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证，中国体育隐秘的角落
本文共4836字，阅读约需15分钟
地点：西部某市
时间：2020年1月
就在这场浩大的疫情即将袭来之前。
一个高中篮球赛事的决赛正在进行。随着比赛结束的时间不断临近，落后的A队赢球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某位重要人士的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色，眉头紧锁。
他的儿子就在A队。如果A队不能按计划取胜，他的儿子就会失去得到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的机会。那他动用手上的资源，牵头举办的这次赛事又意义何在？
这场赛事之所以在今年出现，彻头彻尾的意义就是让他的儿子拿到证书。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其他所有球队都只是为了陪太子读书。可谁想到，百密一疏，进入决赛的B队实力更为出众，渐渐将局势推向了失控边缘。终场哨响之际，B队赢了。
A队和他们背后的重要人物，没有就此认输。他们检索秩序册，寻找漏洞，最终发现，B队一球员的户籍地“有问题”。于是一纸举报信递到组委会。
不日，B队成绩被取消，A队递补夺冠。
如此大动干戈，就是为了拿到一张国家一级运动员证？这张证件究竟神奇何在？原因很简单，这张小小的证书可以帮助学生在考大学的时候占得先机，或大幅降分、或大幅降低难度。你有没有它，也许将决定你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命运之路。在“寸分寸金”的高考中，这张证件足以令人垂涎三尺。
按照我国现行的高考招生政策，走体育道路上大学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体育统考、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
体育统考对运动员等级证书不设要求，考生需要参加高考并“双过线”——即文化课和专业测试都要过线。因此，文化课要求也是三种方式里最高的。
体育单招要求考生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以上证书。文化课考试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四门（满分600分），所考察的都是基础知识，难度在三种方式中是最低的。此外还要进行考生所持证书所属的项目的体育测试。最后按照文化课30%、体测70%的比例进行加权，由各招生院校从报考的考生中从高到低择优录取。以篮球为例，需要体测的项目有四个：摸高、运球、投篮、实战。
篮球特长生只能报考运动训练专业且限制转专业，而目前全国拥有运动训练专业招生资格的院校共计99所，可选择的面较小。但是胜在这些高校每年招录的人数较多，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高，只是未必可以进入心仪的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同样要求考生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以上证书。与体育单招的区别在于，高校（领导或直接拥有招生权的教练）的自主权较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要谁不要谁。高水平运动队招录分为两个版块：专业测试和文化课测试。
篮球项目的专业测试采取校考的方式。通俗来讲，就是由高校自主设置测试项目，自主安排评委，考生需要到其报考的高校去进行考试。但是最终预录取名单未必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给出，这里边存在一定可操作的空间。
文化课测试方面，有三种录取方式，分别是体育单招（分数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统一划定的文化课最低线）、生源地二本线和生源地二本线的65%（圈内俗称“265”），只要过线即可。国家一级运动员三条道路都可以走，所以被称为“最优惠的一档”，而国家二级运动员只能走后面两种。至于走哪个方式，由高校（或教练）根据这一年分配到的名额和心仪球员的成绩进行具体安排。
2017年，山东省实验中学男篮主教练苏某受贿一案曾经在圈内引发广泛关注。据《济南时报》报道，苏某在4年时间内，为来自山东、山西、新疆的11名学生违规办理国家一级或二级运动员证，共计受贿44万元，受贿金额最多的一次达到12万元。最终，他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苏某并非无名之辈，恰恰相反，他在我国高中篮球界名气很大，带队能力极强，球队成绩好，且有多位弟子进入CBA。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如此一位青训名帅，却倒在了“证书腐败”上，并最终因之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证书腐败”不是什么新鲜事。
2004年，《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西部某市“批量制造”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的问题。从校长到家长，几乎是半公开地进行证书腐败，考生自己都毫不避讳。2014年，东北某市某重点中学报曝出丑闻，1000多名应届生里，竟然有近1/10——100多人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这两起事件，均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体优生高考加分，无论是20分还是10分，都足以在高考中改变一个考生的命运了，因此不少家长铤而走“险”。随着2018年我国彻底取消体优生高考加分，这条道路彻底被堵死，情况才大大得到改善。但是，体育单招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领域，仍旧存在着证书腐败问题。
赵东哲是2020届高中毕业生里小有名气的内线球员，曾经以主力球员身份在全国大赛拿到过非常好的名次。他本来已经与CUBA西南赛区某球队达成口头协议，几乎预定了一个高水平运动队名额，该队内线急缺，因此教练对他很是看好，双方甚至已经聊到了4年后保研的问题。
专业测试当天，赵东哲前三项摸高、投篮和运球成绩均为为本组前2,他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必定过关。结果在他最拿手的10分钟对抗赛环节，出现了岔子。
在这场对抗赛中，他里突外投拿到10分，还有篮板、抢断、盖帽入账，结果最终总评分只得到28分（满分40分）。而同场的某球员虽然只拿到4分，却得到了总评39分的高分，最终凭借实战得分的优势，将赵东哲“顶掉”了。据赵东哲了解，本场还有另外一名外地球员被本地球员“顶掉”。
“那个人是在当地一所高中混证的，从那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根本达不到高水平运动队的水平。”赵东哲说，但他同时也承认，实战打分比较主观，总评分不只依靠临场表现和技术统计，评委的主观印象也是打分根据。如果评委觉得该球员“有潜力”、“有灵性”，外界也很难找到证据去质疑。
我们通过在某大型赛事平台查询“顶替者”和赵东哲的比赛数据。发现该“顶替者”无论是比赛数量还是个人数据，都远逊于赵东哲，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如果考虑到地域间篮球水平的差异，他与赵东哲的差距只可能更大。
失望、悲愤的情绪涌上心头，赵东哲和家人只能一遍遍申诉，结果都石沉大海，直到名单公示，他仍旧没能扭转自己的命运之舵。
那么，如果真如赵东哲所说，“顶替者”不具备高水平运动员的水平，他手里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是怎么来的呢？而赵东哲所说的“混证”又是怎么一回事？
“混证”，圈内教练称之为“挂证”，简言之就是在重要比赛中为不具备相应水平甚至不属于本球队的球员挂名，在获得名次之后为其申请运动员等级证书。极端情况下，这样的挂证球员根本不需要出场比赛，也不需要出现在比赛场。
篮球这样的团体项目，尤其容易“挂证”。比如一场比赛报名12个人，上场10个人，剩下两个即便完全不会打球，也不会影响球队成绩。
这里面涉及到运动员等级证书申报、审批制度的一个的漏洞。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运动员申请等级称号应当向其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一）《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二）成绩证明材料，包括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等原件。”可以看到，申请证件并不需要提供比赛视频，不需要比赛数据排名靠前，而且不能绕过所在单位直接向相应的体育组主管部门申请。
这也就意味着，证件给谁不给谁、先给谁后给谁，完全由教练——有时会由校方领导——说了算。手里证件越多，可以寻租的空间就越大。
参加什么级别比赛，获得什么名次，拿到几个什么级别的证件，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篮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有着明确规定，具备一二级证件颁发资格的赛事名目可达十余种。越低级别的赛事，越容易滋生腐败。
以省（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为例：如果是高中比赛，第一名授予参赛的4名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第1-4名授予参赛的6名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第5-8名授予参赛的4名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不难看出，如果球队实力较强，在1-3年内为全部队员拿到证件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有些强队甚至还会有大量的证件“剩余”。有的会选择将其浪费掉，而有的选择为关系户“挂证”，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
当然也有自己球队证件都吃紧，却先帮关系户挂证的。有的教练哄着队员说“下次给下次给”，却最终没能兑现承诺，让队员空耗了几年青春。这种尤其会被队员记恨。
据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目前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的挂证费用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的挂证费用在5-8万。这还只是有形的费用，而那些无形的利益交换和输送，就更加不可追踪和捉摸了。
一位球员家长告诉我们：“我们孩子从小就打球，各个区各个青少年体校的好球员都知道，突然有一个没听过名字的高中毕业生去了哪一个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就知道有猫腻了。有许多进入球队后，根本就不打球了。怎么打？本来就很菜，一打比赛更是暴露水平了。”
那为什么很少见有人站出来举报呢？
该家长表示：“怎么举报？孩子们都在他们手中。”一位篮球青训领域的专家告诉我们：“CBA球队都敢找人‘填坑’，大学招生就更多了，不透明，没几个人真正了解（里边的运作），都是潜规则，没人会愿意站出来说，说到底都是利益。可能也就球迷在关心体教结合吧。”
甚至连赵东哲这样的受害者也表示了谅解：“在这个圈里，都得打点，或多或少的问题。像那种有绝对实力的，那大家都没话说，人家罚球线内两步拔起来就是暴扣，而且名气早就打出来了，全国都知道。”他同时表示不怪那个给他口头承诺的教练：“这件事不是他能左右的，他也挺难过的。”
2020年，我国拥有篮球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的高校共有113家，即便是按照每家5人全部招满来算，也只涉及到565个名额，所引发的证件腐败程度是有限的。证件腐败更大的目标，其实是体育单招，只不过相对更加不受重视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级运动员等级证书，有时候只是漫漫违规路的第一步，后面还有许多关节等待打通。而整个过程的隐蔽性在于，以这种方法获得的证件并不是假的，它的获取流程完全合规，只不过某些环节有了非竞技层面的因素介入。
2018年底，武汉大学官网发布《关于撤销祝某学位和学历的公告》，原因是该生违规获取羽毛球国家一级运动员证，被体育主管部门取消了证件资格——在当年其借以申请证书的比赛里，此人并未上场，属于典型的挂证。毕业1年之后东窗事发，双证惨遭撤销，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近几年，体优生加分取消，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名额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滋生腐败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但仍旧存在不小的口子，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因为往大了说，它危害的是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事关中国未来，容不得一丝舞弊造假”，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中表示。
在我们决定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朋友劝我：“潜规则你写出来，不太好吧？”其实我更想反问一句：“不写出来，就好了吗？”
在本文采写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消息源，以及交叉验证的方式，确保其中提及的事例真实，而并非一面之词。同时，为了保护消息源——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仍不得不在固有环境中生存，本文中未提及具体城市，人物皆采用化名。以文章无力改变社会，但这不是我们保持沉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