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做错了事情，法律会惩罚我，而不是在地铁里用外放折磨我

在你清晨睡眼惺忪，在地铁上倚着扶手，放空脑袋，半梦半醒之间，

当你忙碌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躯挤在地铁座位上，抱着包只想静静的时候，

突然，一阵震耳的声音响起，回荡在整个车厢，毫不客气地钻进你的耳朵，把它塞得满满当当，你无处可躲，脑壳嗡嗡。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

“Ma~ri~a~Maria~Maria~”

“哎哟我去~啊哈哈哈~哈哈哈~！！”

……

一张有声音的图片↑ 

这些短视频背景音乐你一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吧？还有被到处用作背景声的如同热水壶烧开水般魔性笑声等等，这些听一两次还有新鲜感，听多了引起烦躁的概率直线上升。更别提是在公共场合被动接受，简直让人想崩溃捶墙。

更可气的是，当你想开口制止时，会发现无从下口：公共场合嘛，有谁规定不能看手机、不能发出声音？

你只好哑巴吃黄连，撇撇嘴、皱皱眉，把脑袋往反方向侧一侧，好像这样就会少接受几个分贝一样。

好消息来了，最近坐地铁，你会发现上海地铁车厢内多了它↓

你没看错：上海地铁里禁！止！外！放！啦！

根据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12月1日起，上海地铁内将禁止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外放。一旦发现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的行为，工作人员会及时进行劝阻。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举双手双脚赞成：

这下终于能够有一个清静的通勤时间了！

可是先别高兴得太早，有网友立即指出，这项规定在别的城市早已提出过，可是执行效果却不佳。

有部分网友质疑，这只是“乘客守则”，又不是法律规定，力度太小，不会有真正的作用的。

这就想错了。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80年代的时候提出过一个“道德发展阶段”的理论。他认为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

在前习俗水平的阶段，人们认为凡是能够避免受到惩罚的行为都是好的，遭到批评指责的行为都是坏的。他们道德判断和行为是根据是否受到惩罚而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罚款之类的惩罚才能约束这类人。

在习俗水平的阶段，人们意识到法律与秩序的存在，开始服从权威，服从社会规范，尊重法律。这类人的行为基本符合“遵纪守法”，而“乘客守则”也是一种需要服从的“纪律”。

到了后习俗水平的阶段，个体的道德评价已经超越了法律与权威的标准，会以普遍的道德准则和良心为基本依据。当一件事虽然不触犯法律，但是会引起大部分人的不适，他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即使没有明文规定，这类人也会安安静静地乘坐地铁，绝不会外放电子产品打扰他人。

在没有守则的时候，只有第三类人会保持电子产品静音。而“乘客守则”一出，“地铁外放”被白纸黑字地提出禁止，第二类人也会意识到被规范，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

至于第一类人，虽然外放仍然不会带来明确的惩罚，但是我们对于外放行为的指责抨击有了明确的依据，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关闭声响或者带上耳机，否则他们会受到全车厢的“注目礼”。这种压力未尝不是一种惩罚，督促他们改进。

你看，这个新的地铁规定显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安静的通勤环境建设中，怎么能说是没有作用的呢？

再退一步说，斩钉截铁地认为“上海地铁乘客守则”不会落实，未免有些小看阿拉上海宁啦。

2014年，“地铁禁食令”被写入上海地铁乘客守则，上海乘客们纷纷自觉遵守、互相监督，食物一时间几乎销声匿迹，风气让想在地铁上偷偷啃一口早饭的人脸红，颇有学生时代在上课时候偷吃零食的心虚。

2017年，新交规斑马线礼让行人的规定一出（当然部分也是为了避免扣分罚款的严重后果），如今在上海过个马路，车子在五十米开外就开始减速，还不太习惯的行人总是也下意识停下来，和停在路口的司机四目相对、面面相觑半晌。

2019年，垃圾分类正式在上海实行。上海人从一开始搞不清干麻花和湿纸巾究竟哪个是湿垃圾哪个是干垃圾，通过苦苦补课，纷纷成为了“拎得清”的上海人——指手里拎着垃圾能分得清的上海人。

你怎么看这个规定呢？这次，你有信心做好吗？

感谢Lyra创作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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