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百年前“超燃创业史”，说明白了！
《觉醒年代》
究竟为何走红？
它是如何展现
中国人由迷茫走向觉醒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王学斌
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境遇：
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
“近代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且异常屈辱的探索历程，彼时中国深陷于李鸿章口中所形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王学斌介绍。
1840年，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之后不仅是西力东侵、资本东移，西学也伴随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盲目拒斥西方并不是正确之道，到头来只会被列强踢出局。为了追求独立富强，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之重、面临的风险之高、经历的波折之多、付出的牺牲之大，都是世所罕见。
危难当前，破局之道，只有励精图治，实现向民族国家迈进的现代转型。这就是《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进步人士所身处的历史境遇，更是他们所欲涤荡、改变的局势，也是该剧中反复痛陈、一再强调的积弊所在。
换言之，是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这样的“年代”促使了“新青年”们的觉醒。
困局：
各种救国方案皆化泡影
在特殊年代，进步人士们面临怎样的理论困境？
王学斌介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等先觉者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数代中国人真心向西方学习，前赴后继，却一再无疾而终，各种救国方案皆化作泡影，道路选择上的惨痛教训彰彰在目。这就是《觉醒年代》里诸位进步人士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围绕这一难题，那时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诸种思潮激荡，知识分子们面临着理论抉择的“三岔口”，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不得不抉择的“三岔口”。
抉择：
理论抉择的“三岔口”
王学斌介绍，那时候，欧洲所代表的、国人刻意追求的“现代性”文明，在一战战火中灰飞烟灭。这令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指导理论问题。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反思现代性，对于中西文化问题，主张采取中西调和的方式以期复兴中华文明，片面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
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则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论”，其实不过“谣言”而已，他们这种近乎偏见般对反省的拒绝，实际上弱化了个人的思想张力，其在五四运动后思想影响力的消退，恐与此颇有关联。
《觉醒年代》剧照 胡适
只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首先深刻反思现代性，在透彻反思欧战的基础之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此步入了新阶段，他们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觉醒年代》剧照 陈独秀
觉醒：
思潮的脉动化为实践
艰难年代，先进分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又是如何实现大众觉醒的？
“没有行动，何谈觉醒？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贯穿其中的，既有思潮的脉动，更有实践的冲动。”王学斌说。
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当时的思潮趋向由话语走向实践，由推崇走向反思，由批判走向建设、由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引发了盛况空前的政治变革。《新青年》同仁亦因之渐趋分化，最终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觉醒年代》剧照 李大钊
拥抱革命、走向社会的行动，是觉醒后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属性。《觉醒年代》后半段剧情的高潮部分，恰恰是全景式地呈现了此历史时刻的雄壮与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觉醒年代》正是紧扣这一急遽变革的时期，通过艺术的语言讲清楚了该年代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
与此同时，剧中人物群像的刻画既不失严谨，又惟妙惟肖，让人过目不忘，久久沉浸其中，为他们灵魂深处那一份伟大而可贵的精神而振奋甚或震撼。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那一句论断：“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原标题：《为中国共产党溯源——纵谈<觉醒年代>的历史逻辑》之《觉醒年代：没有行动，何谈觉醒》，主持人：李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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