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给受害家属的谅解书，标上了价格？
“男子毒针扎死女友”的案子宣判了。
2017年初，25岁的王强在网上购买了毒针和麻醉针。此前，他的女友刘云多次提出分手，王强眼看覆水难收，动了杀心。他先用流浪动物做实验，然后去刘云家里，在女友身上扎了两针，导致女友死亡。
他买的毒药叫“氯化琥珀酰胆碱”，这是一种让全身骨骼肌松弛的药物。
注射该药后，人的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呼吸肌瘫痪，活生生被憋死。可以说，死者死得非常痛苦，而凶手手段十分残忍（前段时间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被活活肢解的记者卡舒吉，有人怀疑行刑的法医就给卡舒吉注射了这种药物）。
几天前，判决结果出来了。王强没有被判处死刑，甚至不是死缓，只是无期徒刑。北京一中院在判决书上写的理由是：
被告在亲属协助下，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舆论一片哗然。
凶手家赔了钱，死者家签了谅解书，法院从轻发落，凶手捡回一条命。怎么看怎么像凶手花钱买命。
也有许多人指责死者家属，居然为了钱就“谅解”凶手，分明是用女儿的命卖钱啊！
这个案子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在央视《社会记录》栏目做过一期节目，是一桩杀人案。时间太久远，我已经不太记得前因后果，但其中一个细节却至今都深深刻在我的大脑里。
凶手的父亲，千里迢迢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受害者家，希望受害家属能给法庭写一份谅解书，这样可以救自己儿子一条命，不被判死刑。
受害者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农民工。他死后，妻子跟人跑了，丢下两个五六岁的孩子，给爷爷奶奶抚养。
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没有收入。家里破败不堪，还要拉扯两个孙子孙女，状况凄凉，惨不忍睹。
受害者父母一看到凶手父亲，失去儿子的种种痛苦记忆瞬间被唤醒，两位老人几近崩溃。凶手父亲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空气中弥漫着悲鸣和愤恨。
凶手本人穷困潦倒，没什么钱赔偿受害者家属，但他父母救子心切，东拼西凑了五万块钱，愿意补偿给受害者家，条件是他们必须给法庭写一封谅解书。
受害者父母对凶手恨之入骨，恨不能他立刻被枪毙，谈何谅解？
但他们需要钱，他们实在太穷了！儿子已经死了，还有孙子和孙女要养活，年迈的他们要如何选择？
他们又能如何选择？
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五万块钱，给法庭写了一封谅解书。
是的，五万块钱！
在很多刑事案件中，都能看到这样心酸的谅解书
这些年，我采访过的不少刑事案件受害人。我当然知道，许多受害家属拿到赔偿款后写的谅解书，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因为钱。这只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被动谅解，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宽宥和原谅。
但是，很多受害家属，只要你离他们近一点，打量一下他们的生活，就很难再轻易指责他们“拿命换钱”。
我们总是很容易替别人选择，却永远无法替别人生活。
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以为继。别说五万块，就五千块都能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
他们真的很需要救助。然而悲剧的是，能给他们提供经济补偿的，只有杀害他们亲人的凶手家属。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受害者家庭，必须在获得应当的赔偿和让凶手偿命之间煎熬？
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对刑事犯罪的追究分为两部分：
一是刑事责任，追究的主体是国家；
二是民事责任，追究的主体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亲属。
这意味着受害家庭因刑事犯罪而产生的经济赔偿问题，是犯罪分子和受害者家属之间的个人事务。
许多问题由此接踵而来。
犯罪分子中有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失败者、混混，他们犯下滔天罪行后，根本没有任何赔偿能力。这种情况下，法院虽然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判决被告赔偿受害者损失，但事实上，受害者家属根本得不到任何赔偿。
这样一来，犯罪分子虽然被判了重刑或者死刑，国家层面的司法正义得以实现，但受害者家属却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这一层面的司法正义，实际上是缺失的。
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
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这条规定的目的，就是希望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者家属。
但在实践中，被告人多数并不其备赔偿能力，加之关押在看守所，也难以筹集赔偿。所以现实中基本上都是被告亲属找到受害者家属，代为谈判、赔偿。这类谈判在被告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里最为常见，因为被告人家属救人心切，赔偿最为积极。而法院也将这种家属代为的赔偿，视同被告本人的赔偿，作为从轻量刑的依据。
这样一来，一些受害人家庭获得了经济赔偿，经济窘境或许得到稍许缓解，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许多受害者家属写下的谅解书是违心的，被告因此被轻判也并非他们本意。这种因为经济赔偿所做的妥协，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了新的创痛。
如果没有经济压力，他们绝不会选择“原谅”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亲手写下谅解杀人凶手的谅解书，对他们来说，这是心灵上的二次伤害。
另外，这种判决，也给公众造成一种“花钱买刑”，甚至“花钱买命”的观感。
如果犯罪嫌疑人真的悔罪认罪，受害者一家真心原谅，依法轻判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一切的主导不是真实的意愿，而是赔偿金，谁能保证被告的悔罪也是真实的？这种立意于受害者家属经济困顿提交谅解的判决，很难被认为是真正的司法正义。
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所幸，人类社会的求解之路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北欧和日本，这种传统的司法理念和制度设计，慢慢开始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救济和补偿，由受害者家庭和被告之间的私人事务，变成一个由个人、政府、社会多方解决的公共方案。
这种新理念认为，受害人及其亲属因为刑事案件受到的伤害，必须得到充分的补偿，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司法正义。由于单纯依靠被告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承担起必要的救助责任。同时，也可以设立专门的救助基金，用保险的方式来实现对刑事案件受害者家庭的救助。
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日本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分为两部分：
一是设立刑事受害人救助金；
在刑事案件中受到伤害导致终身残疾或者失去生命的受害人，其本人或者亲属可以申请救助金，金额大约在1000万-4000万日元之间。
二是社会救助体系；
日本有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基本法》，规定地方政府对刑事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属有救助义务，比如帮他们寻找工作、减免税收，甚至包括心理疏导。
上述两项救助体系不仅仅限于日本国民和日本境内，外国人在日本只要有固定的居住场所，也可以受到救助。日本国民在外国遭遇刑事案件受到伤害，其家属也可以申请。
这项制度的功能有二：
1.给遭受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遗属实实在在的救济，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劫难，重新开始生活；
2.让受害人不必过于期待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避免受害者亲属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与凶手亲属达成被动谅解，妨碍司法正义的真正实现。
这一救助制度还蕴含着一个更深的道理：
作为政府，原本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安全的环境，补偿金也是政府由于没有尽到责任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
在日本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三十年间，依然有不少恶性案件的受害人遗属在诉讼阶段选择原谅了被告，但这种原谅，再也不是基于生活困顿，而是源于被告真实的认罪和悔罪，以及遗属们发自内心的宽恕。
目前，我们国家也正在逐步建立刑事受害者者家属救助制度，但一方面，申请条件比较苛刻，救助金数额比较低，另一方面，向大众普及程度也不够，很多受害人家属并不知道可以申请。而与日本类似的社会救助体系，还完全看不到端倪。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刑事受害者亲属，也都能享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充分救助。
希望这些已经承受了巨大不幸的家庭，在亲人被害之后，不必再在寻求正义和接受赔偿之间，做着痛苦而艰难的选择。
希望人间的恶少一点，也希望人间的痛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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