度甚至已达到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认为，当前补习机构绑架学校教育的行为远比想象的严重，超前教学打乱了学校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得学校不得不更改自己的教学计划，乃至冲击了整个国民的教育体系。

“这些超前教育破坏了教育的秩序，也增大了家长的焦虑，很多家长觉得如果不把孩子送到这类机构，就会跟不上学校的教学。”熊丙奇说。

然而，对于何为超前教学和超纲教学，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但是否将不合法机构和超前教学都整治之后，课外补习所带来的的问题就解决了呢？熊丙奇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它并不能解决补习机构给孩子带来的负担问题。“相比于不合理不合法机构所带来的的问题，庞大的培训需求更值得关注，更应该被治理。”

补习班缘何被追捧？

早在2009年，薛海平就对城镇学生的补习现象开展了实证研究，他发现这一背后有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因素。

从政治大环境看，现阶段城镇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交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诱发了择校等教育竞争行为，从而形成课外补习的土壤。而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赢在“起跑线”上成了诸多家长内心的一颗“安定丸”。

“补习班无疑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教育的成功最终可以使学生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

而剥开现象，更深层的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

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观念更是代代相传、深植民心.

在熊丙奇看来，教育评价制度的单一是导致“补习班盛行”的罪魁祸首。“虽然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调高考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但如果深入分析，这样的改革依然没有触及到单一评价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是有分数在评价学生。”

“这样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同一跑道上，那么家长的焦虑永远不会得到缓解，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到前面。”在他看来，如果不改变评价制度，那么减轻课外补习负担也终将成为一纸空谈。

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较为关注校内减负，出台了一系列校内减负措施，比如严格控制校内时间和校内课业量、禁止补课等等，而这部分减下的“负担”却被处于“教育竞技”漩涡中的家长重新在校外补习班里找了回来。

而类似于三点半放学这样的政策则直接驱动了众多无力接送孩子的家长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和托管班。

补习减负，管理和观念并行

对于社会狂热的补习潮，媒体界流行“剧场效应”这一名词。所谓剧场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剧场里，前排的观众不守规矩站起来，则后排的观众也跟着站起来，最终导致整个剧场的人都站着看演出。而教育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学生去校外进行超前补习提升了成绩，其他人只能纷纷效法。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否认了这一现象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剧场效应是对剧场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剧场里的人不可能站起来，因为每个剧场都有保安”。

他认为解决课外补习过热乱象之根本还要借助政府的手腕，依靠政府监管来维系一个相对公正的教育环境。

课外补习因为相伴着学校教育而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一直以来被称为 “影子教育”，在杨东平看来，如果学校教育改善了，课外补习生存的土壤也就失去了。他建议国家应该重点提升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薛海平认为，学校可以不拘泥于应试课堂的单一形式，推广多样化教育，在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教学方式上走多元化道路，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教育个性化的需求。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的小学“3点半”放学的规定，有一些家长因为无力接送孩子只能将孩子送到补习班这类托管班，变相助长了补习热。针对这一现象，各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比如上海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的时间是3点半到5点，参与这项服务的老师在效益工资方面给予倾斜；而北京规定3点到5点期间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

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课外负担，改革评价体系是釜底抽薪之策，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现有的大环境下，熊丙奇认为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比如在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宽松教育，一星期只上五天课，结果导致很多学生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去校外补课。在经过各方权衡之后，日本的一些学校重新选择了一周上六天课，以此来减少学生去课外补习机构的机会，最终这一方式被推广到了全国。日方经过评估发现，一周上六天课后，学生的负担比原来上五天课时的负担减轻了。

 “在整体的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日本的学校就通过提升教学质量，改变教学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基于现状所做的一种合理的选择。”熊丙奇强调。

除去政府和学校的作为，身为补课的庞大受众群体，家长的教育观念同样值得进行适度转变。

虽然补习班的盛行存在诸多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心态依然是最本质的驱动力之一，虽然当下家长的教育理念已然今非昔比，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但“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然是多数家长的选择。

回归到教育本身，这样的追逐值得深思。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名誉教授赵勇看来，未来社会所要求的每个人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应该多“扬长”，而非“补短”，因为看似每个阶段标准化的“完美”并不意味他在将来社会就一定能够成功。

从长远上看，中国基础阶段的评价方式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着，整体的教育目标已经由“双基”向“学生核心素养”转变。

薛海平建议每个家长能够保持一种更为冷静理性的心态。

“人生毕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更像一场马拉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保留住他对学习和知识的热情才是最关键的事。”

来源 | 光明社教育家

实习编辑 | 高雅

责任编辑 | 周继凤

本公众号转载的文章，仅作分享之用，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文章版权及插图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处理。

小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