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麻省理工总面试官：别让孩子在异国成为孤独的“局外人”

文丨周滢滢    编丨Travis

来源：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

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也日益低龄化。他们当中，有的跟随父母迁居，有的独自留学海外，但是都生活在不同于母国的文化当中，被称为“第三文化儿童”。

美国社会学家鲁斯·尤西姆博士，曾在1950年出版的《第三文化儿童》一书中，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儿童” （Third Culture Kids，简称TCK）这一说法。

它是指那些幼年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时期，在父母本国环境以外的国家，求学和成长的孩子。正因为和父母所处文化的不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的挑战。

《第三文化儿童》

“第三文化儿童”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

在跨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经历一系列文化冲突和社交挑战，以及“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认知。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处理因为不断地告别，而带来的丧失感。

外滩君在“放弃“精英教育”，这对高知父母如何“逆潮流”育儿？一文中，采访过的蒋佩蓉夫妇，他们的家庭，正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家庭。

蒋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也是多本家庭教育畅销书的作者，更是三个阳光大男孩的母亲；丈夫林为千，曾任微软创投大中华区负责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总监。

蒋佩蓉夫妇

作为第一代“第三文化儿童”（TCK），蒋佩蓉和丈夫，在幼年时期，就都移居北美，成为小留学生，并双双考入麻省理工学院。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他们的大儿子凯文、二儿子凯恩、小儿子凯安，都在孩童时期，就从美国转来中国公立学校念书。等到中学阶段，他们又陆续转学到了国际学校。

就这样，蒋佩蓉的三个孩子，相当于经历了两次“跨文化”的转变，也比一般TCK儿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冲击。

如今，凯文已经从麻省理工毕业，放弃了硅谷大公司的机会，投身一家创业公司，闲余时间不仅写诗，还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凯恩也从伊利诺香槟大学毕业，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长，探索将专业知识和管理学相结合；热爱艺术的凯文，则在父母的鼓励下，如愿以偿得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的offer。

这一次，蒋佩蓉将结合自己和孩子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跨文化儿童会遇到的文化冲击和各方面的挑战，以及有留学生群体的家庭，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蒋佩蓉一家五口

1、相比语言，文化冲击才是最大的挑战

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沉浸式学习汉语的机会，蒋佩蓉决定，不送孩子去国际学校，而是去中国公立学校就读。

蒋佩蓉觉得，既然来了北京，就要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文化跟语言，不能浪费了这个机会。”

然而，刚转来中国读书时， 三个孩子的中文水平，实在让人犯愁。

老大凯文已经上六年级，刚转到中国学校时，他们连基本的拼音都不会，而同龄孩子已经认识五六千个汉字；最小儿子的凯恩才两岁，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几乎一个汉字都听不懂，哭了整整三个月。

当然，感到犯难的可不仅是孩子。因为蒋佩蓉夫妇从小移居海外，日常使用汉语机会不多，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从零开始，和孩子一起学习汉语。

幸运的是，在沉浸式的汉语环境中，三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在经历了“语言阵痛期”后，三个孩子都能听懂老师上课，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如果抛开美国国籍身份，起码看上去已经和中国孩子相差无几了。

“但是，作为第三文化的孩子，经历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并非只是语言学得多快，是否跟得上学业，这些最表面的问题。”

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学经历，孩子们坦诚：“语言上的障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背后的文化冲击和思维模式，还有一种‘局外人’的痛苦。”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上的挑战。只要语言关过了，融入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蒋佩蓉表示：实际上，应对文化冲击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可能比语言工具的掌握，要困难得多，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问题。

蒋佩蓉的二儿子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局外人”的身份。

在美国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曾天天对着美国国旗朗诵效忠宣言，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到了中国学校，因为拒绝佩戴红领巾，因此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僵，也和同学产生嫌隙。

但是，当他暑假回美国过夏令营，遇见那些对中国人有偏见的美国人，他会生气地去纠正、维护，和他的美国同学们辩论。

“我到底是哪一国人？”他迷惑了。“最经典的身份挣扎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中国跟美国竞赛，纠结到底该支持哪个国家队？”

在融入不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还有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交问题。

“刚开始进入一个环境时，孩子们能听懂对方说的每一个单词，却不懂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角度；参加学校的戏剧排练，捕捉不到隐含在台词背后的笑话… …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离感。”

蒋佩蓉的二儿子 凯恩

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求学多年，却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的社交圈中，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但那些最好的伙伴，依然是中国人。

对于“如何提升孩子在国际化环境中的社交自信”这个问题，蒋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社交名片，赋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有自己的兴趣追求。”

音乐，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爱好，蒋佩蓉夫妇就和孩子们，组建了一支“林家乐队”。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和社区，他们就通过音乐表演，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音乐，成为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和社交圈的“共通语言”。

“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链接，都是建立在兴趣和体验上面的。即使语言、文化不一样，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交往起来就能够如鱼得水。”

一家五口组成“林家乐队”

2、应对文化冲突的方式，因人而异

对于跨文化儿童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乃至偏见和歧视，蒋佩蓉一点都不陌生。

早在蒋佩蓉11岁时，她就跟两个妹妹从台湾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没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学生。

虽然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中长大，不过三个姐妹对新环境的接纳程度和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

自尊心强的蒋佩蓉，决定不融入新环境，依然追捧台湾流行歌曲和电视剧，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荣；恰恰相反，她的二妹很喜欢新环境，完全拥抱新的文化，成为一个地道的加拿大人；而最小的妹妹，最为敏感，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

从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来看，TCK群体面对新文化、言语、和环境的反应，完全是因人而异。

不过，这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蒋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学以后，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突然想要寻根。因为大学同学对她的亚裔身份非常好奇，她选修了东亚研究系，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台湾，当起了律师，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让蒋佩蓉全家都对她刮目相看。

“不需要担心孩子，因为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他的身份认同就会完全改变。对于一个跨文化儿童来说，他的文化归属感，可能会受到自身的个性、喜好，乃至同学、朋友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跨文化儿童，是否拥有更多元的身份认同，而不是单一的文化归属？

蒋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综合吸收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

同样，在很多留学生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个特点。因为不属于某种单一的文化，他们更善于从多种文化、多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林爸爸(中)和三个儿子

蒋佩蓉的家庭氛围也是如此。“对任何新闻时事的讨论，我们都不会只看某一方观点。孩子们会找来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中国怎么讲？美国怎么讲？俄罗斯怎么讲？中东世界又会怎么讲？了解足够多的信息，加以自己的思考，再得出客观结论。”

回顾这段跨文化经历，蒋佩蓉的三个孩子，都认为这是成长中最珍贵的礼物：“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逆境和挑战，正好提供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视角，迫使我们开放思想，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批判性思考。”

未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学习、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儿童，他们无法回答“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这样的简单问题，只能回答“我的国籍是**，我目前生活在**。”

他们更像是“世界公民”，不需要通过特定的生活环境来寻求安全感，能在不同各种文化中切换自如，也会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尊重。

就在外滩君此次采访之后，蒋佩蓉最小的儿子凯安就要高中毕业，即将赴芝加哥美术学院读书；夫妻俩也租掉了在西雅图的房子，开着一辆房车，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旅途；大儿子凯文，则打算在结束手头的工作以后，去阿拉伯中东世界和非洲待一段时间。

蒋佩蓉夫妇的“房车旅行”

蒋佩蓉表示：“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漂’着的状态，相比较永远生活在一个地方，显然新的国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

3、处理丧失感的心理需要

“当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或送出国留学的那一天起 ，你就将养育出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

他们每天接触到的是外籍老师，同学来自全世界，彼此用外语沟通。

因为文化、语言和思维的不同，第三文化儿童和上一辈的观念冲突可能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一说法，蒋佩蓉深感认同。

现在很多家长，都倾向于将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送出去留学，这也使留学生群体出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

“是不是越早出国留学越好？”对于这个疑问，蒋佩蓉有自己的看法，“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龄段，无论是否选择留学，父母都应该尽可能陪在身边，而不是让孩子独自面对文化冲突和身份认知上的挑战。”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有很多青春期的敏感，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欢迎程度，担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纳… …

尽管寄宿家庭、学校老师，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无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和孩子的朝夕相处，就算天天电话视频，父母也难以捕捉孩子正在面临的困惑，还有情绪上的失落。这一阶段父母角色的缺位，也会使亲子关系遗留很大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小儿子凯安刚刚转到国际学校时，曾一度心情不太好，好像对学校生活提不起激情。敏感的蒋佩蓉猜测，也许是一直在本土学校成长的凯安，难以融入一帮外国同学的圈子，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挤和歧视。

她就变着法子和孩子聊天，但是，又很注重方式方法，不会直白地问：“你和新同学关系好吗？”“你受大家欢迎吗？”蒋佩蓉认为，父母这么问，自尊心强的孩子一般不会和你说实话，而且会敷衍家长。

她建议，家长不妨学会“旁敲侧击”，比如：“你中午吃饭是一个人吃吗？”“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你喜欢这个朋友吗？能为我介绍一下吗？”类似有技巧的亲子对话，既不会让孩子反感，家长也能适时了解孩子和同伴之间的关系、对新环境的融入情况。

凯安为妈妈的书《丰盈心态养孩子》设计插画内页

“脆弱”是链接情感最重要的钥匙，在亲子关系上也是如此。当了解孩子的处境以后，蒋佩蓉提醒，不妨多以“弱者”角色，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挣扎，拥抱她，让孩子愿意向你敞开内心的脆弱。

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共同话题，父母也要以身作则，以开放的心态，试着去融入另外一种文化，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迎接挑战和成长。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跨文化儿童会面临更多的丧失感。

第三文化研究者，也是《第三文化儿童》的作者之一David Pollock说：“一个TCK在20岁以前，需要处理比单文化人一辈子都要多的丧失经历。”

因为长久告别某一样东西，可能是难以带走的物件、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或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而产生的丧失感，是TCK群体最需要面对的一种心理感受。

为了帮助孩子化解这种丧失感？蒋佩蓉的窍门是借助外界工具，比如可以表达内心伤痛的小物件。

2003年，蒋佩蓉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举家从美国搬来北京时，她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回忆箱。以后，每离开一个地方，孩子们都会挑选一些东西，放到各自的回忆箱里。

直到现在，他们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回忆箱，只是里面的物件会不断更新。不管空间如何变换，总有一些重要回忆陪在身边。

“此外，通过写作来排遣内心，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你会发现，很多TCK都擅长写作。因为他们内心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或倾诉，通常会诉诸笔端。”

正如蒋佩蓉的大儿子凯文，这个被麻省理工学院提前录取的“理工男”，却很喜欢通过写诗，来抒发内心的感受。

目前他已经写了三本小说和400多首诗，其中一本半自传体青春励志小说《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就是通过日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移民后语言不通、成绩不理想、与家人朋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从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

凯文半自传体小说

《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

当然，每个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倾诉方式，关键是，父要能引导孩子表达内心的情绪。

在采访的最后，蒋佩蓉推荐一部电影《头脑特工队》，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丧失感，以及为什么这种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边人接纳的故事。

“直面丧失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承认并接纳它，然后从痛苦中疗愈。这样，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内心以及爱的能力和深度，都被扩大了，也更能迎接和进入新的人生季节。”

作者简介：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中国K12国际教育领先媒体，并系列化提供面向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优质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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