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东北义勇军进入新疆，新疆会怎样？
八十多年前，有一批人，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取道苏联，历尽艰辛到达新疆，他们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１９３３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经当时的苏联历经千辛万苦和巨大的磨难辗转来到新疆，4万名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时剩下3万人。
这些人中，只有2300多人费尽周折返回东北抗日战场，后因种种原因，又有2000多人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
他们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
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
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在支援抗日作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2月27日，一直同新疆政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
为促成金树仁同意之目的，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鲁效祖的工作，促使鲁也同时向金树仁建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道伊犁进入我境。
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仁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
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势力对抗省府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
义勇军参加新疆工程建设人员▲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补，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府方面的一个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在伊犁地区部署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一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933年4月28日，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今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该地区疯狂抢掠杀戮。
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煦联名致电金树仁，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仁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
义勇军参加新疆医药事业人员▲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后（因为他们的武器已被苏方没收），便连夜开赴剿匪战场，并最终以牺牲60多名官兵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
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归来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呜。
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按照东北安葬时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
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
1934年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
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
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尧乐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
近代以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10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
当然，东北义勇军回归新疆，回归祖国对盛世才上台无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盛世才是东北吉林人。
东北义勇军和盛世才之间有一层天然的老乡亲情。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10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了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
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玉昶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
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企图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军第四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宫自宽､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效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尧乐博斯部展开激战。
半个月后，尧部几乎全军覆灭，尧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获。
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得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
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
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
1949年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效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
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同志去北京开会，就委托易到北京代他看望王效典全家。
易到北京后将王效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菜叶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
为了给王效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手中。
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被安排到外贸部工作。
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效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在每天热情宴请王效典全家的同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武汉游览了3天。
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效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对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的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惟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后面有云南西藏印度的驼峰航线），是最困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亡国灭种，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伊犁的果子沟的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
新疆南疆通道，迪化以东的干沟同样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
“义军西征尚未还，满州儿女遍天山;筑成公路三千里，军援源源入玉关。”这是一位义勇军军官74年前所写的七绝，它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个重要的历史真实。
1933年的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时就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
1934年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岳铭创办了新疆第一个女子学校——“喀什区立女子学校”，关岳铭为第一任校长。
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校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区立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新疆的教育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兼警备司令和边卡大队长的赵剑锋，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教育革命”。
两年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巴依（财主）捐资兴建了乌孜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族学校､回汉学校和两所综合性中学。1942年，赵剑锋离开塔城时，塔城地区共办学校79所，在校学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人。
现在塔城地区学校的分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的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宣扬的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
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的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和政治格局。
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新疆的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
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邢占清､杨耀钧､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有芬､周徵绵､陈宗岱､张锡候､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
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仁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
他们被杀害的惟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一种危机惶恐。
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达1万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
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天山峤峤，乌水萧萧，忠魂冤魂，岳节韩操。盖闻七尺捐躯，至死不忘汤誓，三字冤狱，虽忘犹恨奸庸，秉公忠以勒石，爰命笔而志愤。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沦沉，白山黑水之间，志士仁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胥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誓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无如地僻兵微，兼之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新，均希趋赴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值新疆省“四·一二”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攫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异金牌十二，阻难不使晋关，俨同壮士八百，屠伯郅凶，罗钳织网，捕杀刑戮，极恶穷凶，致报国健儿，多做断头之鬼，使杀敌志士冤成无主之魂，才猷未展，素志曷酬，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愈痛公等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积愤无声，不禁数言作识。
岁月虽然过去了很久，但碑文中表达的切切思念之情依然，人们不会忘记献身祖国西部边疆的义勇军官兵，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转战白山黑水和天山南北的一代忠良。
在今天的新疆各个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悔无怨的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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