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中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理解？

何为内循环？

我认为内循环有三个内涵：

第一、要提升中国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上去以后，才能让国内的市场远大于国外。中国经济现在部分做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们的国际贸易量除以GDP是64.5%，现在是35.7%左右，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每100块钱的GDP有9块是贸易顺差，现在是1块钱左右。国际经济的动荡对我们的冲击，直接从需求上讲，就是冲击真正依赖国外市场的这部分。广东、浙江沿海一带的企业，还要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再降下来。

第二、要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有多少家电梯厂？600家，这怎么生存？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就不可能有600家，一定要有企业兼并重组。美国在宪法中就明确要求各种税金、捐税、关税必须全国统一，不允许各州设立贸易关卡。所以内循环要求我们，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的藩篱，推动相关产业兼并重组，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要提高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当前以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很可能导致国际经济大洗牌，赢者通吃的前景不容忽视。近年来西方国家高度警惕中国的科技进步，已经在一些领域设法进行封锁。因此内循环也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往的外循环

对应这三个内循环内涵，以前的外循环有什么内涵呢？

一是需求依靠国外。基本模式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销往国外，1998年这类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一度达到了53.4%，2018年已下降至27.5%。

二是资金来自于国外。外商投资现在很低了，13万亿美元GDP中才占1300亿美元，1%的水平，已经很少了，1993年该比重一度超过了6%。

三是科技来自于国外。我们过去很喜欢搞合资企业，用市场换技术，引进外国的生产线和技术工艺。

外循环的作用

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者之间是什么辩证关系呢？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上讲，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是不矛盾的，尽管对单个地区、单个企业来说，两者可能是矛盾的。

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我们的市场份额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按照购买力平价算是20%多，按照市场汇率算为16%，今年有可能还上升一点。占全球1/5的市场，再发展当然主要靠自己，不能靠境外的市场。所以第一个要求，内循环是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内循环带来量。

外循环的意义何在呢？外循环刺激我们提高质。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参与国际竞争。比如格力电器要出口，无形中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做事，有这个压力，必须学习。学习者不光是企业家、工人，也包括政府官员。我们为什么过去落后？从历史上看，明初以后不搞国际贸易，搞了海禁。一旦不学习就不能进步，过去五百年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学习，不能关起门来自个儿竞争。

其次是能够让我们领先的技术向外推广。举一个例子，抖音是很先进的，它的算法很牛，年轻人喜欢，这个技术我们领先，如果抖音不去欧洲、不去美国，就在国内玩儿，很难保持领先，只有把自己的平台往外扩大，才能赢者通吃。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多，占全球1/5，不用学英语了，讲汉语就行了。这个不对，人再多，关起门来没用，别人也有可能故意来找茬儿，所以学外语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外循环根本的要求，强迫你睁开眼睛，这样中国的好东西才能对外推广，好的技术才能推广，最终才能做大做强，要不然再好的玩意儿闷在家里也烂掉了。平台的作用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国人最善于搞平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王、好莱坞广义地讲都是平台。

所以说外循环要求我们：要主动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知识、技术与理念，不要认为竞争对手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讲，越是竞争对手，我们越要虚心学习它的优点，保持冷静，才能最后在竞争中、合作中胜出。

所以内循环和外循环不是矛盾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内循环给我们带来了量，让很多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够从脱贫之后走向中等收入水平；外循环能够促使我们提高质，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质跟量两者都需要，不要只强调一方面而荒废另一方面。

内循环的关键

内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百姓收入提高的根本动力，那么如何促进内循环？

第一、要释放潜在的市场需求。当前中国社会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10亿较低收入群体，对于前者，建议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释放私人消费；对于后者，建议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用3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帮助4亿人口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建议在城镇化方面下大力气，要让那些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变成城市的居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落户。

第二、转变经济的发展重点。改革开放40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地方政府官员合适的激励和约束，使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但过去地方政府的激励主要在生产环节，官员的主要激励是抓生产、抓项目、抓投资。现在要适当调整激励方式，引导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抓本地的收入和消费，建议研究将部分税收由生产环节转向消费环节，由生产地征收改为消费地征收，同时建议将居民的满意度调查纳入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激励各级干部更加关注民生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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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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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苏越

编辑：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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