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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里有粪、床上有虫的最穷学校,为何80年来让人念念不忘?

小视本人 视觉志 2018-12-15

图片来源 | 央视纪录片《西南联大》

作者 | 张先森


 

01

 

1937年9月,北平。


本该是热闹的开学季,城内却阴云笼罩。日军占领了北大,清华园成了他们饲养马匹的地方。


百里外的南开大学的情况更糟糕,它被视为反日基地,在日机轰炸中沦为废墟,几万册珍贵图书瞬间灰飞烟灭。


空袭后,张伯苓指挥立即修复校舍、恢复课业。


有人忧虑:日军再来轰炸,怎么办?


张伯苓答:再炸,再修!


华北虽大,却已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为了让高等教育的薪火得以传递,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决定南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华北沦陷。


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城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暴行,30多万平民及战俘被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南京陷落后,武汉危急,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继续南下迁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得名,开始了它空前绝后的8年传奇。


这所存在仅有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在西南联大3000多名毕业生里,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今天我们之所以怀念这段历史、这所大学,就是因为在乱世之中仍有一批铮铮铁骨,挺起了中国文化的脊梁。


02

 

1937年10月的长沙,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衣衫褴褛、拄着棍子的“乞丐”,拉住梅贻琦的手:“梅先生,我终于到了……”


梅贻琦看了半天,才认出这人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赵忠尧。


赵忠尧的怀里藏着一根铅管,是中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镭。


原来,北平沦陷后,他担心清华实验室仅存的50毫克镭被日军发现并抢走,便和梁思成潜入清华园将镭取走。


之后,赵忠尧千里走单骑,历经一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将镭护送到了长沙。


梅贻琦握住赵忠尧干裂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


华北沦陷后,如果留在沦陷区,要生存就难免要为日军机构服务。


陈寅恪放弃了前往英国免费治疗眼疾的机会,夜奔昆明,宁可失明,也不愿成为敌人的文化工具。


病床上的妻子唐筼对他说:联大需要你,我这儿能行,你赶紧走。


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徒步历时五个月,跨越八个省份来到昆明。


闻一多原本被邀请到教育部任职,但他婉拒了。


妻子一听哭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在一块儿……


闻一多说,学校现在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说完,他自己也哭了。


师生们兵分两路,一路辗转到香港、越南,再坐火车入滇。


另外一路,由闻一多等带领着体检合格的近300名男同学,从长沙开始了3000公里的徒步西南之旅。


“国难当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


就这样,3所高校的师生们历经颠沛流离,终于在昆明胜利会师,与西南联大相遇。

梅贻琦在联大开学典礼上


03

 

西南联大刚迁入昆明时还有一个外号,叫“难民大学”。


学校分成几个校区,主校区选址在一处坟场荒地。宿舍房顶本来是铁皮,因为经费紧张把铁皮卖了,改成了茅草。


这些茅草房是梅贻琦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专门设计的,然而因为资金不够,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根本无法实施,梁思成被改到没脾气。


“小、挤、脏、乱”,是杨振宁对宿舍的最深印象,40多人挤在一栋小小的茅草房里。

杨振宁联大履历本


宿舍里没有灯,只能借着窗户的光看书;洗澡?不存在的。


没条件洗澡就罢了,更可怕的是臭虫还特别多,咬得让人无法入睡。


最后连女生都习惯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人与臭虫和平共处”。


食堂的饭被学生调侃为“八宝饭”。


哪八宝呢?红米、稗子、谷子、麸皮,以及石头子、老鼠屎……


教室的屋顶是铁皮搭建的,雨水打在上面就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学生几乎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


有一次经济系的陈岱孙上课,因为雨水击打铁皮的声音实在太大,他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停课赏雨。


但就如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除了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3位常委,在联大的179位教授中,156位有留学背景,5位院长全是留美博士。

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欧美国家说,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中国昆明。

 

04

 

联大八年,不仅教学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的生活也是非常拮据。


昆明街头的乞丐圈甚至还流传着一句: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战前,陈寅恪的工资是400多元,是清华身价最高的教授。要知道,当时500元就能购置一辆小轿车。


战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在昆明差点找不到落脚之地。


学校给老师们租了一座院子,上下楼各住几户人家。


华罗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家六口没地住。


闻一多仗义的说:不如来我这挤挤吧。


就这样,两家十几口人挤在不足20平米的厢房里……

闻一多一家在昆明


后来华罗庚在城外找了一个二层楼:下层猪圈牛圈,上层才是住人的草料棚子。


他就是在这样闻着粪味、点着煤油灯的环境里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


为了维持生计,联大的教授们也是拼了。


梅贻琦的夫人卖米糕,冯友兰的夫人在家门口支口锅,卖麻花。


堂堂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街上摆摊卖凉茶。


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养起了猪,甚至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牛骨来熬汤,一边照料妻子一边写书。


闻一多也干起了手艺活——治印,刻一枚章就够全家几天的生活费。


工科的赵忠尧则比较高级,他自己生产肥皂,自产自卖。


尽管艰苦,但老师们都懂得苦中作乐,休息时经常一起打牌。


朱自清牌运不太好,他在日记里写:“打桥牌,我老是输,甚灰心”。


05

 

朱自清在联大是有助教的,但他从不让助教批改作文,学生的每篇文章他都要亲笔修改。


闻一多才华横溢、幽默风趣的中文课,不单是文学院的学生爱听,理工院系的学生甚至组队浩浩荡荡穿越整座昆明城,大老远跑来只为听他的一堂课。


沈从文不善言辞,学生们不喜欢听他的课,但他的习作课让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每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然后写下大段评语,有时评语甚至比原作还要长……


他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沈从文


博古通今的钱穆,用自己写的书稿给学生讲历史课,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整个教室,他要踏着课桌才能走到讲台。


联大的校园文化包容性很强,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多数的老师们上课也没有固定纲领,想到什么讲什么。


右眼失明陈寅恪坚持九点到校上课,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吴晗教《中国通史》,潘光旦、费孝通教社会学……


有学生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化学系的曾昭抡穿着破洞的布鞋,衣服打着补丁,可讲课不用带稿子,一样可以滔滔不绝。


理学院更是群星闪耀,大师云集,叶企孙、陈省身、周培源……


物理系的周培源和经济系的陈岱孙,是联大女学生最仰慕的两位“高富帅”。


陈岱孙衣冠楚楚,上课严肃,从不说一句废话。他的学生说,如果把陈先生的话记下来,就是一部著作。


历史系雷海宗教授上课有个习惯,每次课前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学生提醒后,他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侃侃而谈……


有一次,雷先生又问:我上次讲到哪里了?


只见一位女同学翻开笔记,对照后回答:“先生,您上次最后一句说的是,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说来有些诙谐,但躲避空袭却是那几年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

警报响起,学生躲避轰炸


06

 

那几年里,日本飞机先后两百多次轰炸云南,无辜群众伤亡上万人。


第一次轰炸,中心恰恰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住的地方。


金岳霖写书太过投入,竟然没有躲避。

师生在山上躲避轰炸


轰炸过后,陈岱孙马上跑回学校,看见金岳霖站在教学楼门口,手上还拿着笔。


后来为了避免书稿遭遇劫难,每次防空警报响起,他就抱着书稿往郊外跑,一边躲避空袭,一边修改稿子。


当时的情景是:疏散的人流中,金岳霖拎着书稿,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


最惊险的一次,梅贻琦办公室全震塌了,吴宓、华罗庚躲进了防空洞,结果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给埋住了。


结果大家硬是用手刨土,把华罗庚给救了出来。


外文系的查良铮,在他的诗歌《防空洞的抒情诗》里有个句子:

我想起大街上疯狂地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


查良铮,就是金庸的堂弟,爱国诗人穆旦。


日军的轰炸成了穆旦诗风的转折点,他在那段时间写下了一系列爱国诗名篇。


在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知名教授的演讲下,越来越多的西南联大学子开始关心和投身政治,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年仅46岁;两年后,不愿领敌人救济粮的朱自清在饥寒中病逝,年仅50岁。


联大纪念碑上有一份“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共有学生834人,14人为国捐躯。


诗人缪弘是其中的一位遇难者,他生前在诗歌《血的灌溉》中呼喊:

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07

 

在日军狂轰滥炸的逆境中,联大的师生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豁达。


钱穆搬到山上,白天写《国史大纲》,晚上研究《清史稿》。


吴大猷把实验室搬到郊区,病重的妻子就躺在实验室的仪器旁边。


金岳霖也搬到郊外,常常早上五点半出发,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


心疼他的林徽因在书信里写:可怜的老金……(因为轰炸)一整天没吃、没喝、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可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吴宓以课堂讲义为基础,用英文写作《世界文学史大纲》;蒋梦麟利用躲避空袭的间隙,完成了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


此外,汤用彤《中国佛教史》、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周培源《湍流论》 等等大批奠基性著作,都写于战时昆明。


学生们的学习也从未因从未因轰炸而停止过一天,反而在敌人的侵略下,他们更加发奋。


闻一多班里的汪曾祺,在他的书里写:

女同学也穷,听说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她们一边谈着罗塞蒂的诗歌、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着胡萝卜。


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充满激情,自由自在。


物理系的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个好基友经常大树下念古诗,一个背诵,另一个对照着看。


学渣汪曾祺则和同乡同学经常逃课去泡茶馆,边看书、喝茶,边谈文学、谈理想……


汪曾祺唯一不逃的课就是沈从文,他就是冲着这位湘西偶像,追随着沈从文的脚步才考进西南联大的。


1945年的春天,不到20岁的李政道拿着推荐信来找到偶像吴大猷,想转投西南联大。


后来,在吴大猷推荐下,李政道、杨振宁赴美国留学。


10多年后第一个冬天,这两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0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年后,西南联大北返平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160多位国内外院士。


1999年,中国23位科学家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八位出自西南联大。


可以说,西南联大几千名毕业生,成为建构起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


80年后的今年,我们仍然无限缅怀西南联大,它或许是一个民族在面临危难时,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它的精神和风骨,至今令人无限感慨、动容。


在那个战乱与贫穷的年代,他们守住了战争中的文化火种,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诠释了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象牙塔,恐怕再难见到。


就像冯友兰写的联大纪念碑文: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参考资料:

央视,纪录片《西南联大》

岳南,《南渡北归》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穆旦,《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间草木》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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