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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日记:这里不欢迎村上春树

2014-04-22 杨琳桦 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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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访华,央视主持人说他是乔布斯、钢铁侠和都敏俊的结合体,问他觉得自己更像哪位?马斯克回答:“都敏俊谁啊?”

  

哈哈哈我在微博上笑开了花。“星星”根本就不是这拨人的菜,我曾经说,硅谷是个大农村,这意味它与“时尚”无关,今天我要来说一说,春上村树也不是这拨人的菜,甚至可能绝大部分非纪实虚构小说都不是这拨人的菜,广博宇宙的科幻片除外。

  

事实上,文艺青年将在这里相当失落。我曾经在圣克克拉图书馆好不容易翻到一本中文非纪实类小说,这是春上村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我看了整整一个月,却头痛找不到一点共鸣之处,每次我都得打起精神重头翻阅,实在心不在焉后,我惨不忍睹地将它扔到了一边。


这样的经历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我喜欢更纯粹干净点的,比如屠格涅夫的《阿霞》;或者更有力和辩证点的,比如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但在上海的时候,春上村树还不至于挤不上我的书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且让我来交代一下我在2009年的状况。


我在硅谷一共搬过6次家。在Craigslist上找到凯伦的Single Family后,7个月,她们与我告别。因为2008年10月开始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房地产,凯伦和威廉开始计划买房,独自支撑如此硕大的一个Single Family对我而言是天方夜谭,我很快搬到了Sunnyvale的另一个地方。

  

雅虎是Sunnyvale的标志,就像斯坦福是Palo Alto、谷歌是Mountain View或者苹果和惠普是Cupertino的标志一样。相比之下,Sunnyvale房租不算高,而且交通方便,因此成为我性价比最好的选择。一对墨西哥夫妇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接待了我,他们名下有两个Town House,一个在车库对面,早已出租给两个活泼乱跳的美国女孩;另外一个他们和几个孩子一起住,我也在这个空间,独自享受一个30平米的小房间。

  

但是很快,由于次贷危机,玛利亚夫妇开始供不起房,他们决定把房子“法拍”(Foreclosure),我于是一狠心在Craigslist租了个Studio,我对自己立下重誓:“哪怕这个该死的小空间的租金已经超过我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我也再不想流离失所!”


但是好景不长,和很多初来乍到硅谷的人一样,我荒唐地发现我的体重下降到了40公斤,2009年夏天我终于回了一趟国。

  

海外游子都有一段辛酸记忆,大部分人选择沉默不说,但它就像是个无形的标签,哪怕两个陌生人彼此不说话,互相只是握握手,或是一个简单的“Hug”,记忆就会重现心头。很多年以后,我还会在豆瓣各个海外小组胡乱翻阅一些信息,我能够完全体会那些发言者的无助和孤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孤独,这种经历毫无疑问可以让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瞬间成熟。


在那次回国后,我搬进了朋友K位于Mountain View的Apartment。K做风险投资,常年在中美两地飞行,长时间空置硅谷公寓对他来说是个浪费,这是我第一次用最低的价格住上最好的房子,Amy——K在国内的同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硅谷。


某种意义上说,在蒋姑娘突然从天而降到伯克利做访问学者前,Amy是我在硅谷唯一相依为命的朋友。自从她拖着两个箱子红光满面地搬进我在Mountain View的公寓,我们就开始每天互道晚安。通常,她下班回来,我们叽叽呀呀胡扯一阵,然后她九点洗漱准时上床睡觉,我则开始惨无人寰地对接国内时差为13小时的工作。


我自有一套对付人生的办法。我的两个手机一个中国一个美国都是旧金山时间,电脑则是北京时间,因为这样我可以知道截稿期限。这是我没有出息的一个表现,在相当长时间内,我都只对截稿这种事情敏感,新闻是个时效性特别强的职业,Deadline就像勒在我们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线。

  

而我永远都不知道Amy是在什么时候出的门。她说我压力大的时候有时会说梦话,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甚至会突然叫一句“妈妈”,然后抿嘴一笑翻身继续大睡。我有知觉的时候经常是被Alarm叫醒的,这意味着当天白天我有非常重要的采访。我长时间跌跌撞撞地穿梭在中国和美国的时空之间,经常睡不够觉,“Oh Shit,I'll be late.”骂骂咧咧起床后,通常我会在20分钟内像阵风似地冲出房间。


说来好笑,我和Amy同属一个星座,性格却迥然不同。我怕蛇,但不怕老鼠,Amy对老鼠怕得要死,却是我见过唯一一个不怕蛇的女生。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两类人,一类喜欢瞄准、瞄准再开枪,另一类喜欢先开枪再瞄准,那么Amy可能是第一种,我则毫无疑问属于后者。

  

Amy每天都在清晨时分准时步行去上班,然后搭上一辆班车,因为硅谷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她因此遭到了警察的盘问。


‍Amy的罪过在于:她居然在路上走路,而且是每天同一个时间在同一条马路上走路。‍这在硅谷的确是个奇闻。Amy兴奋地和我模仿警察的语气,她已经支付了好几百美金给驾考教练,但直到她最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也没有通过考试。

  

很大一部分阻碍Amy的因素是:她害怕开车,Coach为此一开始就要求她上高速。而我从来就不知道美国的公交车是长什么样子的,我的Coach老师直到快驾考前都不允许我冲上Highway,他对我的警告是:因为你的胆子太大。


不过,我和Amy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都是文艺青年。所谓文艺青年是指会为各种高深莫测的思想伤透了脑筋的人,这种人都有一个特征,即停不下来思考,尤其是在年轻时候,怎么也停不下来,即便这种思考会把自个儿伤害。直到工作很多年后,我都不看任何一本工具书。虽然从事严谨克制的财经记者工作,我坚持认为我在工具书里找不到像样的想象力,如果说读书不是为了满足智力盈余,在自己的脑袋之外再借以别人的思想驰骋了解更多世界的未知,那么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吗?

  

但真实的生活是:我瞬间就掉进了一个温度过高的干涸之地。这里是唯物主义的硅谷,我的周围不是男工程师就是女科学家,关于湿哒哒的文艺我发现我羞于启齿,事实上是我根本就开不了口。


我难以想象在硅谷和别人大谈特谈莎士比亚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王。通常,我会在饭桌上热烈地追问他们一个新Start-up的商业模式,或者和大家一起兴奋地讨论如何迅速将一个idea变成商业计划书。你能想象吗?如果此时此刻我突然严肃地横插进一句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然后看一眼饭桌外一览无遗的黄土地和大农村,请立刻杀掉我吧,我将自己第一个浑身鸡皮疙瘩竖起。


硅谷实在太“健康”了,如果不是Amy,我想我神经系统的某一部分可能将就此慢慢干涸,直至变成一具木乃伊。有时候,我们会偷偷摸摸讨论一下文艺,直到那个傍晚,命中注定般地来临。


那是2010年的春天,我开车载着Amy在满眼黄土地的高速上回家,因为无聊,我们做起了一个非常恶心的游戏:由对方出一个字,然后俩人PK古诗。


比赛古诗词实际上对我基本等于自杀,我在大学时的古代汉语都差点没能及格。我更衷爱的是西方文学,但没有关系。这也是硅谷的特色之一,任何两个或者几个人凑到一起,如果没什么正经事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一场比赛。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我是被那些中国奥赛冠军或各省市高考状元折磨着概率和博弈论等难题,而在这次游戏中,我们的文艺细胞终于得到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父对愁眠”。


突然,Amy说到了一句古诗,我实在接不下去,我问她这是谁的词?她说纳兰容若。“《七剑下天山》有这个词,”她说。Amy和我都看武侠小说,我突然叫起来:“我喜欢蔡少芬演的飞红巾!”


我实在是不喜欢不会武功的女生,比如《书剑恩仇录》里我喜欢不是主角的霍青桐,《笑傲江湖》里的小师妹可能是个唯一的例外。我们热烈地议论着,车子在慢慢往前行驶,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突然就说了一句:“但是飞红巾挺不容易的,你想那么大一个沙漠,她还独自带了一个Team。”


右边半响不语,我转头看了一下Amy,瞬间俩个人爆笑。重点在于“Team”,通常我们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个词语?谈论创业的时候。“哈哈哈,”我一下子踩足了油门,小小的Toyota Crown在太阳的余晖中向高速的那一头快乐地驶去。


“文学只是比别的活动更多一些人性而已,它不揭示任何秘密,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萨特在他50岁的时候写下这句话,他说“我开始对艺术拯救产生怀疑。它在残酷、强烈、赤裸的纯粹前显得毫无意义。我再次看到自己多么像个废物,从那后我就一劳永逸同过去全部道德观分道扬镳了。”


你也难以在硅谷爱上村上春树。事实上我想说,在乐观主义/客观主义/唯物主义的硅谷你会觉得它有点儿阴阳怪气,你甚至觉得它软弱和不负责任,解构是相当easy的事,这就有点像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的区别,真的,别在硅谷看春上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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