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医院“号贩子”：一场艰难的博弈
在优质医疗端，医疗资源一定是有限和不足的，而且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才导致“号贩子”的存在。不论是解决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都非易事，所以与“号贩子”的博弈也将是长期的。
今年52岁的石家庄人赵淑英至今仍记得当年在北京遭遇号贩子的场景。
6年前，她得了更年期内分泌综合症。但她对本地医院“并不那么信任”，加之“北京离得很近”。于是，她寻到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这里有最好的妇科内分泌专家。
赵淑英和丈夫坐火车抵达北京，彼时已是初冬傍晚，北方已经感到阵阵寒意。赵淑英深知一号难求，为挂上第二天的专家号，她计划通宵排队。为此，她和丈夫全副装备，保暖的衣物、水杯、吃食，甚至还有两个以备休息的马扎。
在挂号大厅等候的一夜异常难熬，大厅里挤满了人，充斥着各地的方言，隐隐触鼻的异味。双腿也因久坐而酸胀不堪。
这些代价在赵淑英看来并非不值，直到她看到这一幕：清晨6点多，几个男人拨开队伍前的人，拿起横在前面的两个板凳，牢牢占据了挂号窗口。
她知道这些人是号贩子，媒体的报道早将这群人勾勒了一遍又一遍。但经历了一夜的等待，这个温和的女人终于爆发了，她冲上前去和他们理论。
一个壮硕的男人冲着赵淑英不屑地一笑，告诉她说：“哥儿几个排队了，跟保安做过登记了。”
跟在她身后大喊保安的丈夫霎时陷入沉默，拉着她回到原地。身后一声嗤笑让这个中年女人感到无比委屈和愤恨。
当日上午，赵淑英没有挂到她想要的专家号，只能不情愿地挂了一个普通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在这个“人很好”的医生那里复诊。
与号贩子的这场狭路相逢，一直令赵淑英印象深刻。至今她脑海里还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惨白的大厅灯光下，她与号贩子的短短对峙间，不远处医院保安抱臂旁观，其他挂号的人也都一脸漠然，似乎毫不关己。
6年后，同样的一幕被人拍摄下来发在互联网上，一时引爆了网络。事发地点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视频中是一个排了两天还没挂上号的女孩怒斥号贩子把300元的专家号炒到了4500元，她声泪俱下……
赵淑英也看了这段视频，屏幕上女孩儿年轻悲愤的脸，渐渐与6年前的自己重叠。
今年3月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走两会“部长通道”时，也提到了这个怒斥号贩子的女孩儿，她说：“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推动了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这个老大难问题不但让百姓悲愤，也曾让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感到问题严重。他在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结束后对媒体感慨道：“我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我女儿都哭了。”
但人们应该意识到的是，不论是这个女孩的悲愤还是前卫生部高官的感慨，都不是揭开问题的肇始。多年来，“号贩子”早已是医院管理中的一个“顽症”。
号贩子的路数
北京同仁医院一位工作年久的医生回忆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就出现了号贩子这一群体。
网络上可查的新闻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当年，一本刊名为《农家参谋》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一位山东省农民在目睹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号被倒卖后，给同仁医院党委写了一封信：“我看到很多外地人都从倒号的人手里买高价号，也有人把3块钱一张的号120块钱卖给我，我没要，我们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啊……难道医院领导就没本事治这群坏青年吗？”
根据当年的报道，医院曾组织保安力量，和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但“屡抓屡不绝”。
当年3元钱的号被炒至120元，如今300元的号已被炒到4500元。20年过去，当年被记者斥为“谋财害命”的问题始终未曾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通过医生、患者以及号贩子的叙述，长年以来，号贩子的行动路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2013年夏天，还在北京念书的张瑞（化名）在网上寻找到一份兼职，工作内容便是在医院挂号大厅里替人排队占位。
“那时候还是大一暑假，我们同学有做兼职就不回家的，我也想自己找一份（兼职），而且当时就说排个队，最多熬个夜，也不是很累”，已快毕业的张瑞如是解释自己选择第一份兼职的原因。
张瑞被要求每天下午5点前与号贩子联系，从下午5点排到第二天早晨7点，他可以赚到100元钱。
大多时候，与张瑞一起排在队首的约有十来个人，与张瑞一般，他们都是被号贩子雇佣而来的，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占坑”。
大约早晨6点半左右，号贩子会引着谈好价钱的“顾客”前来，让他站到代挂号人的位置上。接过“顾客”递来的数张百元大钞后，号贩子会寻找下一个目标。
接了几次活儿之后，张瑞放弃了这份”兼职"：“查得越来越严，警察一晚上来好几趟，要看身份证，还要看病例本，我怕被抓。”
还有一种做法则类似黄牛倒火车票。
去年年底的一天，界面新闻记者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曾目睹了一名号贩子向患者兜售专家号的整个过程。这个40多岁的男人麻利地报出这个患者想挂科室的专家名字，向他兜售第三天的专家号，不断劝说着：“你听我的，你多早排队也挂不上。”
当时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始加大对号贩子的打击力度。但这名号贩子称，自己手里有通过电话和网站预约的专家号，“找一个人少的时间”，只要自己在这头一取消，再用患者自己的信息上网立刻就能挂上号。
据了解，在电话、网站和一些APP上预约的号码，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取消预约，并无任何退出成本。
除上述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被患者和媒体形容为“内外勾结”。
两年前，李静和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拿到了专家号。作为一名教师，长年的讲台执教令她用嗓过度，声音从时不时的沙哑，变成了持续性沙哑。
李静和试图寻找这个城市最好的医生，但令她失望的是，不管是预约电话、还是挂号网站，上面的专家号都已排到几个月后。“耽误不起了”，对病情的极度担忧迫使李静和选择向号贩子妥协。
她找到了一个自称“在医院有熟人”的号贩子，对方拿着她的就诊卡和病例离开，等再回来时，已替她挂上了当天的一个专家号。这一切顺利得令她无法想象，李静和说：“如果我不多花钱而老老实实排队或者打预约电话，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挂上专家号！”
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李静和不断重复着自己的怀疑：“医院里面肯定有人跟号贩子相互勾结！” 与李静和持同样怀疑的人并非少数，在社交网络上，指责如潮水袭来，很多人都在猜测医生与号贩子们相互勾结，谋取私利。界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些医院内部人士，对此，他们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田锐（化名）是一位门诊医生，在北京一家市属三甲医院已经从业6年。在许多场合，他都用反问的方式回击质疑：“号贩子倒的基本都是知名专家号，但专家们都是业内翘楚，怎么可能沦落到给号贩子打工呢？”
他声称，如果说“医院内部”真有和号贩子存在勾结的，那更有可能是医院的非医务人员，而非医疗专家们。
“一些保安会来求医生，说给自己的亲戚排个加号，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一年下来，他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在几个科室都轮了好几轮。”田锐表示，所谓给亲戚的加号其实被拿去高价卖了，“这事儿久了，医生们心里都有数，但都想着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这些人不好惹。”
据了解，这些保安都来自外包的安保公司，人员流动性极大。一些保安和号贩子之间打得火热，根据此前一些媒体报道，甚至还出现医院保安帮着号贩子拉生意的现象。对这一问题，一些医院并非没有察觉，和保安公司也签订相关协议试图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
不同的信源也表明，号贩子运作第三种方式主要基于手工加号条的存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在看诊时，常遇到一些重症患者，或者需要复诊的患者，为方便患者，医生往往会出具一张手写加号条，患者持着加号条，便可直接去窗口排号。而“加号”也意味着医生在完成当天放号为患者治疗的基础上，还需要额外延长工作时间，以满足患者就诊需求。
更有甚者还会伪造加号条，再卖给急于就诊的患者。界面新闻记者从北京多家医院了解到，一般常见的手写加号条上，往往只有寥寥几字，如“请加号”等字样，配上医生的签名、名戳和日期。这便提供给号贩子们可钻的漏洞。
记者从同仁医院了解到，一些加号条被有心人窥探、收集，然后拿去仿制。“他们拿萝卜抠个章，冒着医生笔迹写，像得不得了”，同仁医院一位行政人员苦笑道，“有时收缴到的加号条，连医生自己都难辨真假。”
就这样，号贩子们大多以抱团的形式在北京的医院里扎根。二十年来，这些散布在三甲医院的号贩子们，如水蛭一般紧紧吸附其上，并逐渐滋长延伸出一个畸形的地下利益链条。
号贩子钻了医院的漏洞
在回忆这些年与号贩子的种种斗争时，前述同仁医院的行政人员使用了一个词：肉搏。
她说：“医院没有权力去抓号贩子，一般都是我们或者保安看到了，给派出所汇报，派出所来人给抓起来。早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跟号贩子斗，全靠肉搏。”
同时，由于违法成本过低，号贩子长期处于“屡禁不止”的状态。在被警方抓获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些号贩子最多被关15天，或者被罚款了事。
“在医院待久了，你就能看到，一些号贩子本来给抓走了，没几天，又回来了，还在那儿揽生意，毫无顾忌。”提起“抓不完的号贩子”，田锐抱怨说，“也不能全指望我们医生自己来抓吧，我们本职就是看病。”
正如田锐所言，医院在抓捕号贩子方面，并未被赋予过多权责。但无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号贩子被揭出的行动路径，早已暴露出，院方在号源管理和挂号制度设计方面存在诸多疏漏。
尽管北京推行实名制挂号看病已多年，但由于大多医院网络挂号平台至今尚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因此实名制挂号形同虚设。
据介绍，号贩子们在利用预约挂号网站、APP等抢号时，一般会使用他人身份证号或利用身份证生成器伪造证件号码，寻找到买家后，会取消预约，让买家用其真实身份信息抢回。此外，还有一种方式，一些不需要医保的外地患者从号贩子那里拿到的就是用假身份证挂到的号码。
“医院每天人流量太大，把一一甄别患者身份信息的工作交给医生和窗口，压力就太大了。”与田锐的观点一致，在同仁医院的上述行政人员看来，将遏制号贩子的压力够转嫁给医生或医院并不现实。
据了解，目前北京仅有北京儿童医院将建卡窗口的读卡器与公安部门相关系统联网，以识别身份证真伪。
围追堵截号贩子
今年2月，北京市医管局下发通知，要求市属22家大医院在今年全面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全面取消现场放号，试图在各个平台上进行设限来遏制号贩子。
在医管局通知下发前，北京市儿童医院已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近半年。自去年6月开始，这家医院和号贩子展开了一场场围追堵截。
当前，北京市儿童医院在保持窗口放号的同时，还有多种预约方式，包括手机APP预约、自助挂号机预约、114电话预约、医生工作站预约和微信预约，通过不同预约方式可选择预约当天、7天内以及3个月内的就诊号。据介绍，儿童医院前期投入达600多万元，组建了30人的软件开发团队，研究手机APP和微信预约平台。同时还培训了大量志愿者帮助患者在挂号机上进行现场预约。
从患者在手机APP上建就诊卡开始，北京儿童医院的研发团队就设计了多种门槛来遏制号贩子。
北京儿童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孙宏国介绍称，在预约前，用户注册需要提供监护人手持证件照，通过后台人工审核后才可以预约。同时，建立就诊卡时，需要填写患病儿童的详细信息，包括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性别等近十项。
“我们要求病人信息一旦填上不允许更改，”孙宏国称，因为大多数号贩子对孩子的情况了解并不详细，因此在抢号时大多进行虚假登记。由于不同年龄、体重的孩子在用药时都有着严格要求，因此虚假登记的信息一旦经过人工甄别查出后，是无法顺利就诊的。
同时，医院在后台对号源情况也会进行监控。如同一注册信息的账户连续挂号、多挂紧俏专家号的情况会进行筛查审核，发现异动将会录入黑名单。
然而在去年北京儿童医院最初推行APP预约时，也遭遇被号贩子利用倒号的情况。据《京华时报》当时报道，待每天晚上12天放开次日门诊号后，号贩子开始大量抢号，先抢专家号，抢完专家号再抢热门科室的普通号。也有不少号贩子通过从家长处获得身份证号、手机号和患儿就诊卡等信息，然后用患者家属手机号注册，登陆挂号APP开始抢号。
为了应对号贩子的行为，北京儿童医院则进一步在系统设计上进行完善。据该医院介绍，除了后台监控筛查外，目前在预约时还进行了一些限制，采取一个手机号关联一张就诊卡的方式，一个注册用户每个月最多可以预约两个号源（内科号除外），病人如果需要复诊可以通过医生工作站内部转诊预约。
“系统规则是活的，可以调整的”，孙宏国称，目前还处于渐进摸索的状态。同时，他也表示，一旦家长将手机号、自己的身份证号、儿童信息全部告诉号贩子，再由号贩子进行抢号，这在设计上很难进行遏制，“只能不断跟家长宣传，不要轻易把信息给号贩子。”
在针对医生加号方面的管理，北京市儿童医院、同仁医院等则采取一种更为直接发方式堵塞漏洞，即取消手工加号，转而在医院系统内操作。
对此，孙宏国进一步解释称，会尽量给医生多一些的自主权，但也并非“想约多少就约多少”。加号的患者必须曾是医生的病人，医生对病情十分了解。此外，医生在医院信息系统内操作时都会有记录，院方也会进行监控。
“这其实是把对加号的管理放在院方而非医生个人身上。”孙宏国说。
除了推出全面预约挂号、取消医生手工加号外，北京市医管局在3月1日还推出了专家团队诊疗模式。
这一模式意味着领衔专家从此不再对外单独挂初诊号，包括特需号在内。按照就诊流程，挂初诊号并不限号，初诊患者必须通过团队出诊医生进行首诊，经过专业诊断和辅助检查后，将疑难重症患者通过纵向诊间转诊方式预约知名专家，而专家诊治过的患者也可以根据病情需要由知名专家本人预约复诊，或转给团队其他成员进行复诊，形成双向转诊机制。
据介绍，目前进行该模式试点有三家医院的15个专家团队，分别来自北京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同仁医院。每个团队除了一名知名专家作为领衔专家外，还有多名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生为团队成员。据北京市医管局介绍，目前成员共有87名，其中主任医师8名，副主任医师31名，占比达45%。此外，团队成员都是经过多年医疗临床实践，专科专病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有较高诊疗水平。
据了解，目前上述团队知名专家主要面向三类患者：医院对口合作的社区转诊患者、复诊患者和团队转诊患者。为保证团队转诊的服务，市医管局规定，知名专家每半天应预留不少于50%的号源，解决团队转诊患者就诊。
“经过团队成员首诊后，决定患者是否可以交由知名专家的唯一因素就是病情。如果没有见到专家，那么说明患者病情没有那么重”，同仁医院副院长张罗在该院不久前召开的门诊服务工作记者会上说。
由于号贩子所出售的大多是三甲医院的特需专家号，这一举措被视为隔绝了患者通过号贩子直通专家的道路。
然而，关于遏制号贩子的行动仍处于尝试摸索状态，且试点多为北京市市属医院。同仁医院的那位不愿具名的行政人员表示，这就意味着号贩子并不会就此消失：“今天出了一个政策，明天他们就有新的对策”。她说，在一次会议上，一家在央属医院工作的同行问她：“你们这么打号贩子，结果号贩子全跑我们这来了怎么办？”
“那你们也打呗”，她干脆地回应道。
一种非典型的供需矛盾
“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的表态掷地有声，他甚至建议要将号贩子入刑。
但不管是加重刑责，抑或是在挂号设计和管理上设置诸多门槛，无人担保能够彻底杜绝号贩子的存在。
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号贩子一般只出现在专家资源聚集、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里，却极少听说号贩子们活跃在乡镇、社区医院挂号窗口前。
所以在一众三甲医院中出现号贩子这个特殊群体，究其根本，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且过度集中，从而导致供需间存在矛盾。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没有号贩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一家三甲医院你就能轻松挂到专家号吗？
显然不是，即使号贩子一夜之间消失了，优质专家医院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如果病人都想挂到专家号，挂号依然不会轻松。按照市场原则，优质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和稀缺的。
所以，一些管制经济学家认为，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号贩子只是一个扰乱市场公平性的直接因素，而非导致市场资源紧缺以及造成供需矛盾的直接原因。与典型的、一般意义商品的供需矛盾不同的是，优质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的特点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供给侧的不足，而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去年11月，复旦大学发布“2014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从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百强医院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其中北京、上海的医院占据排行榜前十位的半壁江山。医疗资源如此不均衡，不可能不催生号贩子这样一个畸形的市场角色。
在3月9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及“号贩子”问题时也说：“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院没有人去看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副院长王建业在做客新华网2016全国两会特别访谈时称，“看病难”从更深层次来说，主要是我们国家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东西部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为了改变“看病难”问题，“这几年的改革对基层医院已经有所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建设主要是强基层、保基本，对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对一百所卫生院的建设，”王建业如是表示。
王建业所言的强基层、保基本是分级诊疗的内容。作为新医改的重要一部分，近年来，分级诊疗一直被国家大力推行。但也有评论指出，分级诊疗实施效果并不佳。
北京大学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此次“两会”上指出，正是由于分级诊疗问题未得到解决，致使病人直接涌向大医院就医或异地就医，造成看病难、挂号难等问题。
在刘忠军看来，分级诊疗运行不畅，客观地说，根本原因是高水平医学人才分布不均匀，从而造成不同级别、不同地区的医院不能提供均质化医疗服务。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致使外地求医者众多的现象，在北京尤为突出。作为全国行政中心，北京也一度被称为“全国看病中心”。3月7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两会”上介绍称，目前每天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达13万，其中，23%来自河北。
而更早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前往北京看病的患者中，河北、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周边五个省份的患者已占到56%。
但在众多求医者中，并非所有人都需要专家号。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些患者在首诊时便指定要顶级专家，这就意味着，这些有丰富临床经验和理论基础的高年资的专科医师和教授要和普通大夫一样，检查病人要从化验单开始看，这“意味着对顶级专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市场定价权的非市场化也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优质医疗领域孳生一批号贩子的原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称，目前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正确反映医生合理的劳动收入，她建议应当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
而多位业内人士也认为，根治号贩子现象是要靠推动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来说，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对此，一些业内人士建议通过提高挂号费即可解决问题。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而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黄洁夫则进一步指出，需要对整个医院体系进行一场改革，要明确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慈善医院的不同属性，进行合理定价，给患者以充分的选择。
在他看来，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以保证社会公平公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疗。但对于多元性、高端的医疗服务则要开放市场，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
“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来分配。所以这样才能很好的解决。”黄洁夫称，将民营医院等同于诚信不好的医院的认知，其实是错误的。“其实美国最好的医院都是私有医院，而台湾的长庚医院是公益性的，比现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家公立医院都更公益。”
在解决“号贩子”问题上，均衡医疗资源、完善分级诊疗、加强医生培训、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等等都被认为与此问题息息相关，绝非一日一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