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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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9日，阴天。时近冬季，黑龙江省的甘南县夜间气温在零度浮动，距离供暖还有五天。下午，曹锐被通知去县国土资源局参加信访协调会。和往常一样，他开个车就过去了，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前几天是国庆假期，曹锐又连续去了两趟北京。他从2012年开始去北京上访，前前后后大约10次。他的妻子丁凤的上访次数还要多。作为老上访户，曹锐一离开甘南县，负责盯他的政府干部马上就警觉。

最初的上访，是为了出租车过户罚款，成立出租车公司和营运证的事情。到了2017年，又为了申请返还土地出让金50多万元。无论哪个诉求，曹锐都认为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办事不公开，不公正。最后一次上访是2017年10月4号，当时曹锐的态度很坚决，接访的干部在齐齐哈尔机场没能把他拦住，只好陪他一起去了北京。最后，从北京劝返，答应他，回到甘南找国土局的领导解决问题。曹锐相信了。

9号下午的谈判很不顺利。国土局回复说，已经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是不可能退还的。双方又陷入僵局，跟上次一样——那天曹锐关了手机就走，当晚飞北京。

这天下午，曹锐再次愤怒地离开县国土资源局。刚走下楼梯，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冬季日子短，天早就黑了。曹锐的妻子丁凤正在家里带孩子，大儿子4岁，小儿子15个月。 他们住在文明路上，楼下是自己开的锐达客运出租车公司，爬上狭窄的水泥楼梯，就是一家四口生活的厨房、客厅和卧室。

文明路是整个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东北工业凋敝之后，农业撑不起生计，不外出打工的人就在县城做点小买卖。丁凤也开了两家保健品商店，卖一些老人用的血糖仪，拐杖和轮椅等。她雇人看店，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大儿子身上有病，发育迟缓，走着路，腿会突然没力气，一个踉跄，整个人就栽倒了。

下午五点左右，丁凤接到曹锐弟弟曹启的电话：“我哥怎么了？刚才第一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那里呢。”丁凤一头雾水。曹启说他先去派出所看看，再给她回电话。

丁凤刚放下电话，家里就来了不速之客。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妇女过来敲门，莫名其妙地寒暄了几句，就走了。丁凤心里七上八下，她等不及曹启回电话，穿上衣服，拿起车钥匙下了楼。

几分钟后，曹启到了第一派出所。得知曹锐已经被拘留，他给丁凤回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通。晚上9点多，曹启又接到甘南县第二派出所的电话：“丁凤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回去告诉你妈妈，给孩子的药吃上，照顾好孩子”。

曹锐和丁凤曾经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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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锐“很犟”，他是在外面闯荡过的人。

曹锐今年34岁，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曹锐的父亲在当地医院做中医，可是也管不了孩子的教育，风气使然，那个年代，一条街看过去，读高中的人是凤毛麟角。在家耍到16岁左右，曹锐去了河北省保定市，在公共澡堂里帮人搓澡，拔火罐，刮痧。他妈妈认为，那是离北京很近的地方，虽然曹锐不认字，也算见过世面了。

20岁左右，曹锐回到家乡，到处物色廉价二手车，用低价买下，平时开车拉客，遇到愿意出高价的买家，就赶紧出手。渐渐地，他家附近的院子里，马路边，停满了各种型号的轿车和面包车。

倒卖汽车让曹锐慢慢地有了积蓄，2005年左右他娶了媳妇。媳妇丁凤是甘南县郊区的，长得白净漂亮，而且比他有文化。丁凤读完高中就离开父母，在亲戚家的照相馆帮忙，算是有一门手艺。后来，她自己开了两家保健品店，卖轮椅，血糖仪，血压计等。她的父母都五十多岁，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由父亲照顾。丁凤父亲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头发和胡须早已变白，严重的糖尿病让他消瘦衰老。丁凤母亲有精神残障人的政府补贴，每个月2000多块钱，这是老两口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前几年搬到了县里的一个平房，丁凤每个月能去看望一两次。

2009年，甘南县政府开始要求拉客的私家车登记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证》。可是如果登了记，车龄满8年就要报废；不登记的私家车则能开15年。很多车主觉得亏，不愿意登记。曹锐在外面看到的出租车都挂着顶灯，有公司统一运营牌照，他认为，出租车专营是趋势。嗅到了挣钱的机会，他用手里的十几辆旧车登记了出租车营运证。

可是，曹锐没想到，后来他手里的出租车转售过户时，道路运输管理站（运管站）又要收他的罚款。曹锐被抓后，运管站的工作人员提供证言说，《黑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是当年收取出租车过户罚款的依据，虽然那份文件2016年才颁布实施。

2012年时，曹锐夫妇想不通，在运管站完成的合法手续，为什么还要罚款？那年11月8日，正值十八大会议期间，曹锐和怀孕的丁凤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上访。

甘南县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接到了消息。但是他们没料到，丁凤起得非常早，凌晨两点就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号上访——只要挂上号，就是“划道”，是当地政府化解信访不力的证据。县交管局局长马上安排了运管站的站长、副书记等5个人坐飞机赶到北京劝返。思想工作持续了约一个星期，曹锐夫妇坚持去了5趟国家信访局“划道”。接访的干部说，曹氏夫妇当时的诉求是：出租车过户是合法手续，不应该收取罚款；支付上访费用以及上访期间保健品商店的停业损失。但是，曹氏夫妇否认曾索要8万元。

后来，运管站的干部承认，如果去运管站申请过户，出租车营运手续交易是合法的。最终接访干部承诺曹锐夫妇，以后他们的车辆过户不再收罚款。曹锐夫妇被成功劝返甘南。

甘南运管站召开了班子成员会议，一致认为：为了平息上访，同意给曹锐夫妇4万元。怕以后再找事，最好让他们写个保证书。副书记说，在办公室给了曹锐几捆红色百元钞票，但是曹锐拒绝写收据。而曹锐和丁凤一致否认拿过运管站的四万元。不过，从那以后，曹锐夫妇再也没为罚款的事情上过访。

曹氏夫妇已经停业的锐达公司

3

2012年，甘南县的出租车行业要公司化运营。曹氏夫妇早早申请成立出租车公司，但一直没批下来。

政府的人告诉丁凤，成立公司需要200万的注册资金，她凑够了这笔钱。可是，政府已经批了的三个公司中，其中一个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而三个公司中的两个共拿到了约600个出租车运营指标。丁凤认为出租车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应该公开招投标，可政府干部的解释是，成立出租车公司是邀标，不需要招投标。

丁凤觉得“憋气”，又跑去上访。这次她的诉求是，政府要批准她成立出租车公司，而且给她新增23个出租车营运证，她原来已经有10辆出租车。

2013年初的严寒中，丁凤挺着大肚子到了北京。她一去北京，甘南县立刻启动了紧急的接访计划，甚至安排了两个女干部跟着去，担心丁凤万一把孩子生在北京或者有什么意外，造成不良影响。

腊月二十八，丁凤被政府的人接访回去，大年初八就分娩了。孩子出生后，三天都没怎么哭，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长大之后，才慢慢显露，走路和说话都不如同龄的孩子利落。

交管局的接访报告称，2012年12月28日，政府在同一天许可了三家客运出租车公司。交管局原来设计的利益分配局面是，金龙公司和龙腾意达公司获得政府新增的600个营运指标，原有的680台个体车辆挂靠到华龙公司。但是，个体车辆的车主不愿意，多次集体上访。最后，政府决定，保留个体车，成立出租车协会。这意味着，丁凤和曹锐没能分得一杯羹。

政府没对外公布过出租车公司成立所需的资质。2013年3月8日，丁凤从北京回来后，县政府临时开会决定， 必须拥有30台以上的出租车才能成立公司。曹锐夫妇被抓后，交管局的人提供证言说，临时决议是为曹锐夫妇专门设立的，30台出租车数量，刚好达标。

2013年4月17日，曹锐夫妇的锐达客运出租公司终于成功获批。

公司营业了3个月之后，曹锐夫妇又去北京上访了。这一次，他们要求再给100个出租车名额，理由是其他两家各有300台指标，他们家只有33个，不公平。他们还希望政府把680台个体出租车挂靠到锐达公司。

2014年1月初，曹氏夫妇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劝返后，他们应约去运管站解决上访问题，随即被行政拘留。由于曹锐有开放性肺结核，丁凤在哺乳期，所以“暂缓执行”。4天后，曹氏夫妇写了诉状，打算起诉甘南县公安局和交通运输局。丁凤认为，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去北京上访是因为正常信访无果，对上访人行政拘留是违法的，是打击迫害上访人之举。 她要求撤销治安处罚决定书，公开道歉，恢复名誉。 

这个案子没有下文。

2014年，齐齐哈尔市通报进京上访情况：“坚决遏制规模性进京聚访反弹态势，坚决把我省进京非正常上访高发态势控制住、降下来。”在这份通报中，甘南县非访总量全市排名第二。

2013到2014年，曹锐夫妇被列为“长期滞留在京的非正常上访人员”——他们连续十余次到北京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在黑龙江省驻京工作组、齐齐哈尔市等政府机关的各类信访文件和会议上，曹锐和丁凤次次上名单。他们被定性为“诉求无理”。对此，甘南县提出的方案是，对于曹氏夫妇要求个体车辆挂靠，责令运管站征求车主意见，逐级上报。该信访案件由副县长担任“包案化解领导干部” ，交管局局长担任“稳控单位负责人”，对曹氏夫妇进行24小时监控，保证信息沟通。

2015年，曹氏夫妇消停了一年。

2016年1月10日，丁凤又去了北京，那时她肚子里怀着第二个孩子。甘南县驻京办的干部在宾馆找到了丁凤，做她的思想工作。齐齐哈尔市到北京不是每天都有航班，运管站的副书记等人坐火车赶到了北京。见面后，丁凤提出，要增加出租车指标，个体出租车要挂靠锐达公司，而且还要批一块土地给锐达公司盖停车场。

后来丁凤同意回甘南。回去的第二天，交通局局长接待了丁凤，承诺按照信访条例，会在一个月内给她回复。她要求7天内回复，可她没等满7天，1月19日就又去了北京。运管站的工作人员再次追随到北京。这次，丁凤每天都换宾馆，行踪不定，和家乡的官员捉迷藏。

紧接着，县长和交通局的局长也再次奔赴北京。到了北京后，领导们和丁凤反复电话沟通，他们愿意承诺，只要个体出租车的车主同意，就可以挂靠到锐达公司。但丁凤躲着不见领导们。领导们随即决定冷处理，不再紧盯丁凤。2月4日，丁凤给甘南县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请对方给她买回甘南的飞机票。工作人员拒绝了，丁凤自己买了票回甘南。

6天后，丁凤再次去了北京，接访的人再次奔赴北京。3月2日，他们和丁凤约定在天坛公园南门见面。从早上九点多开始，谈了约四个小时，交管局局长为了将丁凤劝返，手写了一份协议，承诺“在车主自愿的前提下，支持个体出租车挂靠锐达出租车公司； 为锐达出租车公司争取30台出租车指标；为锐达申请1000平方米的停车场地”。 

当天下午，众人陆续回去甘南。

次月，丁凤又买了飞北京的机票，运管站的干部赶到了机场。丁凤被抓后，接访干部们称，当时丁凤提出了两个要求：1、把30个出租车指标诉求改为，2020年，锐达与龙腾意达和金龙公司均分后二者正在占用的600台出租车指标，并且要求在2016年4月15日前，由交管局出具协议书；2、4月15日前，把1000平方米的土地手续办结交给丁凤。而且，丁凤说，如果不答应，她要继续上访，一直到孩子出生。

晚上10点多，飞机起飞了，思想工作还在做。运管站承诺安排一个工作人员陪丁凤跑停车场土地审批手续，她才答应回甘南。

2016年夏天，丁凤又添了小儿子，仍然不省心。小儿子患疝气，一哭闹，睾丸就往下掉。2017年，她带着孩子在齐齐哈尔市和哈尔滨市求诊，医生叮嘱要尽快治疗。 如果10月9号不被抓，丁凤本打算10月10号就去办理住院手续，大儿子做康复治疗，小儿子做疝气手术。丁凤和曹锐上访的事情不怎么和家人说。在家时，丁凤雇人看保健品店，自己呆在家看孩子。婆婆住在街对面，平常只是过来溜达。有时候丁凤要去上访了，出门前才打电话给婆婆，让她“过来看几天孩子”，然后就走了。

丁凤从小很独立，脾气也犟，她生气的时候，就算亲戚上门，她也不掩饰。为曹锐辩护的二审律师说，曹锐也容易激动，一激动，说话就会跑题。所以，夫妇俩爱“打仗”，最后一般都是曹锐听丁凤的。2008年，丁凤和曹锐又吵起来了，一气之下，9月18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9月24日又复婚了。丁凤的婆婆说，都十年了，她才知道儿子和儿媳妇竟然离过婚。

曹锐的弟弟曹启说，“嫂子特别有主见，她要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

2018年12月19日，甘南县城，在超市门口排队候客的出租车

曹氏夫妇买下的荒地，欲盖停车场，远处是天然气站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的甘南县城，弥漫着煤炭的味道 

4

为了接访曹氏夫妇，甘南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2014年，原甘南运管站站长要调离职位，对他的离任审计发现，运管站对罚款的使用混乱，不但私立小金库，违规发放奖金，还让职工对罚款提成。而运管站声称给了曹锐的4万元，也成为他的违纪行为之一。

原站长向组织解释了基层的困境。作为运管站当家的领导，他为了鼓励职工积极性，运管站给晨检，夜查的稽查人员按照罚款额的20%提成，另外还给职工每年发精神文明奖的奖金，发有机大米作为福利。他因此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

下任站长，也就是本案的报案人，对警察诉说了接访带来的财务压力，从2014年2月到2017年10月，甘南运管站接访曹氏夫妇的交通费，住宿费，出差补助费的费用总计40多万元。

2017年6月26日，锐达出租车公司拿到了停车场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使用权是40年，用地面积2433平方米，位置在天然气站西侧。 国土资源局证明，这是按照正常流程走的审批，最后成交价格是58万元左右 。

可是曹锐认为，他的地块和天然气站的地相邻，但他的是二类地，气站是三类地，在缴款时，他发现对方的价格是他的一半。他怀疑，甘南县财政给气站退还土地款了。

2017年10月1日，曹锐从齐齐哈尔市坐飞机到北京。飞机落地时，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的干部已经在机场等着他。曹锐说，那次去北京，是想去医院咨询大儿子的病，可是他被接访人员直接带走了。10月4日，曹氏夫妇又去北京，再次被劝返。

——那是曹氏夫妇最后一次被接访。

10月7日早晨8时，甘南县运管站站长去派出所报案，声称“曹锐和丁凤自2012年11月开始，数十次到北京的国家重要单位，敏感部位非法上访滋事，并以上访不达到要求则持续上访为要挟，向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索要人民币4万元及出租车营运手续和营运指标。” 

10月9日下午，曹锐应约去国土局参加信访协调会时被警察带走。同一天的下午6点左右，丁凤在自家楼下被警察带走，直接被刑事拘留。十天后，曹锐也从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中，曹锐对警察说，“在我律师没来之前，我拒绝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曹氏夫妇的表现，多数是“沉默不语，不签字”。

侦查机关又找了曾参与接访的政府工作人员谈。曹锐被刑拘后三天，警方宣称破案。

 5

2018年7月10日上午，穿着制服的公诉人端着茶杯走进法庭。丁凤和曹锐戴着镣铐，被押上法庭，成为敲诈勒索罪的被告。

公诉人指控，曹锐和丁凤采取到北京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的手段，以不答应其要求，不回当地，继续上访为要挟，索要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是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可是，在这个案子的法庭上，没有被害人，甚至连《起诉书》也没有明确被害人是谁。

运管局的站长，副站长，交管局的副局长等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参与过接访，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却成了检方的主要证人。他们在侦查机关做了文字雷同的证言，证明曹锐夫妇多次去北京上访，“向政府施加压力，给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

而曹锐夫妇认为，无论哪次上访，都是因为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不公开，不公平，暗箱操作，偏袒裙带关系，“要有个说法，不上访就憋气”。为此，政府官员也软硬兼施，写书面承诺，召开协调会，可是，又多次对他们以“非法上访”之名行政拘留，每次只能关十天。在对曹氏夫妇以刑法入罪之前，上访和接访，像没有尽头的躲猫猫游戏。

在2018年7月的一审法庭上，辩护律师说， 导致政府人员有压力的直接原因并非上访，而是考核制度的不合理。上访会让公务员受到纪律处分。“本案所谓的被害人是国家机关单位，不具有恐惧，害怕等感性特征。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并不享有人身权利，更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10月12日，甘南县法院一审判决，曹氏夫妇敲诈勒索罪成立，判处1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曹氏夫妇上诉，目前等待二审程序。

曹锐的二审辩护律师李仲伟称，他们所谓的“威胁”无非就是上访，而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威胁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他越级上访，最多只是违反信访秩序，与犯罪无关。

丁凤的二审律师冯延强认为，“一审判决有重大错误，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本案没有被害人，即一审法院认定了一起没有被害人（即被敲诈人）的敲诈勒索案。”

这个案子的审判长是张法官。曹锐的姐姐曹敏说，张法官人很好，开庭时，无论曹锐还是丁凤想说话，就算公诉人反对，她都让他们把话说完，让书记员记录下来。曹锐要求打开镣铐受审，中途想喝水，张法官都对法警说“让被告喝上水”。曹敏去张法官办公室提交上诉状，忍不住哭诉家里两个幼儿的可怜，她还问她，“是很闹心吧”。

曹敏说，她并不恨法官，尽管判决书上有法官的名字。“真正要把曹氏夫妇关进牢里的人不是法官”。

2018年12月19日下午四点，甘南县城已经暮色深沉，供暖加重，白雾缭绕，全城笼罩在浓郁的煤炭味道里。很多出租车在超市，学校门口排起长队等客，一个县城有一千多辆出租车，是当地的奇观。

甘南县城的主要街道很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只要不去远途，单程都是5元。很多司机就在等着这种5元钱一单的业务。他们每年的收入，除去给出租车公司的租金和各种保养费用，最后只剩2万元左右。可是当地没工业，做买卖又怕赔本，很多司机都愿意守着这份至少能维持温饱的工作。

曹氏夫妇被抓后，锐达公司已经停业，家里的电脑和书桌都蒙了厚厚的灰尘。曹锐以前唱卡拉OK的麦克风被扭到墙边去了，一楼鱼缸里原来养的三条鱼也只有一条幸存，屋子里杂七杂八地堆满了杂物。

19号中午11点多，曹锐的母亲在家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没多久，她血压上升，躺在床上休息，请了医生过来急诊。曹氏夫妇被抓后，60多岁的奶奶负责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害怕孩子在夜里突然生病，发高烧，孙子们一流鼻涕，她就开始喂他们小儿感冒药和头孢氨苄抗生素。喂了这些药，她才觉得安心。

曹家的厨房桌子上摆满各种调味瓶，还有散落的各种药。奶奶说，家里经济过得去，不缺钱，她也不乐意儿子和媳妇折腾上访。大孙子生病，估计就是丁凤怀孕，快生了还去北京上访，憋气，上火了。

下午四点多，孩子们坐着幼儿园的校车回家。曹锐和丁凤被抓时，小儿子哲哲才15个月，每天夜里都哭着找妈妈，家人和老师小心翼翼地不在他面前提起父母。现在他已经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再没找过。大儿子明明虽然发育迟缓，说话不够清晰，可是仍然能听懂邻居的闲言碎语。明明问奶奶：“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告诉他，爸爸妈妈去打工了，“挣够了钱，他们就回来”。

丁凤思念儿子，曾请律师把孩子照片送进看守所

丁凤生病的母亲，炕里烧的是丁凤父亲白天寻回来的柴火

丁凤和曹锐的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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