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核心要义
1985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坦桑尼亚时任总统朱利叶.K.尼雷尔时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的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不仅成功地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已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令人惊羡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经验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农业、工业、外贸、减贫、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执政能力建设等各个领域。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摆脱贫困与实现经济发展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议题，由此它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引起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但国际上对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走得太快，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在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鼓吹之下，西方世界曾掀起了一阵“中国崩溃论”的大辩论和大预测。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褊狭和“冷战思维”的固化，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成见和负面认知。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21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的新震荡。特别是近十年来，当全球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始自2010年底阿拉伯变局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没有被源自资本主义中心的金融危机冲倒，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拉伯变局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反而显示出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年来也开始聚焦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2014年9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问世，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该书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600多万册。“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惊叹于‘中国道路'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开始从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由此可见，中国经验的吸引力已超越经济发展层面，进入了政治治理领域。
▲ 福建泉州，参加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的中外嘉宾们在参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的展台。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政党建设和反腐败领域取得的成就，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也自然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发展层面，开始上升到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发展层面。政党培训、政党对话和交流机制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山西太原书城，读者翻阅反腐小说《人民的名义》。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一是实行渐进式改革，摆正改革(Reform)、发展(Development)与稳定(Stability)三者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必然对原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稳定形成强大的冲击，而改革又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目标。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之路就是秉承了“稳定优先”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减少社会动荡，夯实稳定的基础再谋求发展，并通过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来促稳定，以此实现稳定、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基于激进改革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激烈震荡从而增大改革的风险乃至失败的考虑，中国政府实施了“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的“软着陆”方针(Soft landing of the trial and error method)，即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进行扩大和推广的改革路径。“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领域改革，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减缓改革带来的震动对弱势群体的冲击，规避和分散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正是改革的渐进和有序推进，使得每一轮改革不仅得以在前一轮改革所取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如此巨大和深刻的一个社会和经济转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维度内、在一个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下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
在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历届领导人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以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统领发展大局。“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通过抓住“发展”的总钥匙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由于30多年里各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和攻坚任务各有不同，中国“发展观”也历经了多次创新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经济落后现状，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因此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述。在此发展观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迅猛发展，但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粗放式发展、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发展中带来的“副产品”。为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不能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和险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适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创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因此，正是始终坚持发展理念和与时俱进地调整更新“发展观”，才使得中国当之无愧成为“发展型国家”的典型代表。
▲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专题宣介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经验核心要义之二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以及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正确的政策。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凝聚全体国民的团结和意志，集中全国力量推进有序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改革，就必然需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领域内拥有一个“强政府”，即强大的政治权威和有效的治理能力。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早已证明，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只能在西方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少西方学者也因此在用所谓“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发展体的快速经济发展时，指出“发展型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
从政治体制上来看，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西方社会长期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客观的分析家也同样认可“一党长期执政”可以最有效地保持政策连续性。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如今已经进入了第13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按照历次“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建设，以及目前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有条不紊地持续展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通过领导干部任期制、集体领导以及择优录用和竞争上岗的人才选拔制度，不断打造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通过打造“好的治理”而不是盲目追求“选举民主化”来夯实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虽然有目共睹并得到世界公认，但国际上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其实是与政治和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并相伴而生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取得是与多年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努力密不可分的。30多年来，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干部用人体制、选举体制(包括党内选举和基层选举)、立法和司法体制、决策体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才得以确保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兼容与和谐共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中国人民正享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以发展为导向的“北京共识”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同场竞技，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捧的原因所在。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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