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专访|第107期主讲嘉宾江晓原：从兴趣里“玩”出了学术

编saying：

本周六（2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将做客第107期文汇讲堂，主讲《破除学术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对话嘉宾为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孙周兴。影响因子究竟是如何被操弄的？中国学术界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影响因子的作用并且建立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届时，江晓原将带来这项持续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讲堂今刊发江晓原人物专访。

讲座正在火热报名中，记得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报名参加哦～

文/文汇报记者 袁琭璐

1999年3月9日，呼唤许久的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江晓原担任首任系主任。这一新闻是新华社为江晓原发布的第三篇全球通稿。说起江晓原，头衔琳琅满目：科学史学者、性学家、大学教授、影评家、专栏作家。查看他的事迹：他运用中国古代资料解决了困扰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百余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他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开创了学界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他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而后又指导培养了国内“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方向的第一个博士……

这样一位学者被前辈评价为“功力深厚、思想偏激”，想来该有几分桀骜不驯、特立独行？1月17日下午，在人来人往的星巴克，记者向江晓原探求他“主业耀眼，副业有成”的通才秘诀，“其实我挺怕别人这么说我的，不过有些机遇，有些兴趣，于是我把它们‘玩’成了学术。”已过耳顺之年的江晓原手握一杯浓郁摩卡，抖动着被毛尖誉为颇有张三丰之像的蚕眉，悠然地述说起那些被回忆重新点燃的小故事。

天生爱书成癖:住在五万册书的图书馆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用作家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的这段文字来描绘江晓原颇有意味。从小爱书成癖的他至今已收藏了五万本书籍，没有目的、没有规划、全凭兴趣的读书却泽被了江晓原大半生。

从小好读，曾是一个“地下读书”的中转站

1955年，江晓原出生在上海一个机关干部家庭。17岁那年，初中毕业的江晓原就进入了飞纶线厂做电工。“六年不受约束的电工生涯让我读了不少书，在那时，我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能弄到书的人。”谈及此事，江晓原露出几分得意的微笑，浓密的蛾蚕眉下，一双丹凤眼笑弯成了初一的月亮。在文化惨遭浩劫的文革时期里，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作品等“供内部参考批判”的“黄皮书”“灰皮书”都在“禁读”之列，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只叹无书可读之苦，而能“雪夜关门读禁书”又是何等刺激的事！

1978年，身着电工工作服的江晓原

“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父亲从保管图书的老师那弄来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负责机关图书室购书工作的母亲常常‘监守自盗’拿回来许多古典文学的入门书给我读，比如《汉魏六朝赋选》、北大编的四册《文学史参考资料》等。”江晓原还能通过其他渠道读到内部发行的图书，比如《赫鲁晓夫回忆录》《核潜艇闻警出动》之类，后来便利用自己“能弄到书”的资源开始了地下换书交易，做起“中转站”的江晓原获得了更多阅读来源。

由于技术好、工作效率高，江晓原在做电工的6年里读了大量的书

由于工厂电工三班倒，每每轮值事不多的夜班，江晓原总是彻夜读书，而因为夜读不打瞌睡，还被大家视为先进，这让江晓原出乎意外。在不上夜班的日子，为了《安吉堡的磨工》他可以半夜两点起来开始读，到天亮就按约定传给下一个人。而《当代英雄》让他和读书的小伙伴兴奋不已。他也不忘记在下班后赶到工人文化宫去听晶体管电路和自动控制方面的课（那时都是免费的）。利用阅读学习到的书本知识，活学活用的江晓原偶尔做些研发，还自学设计了工厂三层楼电梯的自动控制线路，后期被工厂投入使用了十多年。无论科学还是人文领域所需要的想象和创新此时都在他身上渐渐显露。

只要家里有坏的电器，曾当过6年电工的江晓原都会尝试自己修理

大量阅读源于自己的兴趣与喜好，江晓原不会想到这爱书兴趣已为他今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将来让他厚积厚发。

运气是辅料，“福将”背后的日积月累汇成江海

1977年，已有5年多工龄的江晓原得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在江晓原的认知里，文科可以自学，理科需要人教。已有物理学科基础的江晓原填报了三个物理专业：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华东师范大学电工物理专业和青岛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物理专业。1978年初，江晓原拿到了第一志愿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上海仅招收的两人之一。命运总是无法预测，那些不经意的积累往往就成为了有用的财富。作为77级天文系唯一一个没上过高中，仅靠3个月的突击复习就高分考上的大学生，江晓原感叹“那些夜读的书一定起了作用，不然仅凭初中水平肯定不行”。长期好学好读的习惯让他始终保持着快速学习的能力和状态。

南京大学天文系

同样的经历在江晓原考研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他听同学说，中国科学院有个科学史的奇怪专业，要考中国通史、古代汉语和天文学导论，导师席泽宗院士已经招了3年研究生，却一直没有人考得上。“这三门课简直为我量身定做啊！”江晓原暗自窃喜，并以招生以来古代汉语考试得分最高者拜入席泽宗门下，此后他才得知导师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的元老，他在1955年发表的《古新星新表》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当时甚至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6年间，江晓原一路从研究生读完了博士。

江晓原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中），他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已被8种世界名人录列传。图为席泽宗1995年在北京天文台怀柔工作站

采访中，他自我调侃一直是个福将，“就像在南大校象棋队时那样，我在队里总是排名最末，但在对外比赛中，我4年保持不败纪录。”虽然江晓原自认“比别人多些运气罢了”，但他一路的积累俨然成了所有运气的底气。

1982年春，江晓原（第二排右二）在中国科学院的硕士毕业照片

四十年不遗余力收藏，如今坐拥书城

四十余年里，江晓原收集了约五万本书，“家里除了卧室其他地方都有书”。江晓原经常出国访问，但他从不逛风景名胜，只一头扎进图书馆、博物馆还有旧书店，能抚摸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旧书对好古好书的江晓原来说是何等心潮澎湃。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艺术史、各地的博物馆指南都是他钟爱的收藏品。“好书”的江晓原更是个“爱书家”，对书的品相有特别的要求，若不巧买了品相不好的书，他一定会自己重新修整，连图书馆借来的书有破损都要修好再还回去。

江晓原在“书天堂”读书写书

江晓原家的书房“二化斋”上过三联书店畅销书《回家真好》，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宠地，也曾被央视拍摄过十多次，连他自己也为书房写过一本书，名曰《老猫的书房》。图书馆式的导轨密集书架、按专题分类摆放的琳琅书目、特建数据库管理的万余影碟……江晓原幸福地称自己为滑轨上的书虫。“我不会搬家了，搬书太费劲了。”5万本书籍放满了江晓原家中的各处书架，也为他铺起一条扎实而独特的学术之路。几十年来，江晓原与他的书互相滋养。

5万本书籍放满了江晓原家中的各处书架，图为书房一角

江晓原家中的影音室

新世纪前的成绩：新华社为他发了三次全球通稿

1985年，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江晓原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助理研究员。毕业时是留在北京还是回上海，江晓原着实“纠结”了一番，征求了导师席泽宗的意见，深感天文台待自己不薄的江晓原再次回到了出生地，开始了在上海天文台的15年研究生涯，直到1999年“下山”到上海交大。期间新华社为他发了三次全球通稿，江晓原为自己的青年学术史书写了颇为传奇的章节。

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江晓原为研究员，成为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研究员。图为江晓原的高级职务聘书

双重思维催生武王伐纣、孔子诞辰等重大研究成果

江晓原在主业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亮眼，他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带领博士生团队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并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后来又利用相同的方法论“顺便”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这两项轰动国内外的成果报道便是三篇全球通稿中的前两篇。

武王伐纣当日凌晨天象

得益于文理兼修的根基，长期结合史学与逻辑的双重思维训练使得江晓原的思考模式不同于常人，因此往往能“绕过那些弯、跨过那些坎”。比如很多人推算孔子诞辰日，首先要知道孔子所在的时代，所在的鲁国用什么历法，即东周的历法。但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明确记载，却有孔子诞生前50日发生过日食的信息。根据这一线索，江晓原完全绕过东周历法这个障碍，利用现代天体力学的方法推算出日食时间而后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能取得这些成果也有‘可遇不可求’的成分在。”江晓原第三次和记者强调了他的运气。但不可否认的是，江晓原的双重思维模式促发了他青年时期的学术“神话”，也是他以后学术造诣的催化剂。

找人才，建学科，主业有成

曾感慨“在天文台的日子是幸福生活”的江晓原三次婉拒了高校的“邀约”，第四次，在上海交通大学打算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构想下，江晓原动心了，他将之视为一个挑战。1999年，从上海天文台正式调入上海交大担任首任系主任的江晓原面临着引进人才和建设学科的重大任务。从只带来一个大弟子到收编6人的研究所，再到设立科学技术硕士点和科学技术史博士点，江晓原将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使得科学史系成为人文学院成长最快的系。

2012年3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隆重举行。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苏明（左）与院长江晓原（右）共同揭牌

2012年，该系被升格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也自动从系主任升级成为了院长。他自嘲自己是个“花瓶”院长，只把大关。问及现在的学科情况，团队大家长江晓原晒出了傲人的成绩单，“在上一轮教育部评估中，上海交大只有一个文科入选全国前三名学科，就是我们科学史系”。在第三篇全球通稿发布至今的18年里，是“花瓶院长”背后付出的精力与心血。

荆棘丛生的学术之路，需要攻坚克难的执着

学术之路总是荆棘丛生，江晓原也不乏“艰苦”生涯。1980年代，向学之心甚切的江晓原向先师询问天文学史领域中，有哪本著作能够为一门学问打下扎实基础？在先师的指引下，江晓原借来了三巨册诺格堡的《古代西方数理天文学史》攻读起来。那时，他还在紧张地准备博士论文。

由于诺氏书中的第二卷专讲巴比伦天文学，经常引用到一种缩写为ACT的文献，即《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而江晓原自然不会放过查阅第一手文献的机会。“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文献，主要是300张天文表，但真要将这些神秘表格读懂，那可是一桩苦差，主要是太枯燥了。当时究竟是什么念头驱使我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紧急情况下还去攻读它们的，现在几乎已经记不起了，纯粹的好奇心吧。”江晓原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

《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

攻坚克难后的江晓原从《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中发现了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的新线索。随后的两年中，他在《天文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讨论巴比伦天文学方法与古代中国历法之间关系的系列论文。可以算是这场好奇心带来的意外成果。或许江晓原身上的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与不甘比好奇心更能支撑他走过一年多的“艰苦岁月”。

新世纪后的“以战养战”：兴趣串起了他的学术链

在科学史学者之外，性学家、科幻影评家、专栏作家江晓原也总是频频闯入大众的视野。无论是为了和学长显摆而结缘性学，还是闲来消遣看看科幻电影，亦或是从《Nature》开始关注起影响因子，江晓原最终都会用笔杆子落成文本，于是便有了出版社找上门为其出书。“我只是抱着玩的心态，不料玩着玩着就玩成了学术”。串起江晓原学术链的是和读书一样的兴趣，而后在思考中发芽。坊间对他“不务正业”的说辞在记者听来更有几分羡慕嫉妒恨的意味，江晓原却别有一番理解，“我确实是不误正业”。

走入科幻领域源于“非典”时期的偶然兴趣

2003年“非典”时期，正常工作停顿后的江晓原因偶然兴趣看起了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黑客帝国》……他一看就是十几年，并把这种休闲方式转化成学术研究，先后在各大知名媒体发表了大量科幻电影的影评，并在学界首创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看而思，思而研，研而成，江晓原在科幻领域再拥一席之地，而他本人也好似一部“科幻小说”。

2015年9月，《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出版，这是江晓原用十余年时间看了千余部电影写下的心得汇编，2016年7月获第八届吴大猷科普佳作奖。著名科幻作家韩松认为此书不仅是看片指南，也是拍片指南：“科幻电影当然是要大大发展的，但得先做好功课，我建议先看一本书，就是《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专栏作家毛尖评论此书“科幻电影指南有成千上万本，但是，你看这本就够了，因为这是江晓原写的。我们看科幻，是儿童看星空，他有自己的天体理论和科幻理论，是大神看众生。”

2015年9月，《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获第八届吴大猷科普佳作奖  

江晓原的获奖感言也道出了出版此书的目的，“科幻圈中的人渴望改变国内科幻‘小众低端，抱团取暖’的窘境。而我建议的路径，是强调科幻作品的思想性，这部《指南》就是我在这一路径上身体力行的结果——我只致力于发掘科幻电影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价值。”

而支撑《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风光热闹的，是背后的学术研究。2016年，江晓原和穆蕴秋合著的《新科学史：科幻研究》问世。此书以学术文本的严肃形式，集中反应了他们这些年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这两本书一软一硬，一亲和一高冷，堪称相得益彰。

质疑科学，从“科学主义”到“反科学主义”

江晓原坦言以前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现在是反科学主义者。他同科幻作家韩松、王晋康一样，注重反思科学，不一味崇尚科学而是对科学持质疑态度，“改变自己的立场和目光，不要永远跪倒在科学面前”。在他看来，科学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若本末倒置不顾一切发展科学，就违背了初心。江晓原将科学比喻为厨房里的一把切菜刀，没有切菜刀，无法做菜；但切菜刀也是可以杀人的，应该管理好。江晓原喜欢标新立异，北师大教授田松就曾为他写下这样的评论，“该同志上大学的时候,每天左手推天文公式,右手临孙过庭之《书谱》,口里却在吟诵《左传》、《国语》,这就使该同志的母乳中混入了奇妙的组分,无论发生多么怪异的化学反应,喂出多大的幺蛾子,都不让我奇怪了。”

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左，讲堂第54期嘉宾）与江晓原（右）在“2014上海书展文化讲坛”上，就“科学文化与中外教育”展开对话

江晓原敢想敢说，所以被冠上了“思想偏激”之名，他却异常从容洒脱，笑言自己的确把这种评论“拿来当补药吃”。

对影响因子的深入研究

近几年，江晓原又和学生涉足于对期刊杂志评价指标的“影响因子”的研究。最初他们只是关注《Nature》杂志上的科幻小说，在看到杂志上加菲尔德鼓吹影响因子的文章后，他们决定“深挖”究竟。江晓原的学生穆蕴秋博士就曾用“以战养战”来描述他这种擅于在研究中发现新课题的个性。

此时，江晓原文理并行的严谨思维又开始发挥功效了。科学家们只一味根据已有文本做研究，而受过史学训练的科学史研究者会去追溯原典，他们查阅了加菲尔德对影响因子定义的原始公式，发现了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和学者的通俗论述中都没有正确表述影响因子的公式。2016年，江晓原和穆蕴秋开始在《读书》上发表关于影响因子的系列文章，其中提到了这个错误；后来他们又将针对此错误问题的专题论文以学术文本形式刊登在了《出版发行研究》上。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资深人士大呼他们的文章“有惊人的专业细节”，竟不相信是中国人做出的。

影响因子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当下，影响因子在中国被推崇到神话般的地步，它已经扭曲了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阻碍了中国的科研创新。从2013年至今，江晓原和穆蕴秋持续每年在交大学报上发表一篇“Nature实证研究”系列论文，他们计划发9篇。江晓原坚定地表示，“要想打破影响因子的神话，必须要有文化自信。不要指望西方给我们颁发‘毕业证’，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满师！”对影响因子的研究，江晓原未完待续。

多年逻辑训练与史学训练背景下，江晓原在科学史之外的研究同样入木三分。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不同领域的涉猎，对江晓原来说，都是一种殊途同归，而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却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种更好的组成部分。

笔耕不辍，育人不绝，“只要他想学，我就愿意教”

江晓原的传奇还在于他的出书高产和育人不绝。

不主动出书，学术高产只因“不想负债太多”

作为“专栏作家江晓原”，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到了2003年春夏之交，在电影大举进入文化人日常生活的潮流中，爱上科幻电影的江晓原开始在《中国图书商报》写起了电影专栏，不久转到《中华读书报》，就是持续多年的科幻影评专栏“幻影2004”；他在《文汇读书周报》的“南腔北调”的专栏中，以对谈的形式与学者碰撞思想；他十年常驻《新发现》的“科学外史”专栏，从创刊开始撰写至今，一年12篇，包罗万象，只要是新事物，江晓原都会触及，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科普作家。

江晓原在“南腔北调”专栏中以对谈的形式与学者碰撞思想，2015年，该专栏由《文汇读书周报》迁至《中华读书报》

翻看江晓原的著作目录，他在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近百种，有人称“看江晓原的书的速度比不上他出书的速度”，对于这样的高产，江晓原笑笑，“其实还是挺有压力的，我从不主动出书，但既然出版社来找我写书，答应了总不能‘负债’太多，他们其实也是在帮我克服惰性”。

名师出高徒，但高徒可遇不可求

对于做学术的人而言，总有一段段有趣的故事在学术的传承和教学育人中。在江晓原为高徒穆蕴秋的新作《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作的序中，他写道：“老僧在山门外捡到一个孩子，见这孩子‘根骨奇佳’，是练武的好苗，于是少年在寺中长大，老僧将自己的武学倾心相授，少年天资聪颖，刻苦用功，遂成一代高手。”这段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中的典型桥段却是江晓原和穆蕴秋师徒情缘的真实写照。

2016年，江晓原为高徒穆蕴秋的新作《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作序

“只要他想学，我就愿意教”。在江晓原眼里，有天赋的学生如同他做学问一样，可遇不可求，需要随缘，但更要擅于发现有资质有潜力的学生。江晓原告诉记者，他招生时的面试过程很特别，“先读一段古汉语，然后再读一段英文，告诉我说了什么事，他们的思维反应很重要”，这两题下来常常让考生大汗一把。从上海天文台的第一个大弟子，至今二十余年里，江晓原门下已出了30个博士，10多个成为了教授或副教授，江晓原做学术，也在传承学术。

“

“在午后斜阳的书房中，一只慵懒的老猫在那些藏书和影碟中徜徉着，蹲坐着，思考那些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事情。”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只愉快老猫的江晓原时常这样想象。儿时曾有朦胧的职业理想——读书写专栏；他没有特意设计人生，随遇而安；他凡事从兴趣开始，而后在学术信念中蔓延。在外人看来的创造“神话”，不过是他将积累用好在每一次机会上。

一本书，一杯咖啡，几分思索，些许创想，谁知道又引发了江晓原哪些兴趣？谁又知道这只喜欢徜徉书海的“老猫”下一步打算“玩”出些什么呢。

（李念 指导）

”

相关链接：

点击可查看文汇讲堂2016年部分嘉宾人物专访：

图片来源|网络

微信编辑|袁琭璐

▼点击阅读原文直接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