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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终于不再纠结“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了,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导语


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好坏,没有意义。


应试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那么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



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很多改革都失败了,很多改革难以推进,但有一项改革成功了——废除科举制度。这也是一场教育改革,其理由和现在提倡废除应试教育的理由差不多。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把太多责任加到所谓教育改革头上。


“素质教育”和“考不考试”并不相干


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认为目前的教育亟待改革。但我反对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分类,是不可比的范畴。


“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它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真要说对立面,就是其他目的的教育,例如以培养某种信仰者为目的的神学教育(或者叫意识形态教育),或者以培养好勇斗狠者为目的的尚武教育(或者叫斯巴达式教育)。



在教育目的上讲,素质教育是要反对唯神学教育、唯尚武教育等等,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培养这样一些人,那就彻底失败了,但这和考不考试完全两回事。


“应试”则是就教育过程而言,是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一种测量手段。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家说教育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考试仍然很重要。如果回避了考试,有什么可以替代?


第一,以个人赏识(而非分数)为标准的“伯乐相马”,是不是人才,伯乐说了算;


第二,以长官意志为标准的“推荐、保送”,“文革”期间考试废除了,人才在“推荐、保送”中产生,结果上来的基本是干部子弟;


第三,以出身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成份教育”(九品中正制就是强调出身),这种制度在中国至今还有,以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最为典型,这就已经不是应试教育了;


第四,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所谓贵族学校收费很高,有钱就上,没有钱就别上。以上四点都是可以和考试并列的测量手段。


伯乐相马


所以,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甚至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意义。


应试从来没有作为教育目的,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


“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确针对应试教育,甚至把高考都废除了,但人们的素质提高了吗?


当然没有。那种废除考试,实行“推荐”、“保送”、政审和论出身的一类招数,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更糟糕。


今天有些人说科举制是最伟大的,甚至说西方的文官制度都是跟科举制学的,我认为不对。但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肯定也不是科举考试造成的。


晚清废除了科举制,“文革”期间废除了考试,效果都不怎么样。1977年中国恢复考试,科举制度的弊病慢慢又回来了。现在又有人说中国的教育要摆脱考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跳出这个循环呢?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 新华社


“素质”有无客观标准?

“创造力”能否教得出来?


人们常说,中国的教育只重视教授存量知识,使得中国人只会背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


这就有一个问题:创造力能教出来吗?老师能教学生知识,教学生怎么做人,但是怎么教学生有创造力?如果不能教,那么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说,应试教育强调用“客观标准”来考学生,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妨碍学生提高“创造力”。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问题是,从这样的批评中是否能推出一种新的选择?


如果要在考试中体现出创新,我觉得没有办法考,创新凭借什么打分?假如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质,以什么标准判断人的素质是否提高?如果没有标准,我们凭借什么说如今的教育不行?


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除非把客观标准改为主观标准,所谓主观标准说穿了就是推荐制、评审制,实行这些制度的前车之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没有任何标准,谈素质又有何意义?


如果要考试,客观标准不能不要,而客观标准只能建立在存量知识的基础之上,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或者提高创造力,但是“不一定”并非“一定不”。你读了大量的书,不一定有创造力,可如果你不读书,肯定没有创造力。人类的知识创造是一个积累与飞跃相结合的过程,没有存量知识,一定不可能有知识的创造力。


牛顿、爱因斯坦等都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任何真知的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脱离源头,脱离前人去搞那种拍脑瓜的创造,基本上只能创造出“水变油”“永动机”。


▲ 1946年,Lincoln University,爱因斯坦和学生们在一起。 © John W. Mosley


那么,创造力从何而生?


如果物理、化学、生物不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创造力,那专门教一门知识创造法,或者创造力学如何?我对此不抱希望。因为知识的创造(或者人的创造力)是无法在课堂上教出来的。


与科学创新相比,文学创造更能自由发挥,数学需要严格证明,文学连神话都可以编。既然文学更不受所谓存量知识的影响,文学创造也不是能教得出来的。曾经有人问鲁迅先生能不能把成为文学家的经验写成一本书,教大家如何成为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关于《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已经很多了,但他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看了这些书学会创作的。


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比小说创造受到更大的约束。我相信爱因斯坦肯定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但是绝对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的人,很少成为爱因斯坦,但是想从相对论创造学中学做爱因斯坦,更是缘木求鱼。


所以,埋怨今天的学校只教存量知识而不教人如何创造知识,虽没有说错,但是并没有意义。因为,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教人怎么创造知识。


当然,如今所教的“存量知识”究竟是真知,还是“存量谬误”,这是真正的问题。我还要说,有很多存量知识不是教得太多了,而是教得太少,甚至根本没有教,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


民国年间,很多地方在小学就开设《公民课》,教孩子从小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是一切都听皇上的传统臣民。《公民课》强调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基本伦理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底线伦理教育,不一定强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应该教育大家什么东西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你不能抢我的,我也不能抢你的。大公无私、自愿捐献当然很好,但前提是自愿,不能强迫别人大公无私。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存量知识应该教。


回来讲创造力从哪来。


第一,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量大的自由空间(经济上自由竞争、学术上自由讨论、思想上自由争鸣等等)。知识创造、人的创造力首先不是教育体制问题,而是社会体制问题。创新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个成功的创新机制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机制,这就是我讲的“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第二,社会要能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有了自由之后,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创造力?当然也不是。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非常鼓励创造,叫做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社会需要能带来好结果的有效创新,不需要胡思乱想的伪创造。


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机制,至于他们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养创造力的奥秘,我是很怀疑的。


▲ 文革中被毁坏的佛像。另有地区为了保护佛像,将其用泥糊住以“隐藏”起来。


“应试”作为手段:

最无奈而又最“不坏”的选择


如果取消应试,代之以出身等测量手段,结果只会更遭。应试的确给人造成很大压力,根源何在?


有人说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足,以前为了考上大学,真是不惜一切。后来高校扩招,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多,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教育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竞争仍然是很强烈。


道理也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好的大学人人都想上。



老实说,西方也有聚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外我还要说,每一个教师,本身也是一个公民。我们除了在学校,还有在社区、家庭和社会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看起来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其实对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来源 | 南都观察家、蓝橡树

作者 | 秦晖

编辑 | 中国网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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