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纵火案”：律师角色的错位
文｜戚兆波，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法务之家首发，转载请在页首注明来源和作者，并于文章植入法务之家二维码，侵权必究，欢迎举报
保姆纵火案庭审时辩护律师党琳山的突然退庭，“技”惊四座，引起一片哗然，各种评论也随之潮水般涌来。在这些评论中，大部分观点认为，党律师所提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自行退庭违反规定;也有少部分观点认为，党律师竭力维护委托人的权益，退庭实属勇“掀桌子”。
不过，在笔者看来，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在执业这个“舞台”上，必须恰当地处理好自身“角色”与律所、委托人、法庭等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演出”成功;否则，就会发生“角色”错位，将“戏”“演”砸。党律师在亮相“演技”时，其“角色”就很遗憾地发生了错位。
首先，从律师与律所的“角色”关系看。很明显，律师也是一种工作岗位，每位律师都是一名“打工仔”，受聘于律师事务所这个“老板”。虽然国内一些律所忽视与律师特别是合伙人之间订立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无庸置疑的。这种法律关系决定了律师执业实质上是在完成律所交给的工作任务，即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另外，这种关系也意味着律师在执业时，必须遵守用人单位即律所的内部规定，同时还要遵守律师的基本行业规范，不能违反。否则，就会构成违约或失职。这就如同车间工人，一是要按厂里下达的任务进行生产，二是不管你生产效率有多高，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违章作业。
党律师出庭为保姆辩护，其身份自然是律所指派的一名雇员，其在法庭上的“表演”当然也是代表律所而非本人。因此，“表演”就要中规中矩，符合律所的利益和意志，允许“演员”有个性，但不能太“任性”。具体到强行退庭这一环节上，由于该行为不属于律师的法定权利或职责，因此要采取这种超常规或极端做法，必须征得律所这个“老板”的“特批”。“老板”如果不批准，“打工者”岂能擅自做主?退一步讲，即使“老板”同意，像强行退庭这种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打工者”也不应越雷池一步;否则既害己又害“老板”。
党律师退庭后，我们并未看到他所在律所发表的声明，也就无从得知该律所对此事的明确意见。但笔者猜测，强行退庭一事极敏感且影响极大，结合党琳事后自称的“一直在犹豫，真的要做出来要下很大的决心”来分析，该律所事先知晓并同意的概率很低，极有可能是党律师开庭时自己的临机决定。至于事后该所一直保持沉默，显然更多的是一种尴尬或无奈。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党律师的“任性”退庭，就非常明显地违背了自己与律所之间的劳动“契约”。作为劳动者一方，党律师的“角色”发生了错位。
其次，从律师与委托人的“角色”关系看。显而易见，双方之间地位平等，通过代理合同建立起委托关系，律师代表律所来实际履行委托人交给的任务。这种法律关系决定了律师一方面应当严格按照授权来行为，如无特殊约定或特别授权，绝不能越权行事;另一方面，律师在履约时，合法合规仍然是最低要求。否则，就会构成对委托人的违约。在这层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就是律师的“老板”，律师的行为应当符合这个“老板”的利益和意志。
党律师尽管作为辩护人，在法庭上有着独立的诉讼地位，但这种独立主要是指辩护观点或辩护策略可以不受委托人(被告人)限制，且这种独立也是相对的;当双方之间发生严重分歧，比如委托人坚称无罪而律师主张有罪时，律师就应当充分尊重委托人的意志，调整辩护观点或者考虑解除辩护，而不能固执己见，因为律师的权限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委托人的授权。类似强行退庭这种影响重大且可能涉及委托人重要权益的决定，律师必须事前与委托人进行充分沟通并告知其法律风险，未取得对方明确同意绝不应我行我素。即使对方同意，也一定要充分评估好该做法的法律后果，周全地处理好后续事宜。
目前，从党律师事后的声明，并结合保姆在法庭上的表现来看，党律师就退庭一事似乎并未提前告知保姆，更未获得保姆的书面同意或明确表态。尽管保姆事先曾声明“任何情况下都不解除党律师的委托”，貌似支持党律师的做法;但这无法否认党律师在退庭事情上处理不当。理论上讲，如果保姆事后不认可党律师的退庭做法，她完全有权单方解除委托，并追究党律师擅自拒绝辩护而导致的违约责任，而党律师对此却难以抗辩，因为退庭之前并没有取得保姆的特别授权或“批准”;不仅如此，如果强行退庭确系违法或违规，那么即使保姆事先同意，也很难免除律师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因为同样道理，实施不合法行为毫无疑问将害己又害委托人。因此，党律师作为受托人“角色”，在处理与委托人的契约关系时，其“角色”也发生了错位。
再次，从律师和法庭的“角色”关系看。众所周知，在诉讼中法庭是主导者和裁判者，当事人是居于一方的参与者，而律师则是参与者的代表。这种主辅关系决定了律师在参加诉讼时，一方面应尊重并服从法庭的审理活动;另一方面应遵守诉讼法及相关法庭规则和纪律，不能违反。否则，就可能构成“扰乱法庭秩序”或“妨碍诉讼”。
党律师在要求法庭“停止审理”但未获同意的情况下，此时尊重并执行法庭的决定是唯一合法选择。因为是否停止审理完全取决于法庭，律师对此仅有申请权但无决定权。当然，如果认为法庭的决定错误或者违法，可以另外进行申诉或控告，但却无权当庭对抗或不执行该决定。因此，当法庭作出继续审理的决定后，诉讼参与人必须执行，党律师拒绝执行并阻止法庭继续审理，其行为显然已涉嫌“扰乱法庭秩序”。
此外，作为诉讼参与人，党律师在参加庭审过程中，未经法庭同意，没有自行退庭的法定权利。党律师强行退庭，根据诉讼法及相关法庭规则，则视为其自行退出本案的辩护，虽然律师辞去辩护或代理貌似属于可自行处分的权利，但问题在于，采取强行退庭的方式并不恰当或合法，而且由于此案必须有辩护律师的参与，因此党律师退庭后直接导致庭审无法继续。这显然影响了法庭的正常审理程序，不可避免地造成诉讼成本增加、审判权威受损等不良后果。可见，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角色”，在处理与法庭的诉讼关系时，其“角色”亦发生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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