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年揭秘“北京九所”:这里的事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六十年前,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同时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
一批科学家下定决心,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是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如今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近日,三位科学家接受记者专访,一起回忆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
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北京九所”就是在这里。
同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
胡思得
饿到浮肿也没停止过计算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一种悲观的说法是:“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大家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胡思得回忆,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强迫要这样做。
李维新
李维新表示,由于当时中国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相比,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差上百倍,为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
李德元回忆说,这个事情很单调,但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我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
大胆质疑苏联专家给的数字
从理论上推翻苏联数据
当时,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秦元勋、周毓麟等顶尖的科学家都在九所集结。但“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办公室里却不敢欢呼
李德元:“我对国家有贡献,这一辈子过得可以”
监制:童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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