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给中国教育投下了一张反对票

文／李跃

来源：冰川思享库（ID：ibingchuansxk）

每一个将孩子早早送出国门的中产家庭，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教育投下了一张反对票。

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交换地带，春节不仅是一次身体的大迁徙，也是一次线下信息的大迁徙、大碰撞、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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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这个春节，有两件事令我印象颇深。

一是，在一次拜年小聚中，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正读高一的孩子，已经从这座一线城市一所公立名校退学，考入本市一所著名的私立国际高中，提前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

二是，在一位小说家朋友的介绍下，我听了一次关于海外置业及孩子留学规划方面的讲座，现场人声鼎沸，很多家长——他们中包括小企业主、律师，也包括普通城市白领等，对留学事宜表现出了莫大兴趣，互动环节中的提问非常细致与专业。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生输出国，尤其是，留学低龄化倾向这些年来在持续强化。2012年至2016年，意向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中国学生占比已增至36%。在美国的低龄留学生来源国中，中国排在首位；在英国的低龄留学生来源国中，中国排在第二位。

我的上述春节见闻，只不过为这种浩浩荡荡的低龄留学图景提供了又一个现实注脚。

事实上，这种留学热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伸手可触的真实感受。不独一二线等发达大城市，在内地一些三四线城市乃至小县城，送孩子出国读高中甚至初中，也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正因为如此，两年前，一部聚集小留学生群体的电视剧《小别离》才能戳中那么多人的泪点，引起那么多人的情感共鸣。

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多前的一篇刷屏文，叫《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该文大意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5%的上层家庭根本看不上国内质量越来越差的本科教育，这些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元的国际学校；而对教育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985、211大学，他们的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

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当下的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但一种值得关注的迹象是，关于中国式高考，除了底层被动放弃与上层主动放弃外，越来越多的中产，也在焦灼、纠结与不安的心理交织下，加入了放弃的行列，留学低龄化现象高烧不退便是明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将孩子早早送出国门的中产家庭，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教育投下了一张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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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留学这条路？

答案也许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对当前“病”得不轻的应试教育不满意、不放心，哪怕是一些应试教育受益者。

出现在本文开头的我那位朋友说，本来，他的孩子因为学业优秀，被保送于本市一所顶尖公立名校，将来考上重点本科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孩子进校后，他感到学校僵化的教育理念与心中的预期存在落差，为了使孩子免于成为教育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的机械化产品，经过与孩子商议，让孩子跳级考入了本市另一所以留学欧美为卖点的私立国际高中。由于国际高中从教材到考试均与国外大学接轨，这也意味着他的孩子与国内的高考彻底告别了。

更多的人，则是为了让孩子避开残酷甚至变态的中考及高考竞争。

有一个名词叫“剧场效应”，对它的解释之一是，倘若有人选择站着看戏，坐在后面的人为了不被遮挡视线，只好也站起来，最终，整个剧场的人都不得不站起来看戏，这样，看戏的效果没有增加甚至还可能降低，而且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比坐着更累。

用这个“剧场效应”来形容当前陷于疯狂的应试教育再贴切不过。

以补习班为例。过去，通常只是成绩较差的学生需要补习，但是，如今越来越多成绩好的学生也走进了补习班，因为大家都在补，谁不补就可能吃亏，就可能在这样的竞赛中败下阵来，这样的“剧场效应”使每个学生都裹挟其中。

对此，有人习以为常，但陆续也有人开始学会了反抗。

曾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一位家长下定决心送儿子出国，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初三上学期学化学，儿子第一次考试就考得很烂，并且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上课听不懂。

开家长会的时候，该家长向老师了解情况，老师说，班上小孩都上过补习班，就你小孩没上，基础的内容补习班上都讲过了。

这让该家长心中涌上一种绝望与崩溃，她突然意识到，不能让儿子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不能让孩子被这样的考试修理成一个没有思想与个性的教育零件，出国留学由此迅速进入她的规划选项。

▲家长会

这位家长择看似“冲动”的决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代入感。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许性格优柔寡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容易犹疑不决，但一旦外力打破承受的临界点，却往往能表现出罕见的果断，他们自己能容忍雾霾、食品安全及社会规则的溃败，但无法容忍孩子也必须接受这一切，尤其是无法容忍教育层面的雾霾与三聚氰胺。

很多文章呼吁低龄留学家长保持理性，但事实上，这些家长往往接受过良好教育，以为他们盲目从众的论调，未免显得过于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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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想顺便提及一下曾经热闹的现代私塾现象。现代私塾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见证了一种开放、多元、自由而宽容的社会文化形态。

不管怎样，私塾的存在等于在长期以来铁板一块的教育体制身上，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让人得以观察到另一种教育方式的生长过程。

比如，一些私塾并非完全是人们习见中的“文化返祖”，也会选读西方经典，做数学启蒙，讲地理和历史，熏习琴棋绘画。

▲古代私塾

然而，自去年以来，我国各地的现代私塾在媒体上集体归于沉寂，一些曾置于媒体聚光灯的私塾星流云散，原因之一是，去年9月，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应该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在家上学和义务教育法两相抵触。

和出国留学一样，现代私塾也是对现行学校教育的一种反抗，作为一种教育探索，它给人提供了更多教育选择的可能。如果这条路被堵死，不排除它会成为另一种“驱赶”力量，将更多孩子赶往出国留学这条路。

当然，留学低龄化的火爆，也有经济层面的助推力。

实际上，一些国家的留学费用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高昂。比如，西班牙公立高等教育受政府资助，学费低廉，学制4年总学费约合人民币2.5万元，一年的生活费用在人民币4万-5万元；意大利不将教育作为盈利性的产业，公立大学是免学费的， 在意大利学习期间的生活费，每年为6000欧元左右，这其中包括住宿、饮食和交通等……

这样的开支水平，别说中产，很多准中产、泛中产都能承受。

所谓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高考，说明中产包括普通工薪阶层子弟已成为我国正规学历教育的主力军。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中产不仅是物质、金钱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教养方面的概念，是一个社会的巨大稳定器。

当越来越多中产以及准中产、泛中产都对国内教育选择了放弃，当出国留学越来越低龄化、平民化，这一则验证了我们与世界更深地融为一体，二则也何尝不是对我们的教育积弊的一种无声抗议与另类施压。

本来，面对被“剧场效应”压迫得气喘吁吁的教育，最应感到焦虑的不是老师、家长与学生，而是教育这个大“剧场”的规则制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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