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野起来，那是真野
朱一龙喜欢到世界各地潜水，他去过帕劳的无毒水母湖：潜进水里，四周全是水母。水很清，阳光照射进来之后， 每只水母都发着柔光。回来后不久， 他听说那个湖里的水母几近消失，这让他伤心很久。
这次，他来到向往已久的非洲， 探索荒原、峡谷，遇见漫步其中的野生动物。在纳米比亚，他看到许多普通人每日为保护动物做着努力。朱一龙想和他们一样，虽然尚不确定自己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但他想参与其中。
北京的盛夏、非洲的冬季，朱一龙跳上一架六座轻型飞机，朝窗外望，下边是荒原，干涸的河道在地表留下壮观的褶皱，大片沙土的颜色上点缀着几丛稀疏的绿，蒙着灰似的；景象偶尔切换成赭红色的山脉，或者干脆是沙漠。他有点傻眼。
航线的起点是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经过一小时的飞行之后，将抵达一间野奢营地。朱一龙对非洲的想象是草原、动物大迁徙、狮子和鬣狗，但眼前的景象比他想得还要野性和荒芜，从舷窗往下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是这样的”。
朱一龙搭乘的轻型飞机
过去一年，朱一龙去了很多地方：赫尔辛基、悉尼、巴黎、巴塞尔、曼谷…… 都是因为工作，这是去年夏天他因为网剧《镇魂》蹿红而迎来的改变—— 媒体拍摄、品牌邀约变多了，递过来的剧本、认识他的人也变多了，但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没什么变化—— 朱一龙没把通告跑满：两部戏、几支广告代言、几本杂志拍摄，一年就过去了。
他的上一部戏《盗墓笔记 · 重启》在今年四月杀青， 然后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生活、做其他工作、挑更好的剧本。与之前几年相比， 并不忙得多。“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你的节奏是什么样，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他觉得男演员需要积累。他演过一系列数字电影，作为一档电视台脱口秀节目的辅助片段。几年积累过去，拿到好角色的机会并没有变多，他有点儿着急，“但这个着急跟红不红无关，只是想演更好的角色。”《镇魂》之前的三年是他拼命的阶段，工作量很大，因为舍弃不掉任何一个机会。《镇魂》出来时，朱一龙刚好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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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朱一龙还没等到自己期待的好角色，真正迫切的问题还是作品：“我心里也不完全知道好作品怎么定义，只能不断地看剧本去寻找。”
蹿红之后，流量帮他打开了一扇门，但找到好的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就在看剧本的间歇开拓眼界，去更多地方走一走吧。他用这样的方式丰富自己。
一年里，最让他难忘的行程是受品牌之邀参加戛纳电影节，他一度抗拒过：作为演员，应该带着作品去电影节，而不是做个旁观者。但他又好奇最好的电影人聚在一起是什么状态。
朱一龙记得电影开幕前的欢呼声，剧院上下两层、近两三千人坐在一起，像看戏剧一样。那是他第一次在那样的环境里看电影，很振奋，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演一部好电影，在电影节上被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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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期待的另一场旅行是这次的非洲之旅：从北京到温得和克，二十多小时的长途飞行和转机都没能冲淡他的兴奋。飞机降落在一片荒原上的小型机场，主要设施是一块硬化地面。人和行李在这里登上越野车，在莽莽的平原上蛇行。
空气干燥，南部非洲冬天的阳光仍然亮得晃眼。土路比车辙稍宽，这里的土壤发红，满是碎石，偶有山丘起伏——它们大都是平顶的。越野车飞驰而过，如果镜头在这时拉远，能看到车屁股后一长串的烟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散去。属于朱一龙的野性非洲之旅开始了。
一下车，冰凉的毛巾奉上，营地服务生用英文夹杂着当地部落语言分声部合唱着：Welcome to Damaraland。朱一龙一下子就被营地的野性所吸引。
Damaraland Camp营地坐落于华布尔河谷，土坯和茅草建造的房屋被抬离地面，床头放着遇到野生动物入侵时用来呼救的喇叭；露台直通无垠的荒野，穿比基尼的客人在游泳池边喝着香槟。走出去就是平原，河谷，荒凉宏伟的赭色山脉——那是属于大象、羚羊、长颈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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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营地的第一天，疲惫未消，他就乘越野车出发猎游。“很幸运，遇见了长颈鹿和鸵鸟。”朱一龙喜欢猎奇冒险，从小向往荒野求生，想过去丛林体验极端环境的生存状态。当然，对他来说，那样的机会很少。
他的旅行频率基本是每年1-2次，去世界各地潜水、滑雪。
这次在非洲，朱一龙遇到一个特别的人Ginger Mauney，这个人拥有他向往的人生。Ginger Mauney是纳米比亚拯救犀牛信托（Save the Rhino Trust, SRT）的董事。
三十年前她第一次从美国来到纳米比亚，当时的身份是作家和纪录片导演，到骷髅海岸拍摄纪录片。拍摄项目一个接一个地继续，她和狒狒住了四年、跟大象生活了两年，自己的儿子也在纳米比亚出生。最后因为拍纪录片，她认识了SRT，也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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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犀牛成立的组织，由两位纳米比亚女生在1982 年创办。她们在荒原上频繁见到死去的黑犀牛。猎杀的过程都是先麻醉犀牛，再将它们的角连根挖走。犀牛从麻醉里醒来，带着贯穿半张脸的巨大创口，只能在荒原上等死。
Ginger如今已上了年纪，衬衣的颜色是营地着装中常见的绿色。在未来的几天里，她经常坐在营地的长桌边，和每个人谈论犀牛保护的话题。吸引游客来纳米比亚的原因通常是红沙漠和骷髅海岸，除此之外，纳米比亚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野生动物，它们顽强地适应了沙漠环境，其中就包括濒危的黑犀牛。
现在，野生黑犀牛约有五千头，但非洲平均每天有三头犀牛被盗猎，长久下去犀牛可能在未来十年内灭绝。许多亚洲国家将犀牛角追捧为珍贵药材，但事实上，它毫无药用价值，它的成分是角蛋白，和人的指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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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的银河，肉眼清晰可见
第三天凌晨五点，天还是漆黑的，银河在头顶上闪耀。朱一龙出发，与SRT的犀牛追踪者见面，去追踪黑犀牛。黑犀牛追踪是SRT和Damaraland营地的所有者Wilderness Safaris合作的生态旅行体验，每位跟随SRT体验追踪犀牛的客人都能为犀牛保护贡献300美元。
在太阳升起之前，你能感受到非洲冬季清早的低温。越野车在荒原上摇晃了一小时，天开始亮了，远处的山峰和天空衔接的地方变成了粉蓝色。野生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车尾烟尘中穿梭而过的羚羊，还有被朱一龙开玩笑地称为“在晨练的”长颈鹿一家。
中途，向导停下车来，告诉他这是狮子和犀牛的脚印，推测昨晚这条路上或许上演了一场角斗。朱一龙也下车远眺，举起望远镜，在树丛里寻找动物的身影，兴致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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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有17个犀牛追踪团队，追踪员每天追随犀牛的踪迹，平均每天步行45公里，观察犀牛，采集数据。被追踪的犀牛拥有自己的名字，被盗猎风险大幅度降低。这些追踪员都是当地人，经过考试选拔，有人以前是牧羊人———他们熟悉当地，也了解动物的习性。
这天，带朱一龙寻找犀牛的是一对父子。父亲Sebulon是最有经验的追踪者之一，1990年开始从事这份工作。Hofney Hoeb是他的大儿子，也算子承父业。
车子路过干涸的河床，在Etendeka山脉中行进。这些平顶山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一亿三千多万年前，山上遍布赭红色的石块。即使举起望远镜，想在草丛和大片的可乐豆木（Mopane）中间发现犀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ebulon父子找到了它。
车在半山腰停住，这对父子小声地宣讲观察犀牛的注意事项，然后一支沉默的队伍诞生了：父子两人分别走在头尾， 朱一龙走在前列，紧随Ginger。他穿着卡其色的衬衣和绿色 长裤、沙漠靴。望远镜的背带缠在右手腕上，跨过碎石的时候相当灵活，步态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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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在山坡上停下，追踪员指向山下那片可乐豆木：那是一种看上去树叶稀疏的灌木，一头犀牛正隐身在一大片连绵的树丛中。这是个名字叫“Morecruse”的“男生”，很快就要九岁了。
大家互相传递着望远镜，看它趴在地上睡觉，或者起身嚼几片树叶的样子。追踪员坐下来，在本子上记录数据。朱一龙凑到他的身边，看那些被记录在本子上的条目。其他人在山坡上找到坐下来的地方，他仍然站着，举起望远镜向树林里眺望，一脸专注。摄像师举着机器拍他的时候，望远镜都没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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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Hofney Hoeb决定带朱一龙走下山坡，近距离观察犀牛。
这支小分队沉默地向树林靠近，等到一行人在树林里缩成微小而遥远的人影时，他们停住的时间比前进的时间久了。作为一头年轻的雄性犀牛，Morecruse是具有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黑犀牛的视力很差，但嗅觉敏锐，这意味着人类行动之前，就已经被它察觉了—— 所以近距离追踪时，人类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招来危险。
SRT镜头下的黑犀牛
当天晚上，朱一龙讲述了那个时刻：站在草丛里的那刻类似于一场冒险，跟他想象中荒野求生的感觉基本吻合。他慢慢地靠近犀牛时，他觉得犀牛觉察到了自己的存在。它在树丛里站住，扭过头来。朱一龙也在树丛里站住，在和它相隔百米的地方看着它，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对峙。
Morecruse和他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犀牛不太一样，也不同于他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动物—— 朱一龙小时候就爱看《动物世界》和探索频道；有一段时间拍完戏，都是放着动物纪录片睡觉的，看遍了能找到的片子。
他被里面所有的野生动物吸引，它们都有个性和社会性，例如鬣狗、豹有不同的社会关系。他尤其喜欢狮子，觉得它们的社会性、阶级感跟人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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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动物是他对非洲最大的期待：“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朱一龙感受到了压迫，觉得这头犀牛随时都可能朝着人类撒腿跑来：“在大自然、野生动物面前，人类还是脆弱的，你并不了解它，不知道它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一切是未知的。”
那一刻 让他心情忐忑。他们相隔一百米左右的时候，Hofney Hoeb终止了这次观察。
人类小队回到山坡上，Ginger印证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Morecruse非常顽皮且聪明，它曾把人引进树林，企图发起攻击。
追踪员对动物的敬畏也让朱一龙印象深刻：“他们热爱这些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些追踪员很了解它的危险性，又非常照顾犀牛的感受。”追踪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保护人类，也保护犀牛。如果人类提供的保护一直奏效，犀牛Morecruse应该能在这片荒原上继续漫游20-30年。
荒原上人口密度极低，一个叫Fonteine Community的村子就在营地附近。这是行程的最后一站。和其他被路过的村庄一样，几间低矮的房子，粗糙的木质围栏，一台老旧的汽车停在树下。村子里瘦长的狗晒着太阳，大公鸡在闲散漫步。
朱一龙走进村子的时候，孩子们在空地上跑进跑出，两三个大人坐在屋檐下。当地人英文流畅，愿意教你用一长串弹舌音读他的名字，并把自己的牧羊犬介绍给你认识。他们的热情和营地里的工作人员一样充满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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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伸手打招呼，或者大喊一声“Let's take a picture”（我们来拍张照片吧），孩子们就成群地飞奔过来。他们喜欢客人，也喜欢拍照。孩子的赤脚上带着白色的灰土，脏辫儿上尘土飞扬；一个小朋友的T恤上裂开一道大口子，露着肚皮。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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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孩子们这样飞跑向朱一龙，把他团团围住。很快，他们就变得亲密无间。朱一龙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能闻到他们身上热烘烘的气味，那是非洲的太阳底下自由和野生的气味。跟他们玩一会儿，你很快就会染上一样的尘土和一样的笑容，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开朗是纳米比亚人的性格。
村子里的热情，让人想起晚上在营地唱歌的当地人；在拍摄封面时，忍不住在火堆前跳起舞来的蓝裙女生。在拍摄杀青的大合照里，朱一龙和他们一起牵起手来，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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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Rocco Liu、Shawn Ong
编辑／夏莲 撰文／徐沉沉
创意导演／Max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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