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每一页都写着人民立场
北京东城区积极实践“梯次递进 一体调处”工作法,福建霞浦依托海上社区智慧平台开展“海上评理”,浙江枫桥派出所的“板凳警务”走得进“家门”、敲得开“心门”……
中央政法委日前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并对先进典型进行表扬并授牌。
(一)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说起“枫桥经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1963年,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浙江省的试点,诸暨县枫桥区按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思路,依靠“说理”的方式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任务。毛泽东同志对此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由此走出枫桥。
几十年来,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在火热实践中拔节生长、枝繁叶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和中国之治的闪耀名片。
(二)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枫桥经验”的显著特点。而坚持人民立场,则是其鲜明底色和价值内核。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主人,也是国家发展最坚实的依托。我们党各项工作的开展,始终重视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也相信人民群众能解决问题。
就拿“枫桥经验”来说,“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的践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压茬推进,而且是自“下”而“上”的积极互动:通过群防群治、多元共治,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调解的类型和方法如何千变万化,一切为了人民,都是“枫桥经验”不变的初心与精髓。
(三)
“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智慧。“解铃还须系铃人”,扎根基层、问需于民,才能精准找到关切所在,摸准解题之钥。
在枫桥,基层干部在长期联系、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形成了“走得进家门、坐得下板凳、拉得起家常、建得了感情”这一套进村入户的标准。
而随着时代发展,各地也与时俱进,开展着走好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实践。比如,开通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串号码牵系民生万事;探索党建引领的网格化治理模式,让街道干部在切得更小更细的治理单元中常态化走访……
走近群众、服务民生,架起一座座沟通党心民心的连心桥,就能更顺畅地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好、合理诉求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
(四)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面对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想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之路。
“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这一法宝,同样契合于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在传统管理的概念中,习惯于管理主体唱“独角戏”,而现代治理的概念里,则强调各类治理主体协同。研究表明,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协同,充足专业的治理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北京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浙江的“武林大妈”“红枫义警”,都在社会治安方面屡立奇功。新时代“枫桥经验”调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群策群力”,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治理共同体,也将推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从古至今,平安稳定都是所有人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
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身边的矛盾能不能处理好,“天大的小事”有没有人管,直接关乎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乡镇、街道、社区或农村都是化解矛盾的小细胞、小单元,急难愁盼总能找到对应的“责任部门”,这也成为中国独特组织优势的体现。
而反观西方,社会相当“个体化”,政权体系很难达到最基层。基层治理这关键一环长久缺失,小矛盾容易越积越大、越拖越“炸”,直至造成尖锐的社会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群防群治的组织优势,也是一份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基层治理方案。
(六)
矗立于枫溪江畔的枫桥经验陈列馆中,有一面写满了“群众心目中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墙,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民满意是一条走不完的路,‘枫桥经验’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为民服务”没有完成时,走过一甲子的“枫桥经验”,因植根人民而永葆生机,因与时俱进而历久弥新,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创造出新的最美风景。
监制:刘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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