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扼杀社交媒体言论自由？

前几天《哈佛大学校报》报道的一则新闻，引起大量美国媒体和中国网民的关注：10名2021届的新生，因为在脸书的小群里分享嘲讽性侵受害者、犹太人大屠杀、遇难儿童的表情包而被开除。中国的标题党，迅速以#新生因发表情包被哈佛开除#而大做文章。

哈佛大学表示，撤销学生入学许可是最终决定。两个礼拜前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才刚到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见上图），这岂不是给社交媒体打脸？

美国媒体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他们一致认为：新生不受宪法修正案保护，没有言论自由！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宪法法学教授苏珊·布洛赫说：“宪法真的不适用于这里……宪法限制了政府压制言论的权力，而不是私立大学。”

只有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荣誉教授艾伦·德肖威茨不以为然。德肖威茨本身为犹太裔，曾经因成功辩护1994年轰动一时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而名噪一时。他虽然自己没有亲身看到这些犯忌的帖子，但是“听起来哈佛大学正在侵入学生的私生活”，认为这样撤回入学许可将会起了很坏的前例：“在学术环境里惩罚学生的政治观点或个人价值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行动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学生一辈子。”

一辈子！就为了几则社交媒体里的发帖！

可以想见，在中国全国高考的同一周，这样带着哈佛和“言论自由”议题光环的新闻，迅速让中国网民质疑哈佛是否扼杀了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

其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拥戴的言论自由权利，本来就受到内容、场合和其他因素的限制，色情、煽动暴力、还有仇恨的言论，都经常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所谓“言论自由”（Free Speech）本来就不是“免费”（Free）的！

而中国人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度，恐怕部分来自对于美国“言论自由”力度的错觉。其实在社交媒体的范畴中，言论的合法性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考虑。我认为哈佛事件的核心，其实不是新生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这些新生所显示的“判断力”和“品格”的问题！

我曾经在“多年后，我还能考上耶鲁吗？”一文中写过，近年来美国大学鼓励学生在提交申请文件时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但是同时社交媒体的纪录，也成为学校考察学生的资料。

和社交媒体一起长大的学生经常忘记了：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向世界公开的个人档案库，随着机器分析的软件日益普及，这些档案正方便地成为政府、企业、学校考核人的品质或行为的工具！

社交媒体的即兴性质，让人容易失去戒心。但是，发言有代价！

学生的冒犯性私人在线内容，已经成为许多校方阻止校园犯罪的关注点。去年，哈佛取消了哈佛男子足球队的赛季，因为球员收集了大一新生女子足球队的脸书和互联网照片，并根据颜值对她们进行评级。

最近特朗普政府刚公布，针对美国签证申请人推出了新问卷，问题包括最近五年的社交媒体用户账号名！虽然主要的目的是打击恐怖分子，但是近年来美国移民局经常用社交媒体来检测外国人的“非法行为”。

而中国人微信不离身的习惯，早已是西方媒体报道的共识，也因此三月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海关看到大半年前她在微信的聊天纪录，向朋友透露“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下身份”，在被盘问三个多小时后，立即就被遣返回中国。这表示语言的障碍已经不能阻止监管单位对于跨国境的社交媒体内容进行侦测。

国情决定社交媒体的普及率

从平均数字看来，社交媒体的使用在中国的渗透率还不及美国。根据Statista今年1月的数据，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均普及率占人口的57%，而美国是66%。

但是我从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数据的差异可能反应了中国人口基数，还有抽样调查基数，未能概括中国国内的地域性差别。基本上我觉得至少在大城市，中国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和参与度，比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更高。

这可能跟我曾经在华尔街当律师，在我周围的金融界跟律师界人士，很少人会花时间玩社交媒体有关。任何与美国股市相关的领域，社交媒体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雷区，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了企业保密机制，或是美国证监会信息披露的种种规范。

比方说我以前从事了很多上亿的大公司合并项目，最忌讳的是内线交易和公开并购前的股价波动。不但在所有的文档里，参与方都用密码代号代换，有时候为了避人眼目，双方的高层会选择在第三方的场地碰面。有一次我参与的项目甚至声东击西，动员十几个高层、投行家和律师，拔营到墨西哥谈判。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一名团队队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露了自己的行踪，有心人便可以顺藤摸瓜，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还有，绝大多数的美国金融丑闻案，都是拿电子邮件作为证据而揭发。如果具有私密性的电邮尚且有这样的杀伤力，更何况是社交媒体？

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国直接进入的跳跃式的数字时代，还有国情文化上的不同，感觉上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新话语权”有更开放的尺度。

根据Kantar在2016年2月发布的数据；6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脸书，推特或两者，56％的中国成年人使用微博，微信或两者。女性与男性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在美国为67％比56％，而在中国为58％比54％。

美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普及率虽比中国略高，但中国用户使用的时间更长：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脸书43分钟，而中国人每天平均使用微信48分钟。另外根据“今日社交媒体”在2014的统计，91%的中国网民有社交媒体账号，但是只有67%的美国网民有社交媒体账号。

这和我的了解略同：有很多美国企业人士经常上网，但不见得玩社交媒体。

说说我周围的律师、投行、搞投资的朋友，很少人会有时间或精力去玩个人社交媒体，他们所在的单位也对于这方面有非常大的限制。可以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行业与个人角色决定了以个人方式使用社交媒体的倾向。

对于需要面向大众的行业，如时尚、娱乐、零售及媒体圈，社交媒体可以是很利索的宣传工具，但是即使在这些行业里面，个人与企业所代表的形象有非常明确的划分。

我在雇用一名职员之前，必定会让团队先到社交媒体的网站搜索他们的账号，几乎过半都有令人糟心的状况。有一回我看到一位应征工作者，在微博账号里发了好几则长达40多字的“国骂”。什么情况？这不但显示发帖者有非常糟糕的判断能力，更让人思索：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会花那么多力气来写这么多脏话，她的负能量是不是太高了？这样的滥用语言暴力不适合当一个媒体编辑。

我显然不是少数：根据美国就业行业的领军网站Snelling.com，有86％的雇主在提供面试机会之前，会先搜查社交网络。

即使在雇用一个员工之后，除了再三叮咛他们，我也会不时观察他们的社交媒体运作。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小伙伴刚上班的第一天，便立马在脸书上晒出了她在办公桌前自拍的照片。我当然明白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够在纽约摩天大楼里的一家“长脸”企业工作，是多么风光和值得分享的事儿！

问题是，她的电脑荧幕上正好是我们各大广告客户的营业额，和其他内部机密的信息！

还有一次，我们刚圈定了一位明星当杂志的封面人物，猝不及防，一位小伙伴就“啪噔”——把这位明星的照片往微博上发了，还写了几个字：“下期封面人物！”

问题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搞定，如果一旦有了变卦，便失信于读者；如果被竞争对手看到了，可能趁机搅局。所有工作上的资讯都是机密，而机密的世界不属于社交媒体。

“赶紧删了！”如果在办公室里常常听到这句话，就表示必须要有“员工社交媒体使用手册”，这也是近年来美国企业必备的内部管理工具。

社交媒体的使用，显然因国情而不同，可以从研究数据略见端倪。根据微软在2015年1月发布了对世界社交媒体使用分析的报告，呈现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对全球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意味着地理位置和社会状态的差异，也关系到不同人群受到社会媒体和技术的不同影响。

这个分析也指出，发展中国家有60％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应用科技和社交媒体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西方只有36％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社交媒体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用来汲取新闻的渠道，改变了用户如何生活和了解周边社会。

今年6月6日发布的凯度集团最新《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用户对于社交媒体的影响指数达到79.8分，认为社交媒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人：70%认为让他们知道朋友在干嘛，69% 认为社交媒体帮助他们知道新闻热点，61%认为拓展他们的知识层面。

同时，中国的用户也反应了社交媒体的害处：有48%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看书的时间减少了，48%认为眼睛变坏了，42%认为造成睡眠不足！

美国大咖CEO不爱玩社交媒体

相形之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5月发布的调研，62%的美国成年人曾经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消息，其中18％的人经常由此获得新闻。这个数字虽然持续增加，但是似乎没有中国用户的高。

美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渗透率虽不低，但是在商业高层却并不普及。其实，在美国商业界和政界领袖，特朗普算是“异数”。尽管许多社交媒体传播者呼吁CEO们增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但自2015年以来没有太大变化。

根据CEO.com在今年5月30日发布的“2016年CEO社交报告”，就美国人最常使用的6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推特、领英、谷歌+、Instagram、YouTube,研究了《财富500强》CEO使用社交媒体的状况，主要的发现有：

财富500强的CEO中有60％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账号，比2015年61％略低。

2016年间《财富500强》名单中有75位CEO变革，其中只有29名新入驻的CEO积极使用社交媒体。

在这500名CEO中，26%有1个社交媒体账号，11%有2个社交媒体账号，2%有3个社交媒体账号，1%有4个社交媒体账号，只有一个CEO有5个账号。

领英仍然是首席执行官采用的首选，其次是推特。

微软的CEO萨提亚·纳德拉，Salesforce.com的马克·贝尼奥夫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博拉在领英推出的新闻阅读应用程序《脉动》（Pulse)上发表文章。

苹果的CEO蒂姆·库克拥有最多的推特追踪者：在2016年底接近400万，目前（刚查了）为500万。巴菲特目前为止有128万推特粉丝，虽然只发过9个推帖，他的帖子转发率最高。

在2016年间只有36名《财富500强》的CEO使用推特（比2015年的50名降低），其中只有25个是活跃账号。

最大的社交网络脸书及其子公司Instagram拥有很少《财富500强》CEO用户。只有40名（约8％）的“财富500强”CEO有个人脸书页面，其中32个账号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已经不活跃。使用脸书的“财富500强”CEO平均每人仅有数百名追随者。

这说明脸书在美国总裁办公室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当然，这其中明显的例外是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 49 30728 49 15287 0 0 2498 0 0:00:12 0:00:06 0:00:06 2982伯格，他的脸书账号有7800万粉丝。

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CEO如果设置社交媒体账号，基本上是把它们当做职业工具，这也说明为何他们倾向于使用领英和推特，因为这两个偏文字属性的平台比较适合推广商业领域的人脉和资源，也适合宣扬产品理念。相对地，偏向图片和视频分享的脸书和Instagram比较适合完全私人的互动。

而CEO没时间沉溺在完全私人的互动，我想投资他们公司股票的专业投资者和股民也不想看到他们成天往Facebook晒照片或刷段子。我认为无形中，这也有“上行下效”的指示功能。

在美国，社交媒体渠道的使用意愿、频率和渠道，显然与行业有关：高科技、零售、媒体和娱乐公司的高管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最热衷，而能源和航空旅行业的执行官最不活跃。

当然，有时场景让人忘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今年奥斯卡金像奖颁错奖的大乌龙，便是因为负责计票的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wC）工作人员在颁奖典礼上只顾着玩推特，在最佳影片颁奖前一刻还在发影后艾玛斯通的照片，因此才会出纰漏。据报道，PwC事前要求保管得奖名单的两位会计师，在颁奖典礼中不得使用社交媒体。这位出事的会计师已经从此与奥斯卡典礼这个客户账号绝缘！

就我在华尔街的体验，还有我周围金融界的朋友观察，对于高度受监管的行业，如金融、理财、保险，制药，医疗保健，社交媒体可能是一个法律的雷区。高盛投行仔细管制所有关于社交媒体的活动，对每一个官方的帖子、推文、签到和与商业相关的“戳笑”，都必须记录和存档。公司甚至必须对雇员的iPhone，办公室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后发出的推文负责，即使像个人点击脸书帖子旁边的赞一样无辜的举动，也可能引来美国证监会的管制。

但是这些障碍并不限于“高度监管”的领域，服装零售商Francesca的前首席财务官吉恩·墨菲斯在董事会之后，从他的私人账户发了一则看似无害的推文：“董事会。好的业绩数字 = 快乐董事会。”

问题是：官方的收益尚未对所有投资者公布，因此墨菲斯的238个推特追随者，拿到了“内幕信息”，触犯了美国证监会的一个大忌。此后不久，他因“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公司信息不当”的罪名，被炒了！

另外，反讽的是，我们一边高唱个人隐私权的重要，却常常忘了社交媒体经常与个人隐私抵触。即使在媒体界，我也常常提醒工作的伙伴们：社交媒体就像一条专门露馅的尾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老板知道你在上班时间玩手机，或在下班时间的糜烂生活，就多晒晒。

一般而言，有个很牛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不见得能在老板眼里加分，除非你专门负责企业的社交媒体。但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有时老板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有闲情在上班的时间替自己涨人气，但是却没有办法完成交代你的任务？

所以我想美国《财富500强》的CEO之所以不太玩个人社交媒体，固然有部分代际、年纪因素，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或是请不起人帮他们打理，而是在整体利害之间的权衡，做了一些实际的选择罢了。

任何社交媒体的帖子和图片、表情包、吐槽、搞笑，都可能变成让外界判断人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学生，或是CEO，文明的社交媒体准则第一条，就是在发任何内容按发布键的前一刻，停下来问自己，套用社交媒体礼仪专家歌尔·韩德的书名：“你确定要发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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