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个月里,温州人都经历了什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华每日电讯 Author 李坤晟、王俊禄等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浙江温州——这里是湖北省外,国内确诊病例人数持续位居首位的地市。我们以普通人物为视角,见证并记录下温州人民果敢坚毅、共克时艰的故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绝不是温州人独有的经历。全国人民抗疫的战斗历程,注定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必定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戴建义医生为杨轩新进行复查。受访者供图
口述:杨轩新|46岁|私企业主|温州永嘉
整理:李坤晟|本报记者
编辑:黄海波
直到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我才知道自己是浙江首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说起确诊这个事,得从我摔断一根肋骨说起。
5年前,我和爱人来到武汉,做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生意。往年都是临近除夕,我们才回温州。今年读大学的儿子放假早,我和爱人决定提前回家过年。
1月3日,我们从武汉开车出发,直奔老家温州永嘉。路上好像有点受凉,总感到后背有冷风吹来,当时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第二天凌晨,到了永嘉县城后,在卫生院打了两天点滴。结果不见好转,体温一度烧到39℃。
后来,我洗澡时摔了一跤。感觉胸口这块特别疼。当时并不知道,是肺炎闷到出不了气才晕倒的。
我怀疑是肋骨骨折,就到温州市人民医院拍CT。骨折是真的,但同时查出肺里有阴影。
我有点纳闷:过去肺没什么毛病,哪来的阴影呢?难道是……医生听说我从武汉回来,赶紧给我做核酸测试,结果呈阳性。
由于具有传染性,我爱人也被一起收治入院了。
1月17日,我俩都被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开始我不理解:治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转院?每天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围着,看着都吓人。
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自己竟是浙江省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这也是我们被转到六院的原因。
从17日转院到24日出院,治疗刚好一个星期。我和爱人每人一间病房,她在我隔壁。让我欣慰的是,爱人和我一起从武汉自驾回来,一起吃、一起睡,但她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更安心的是,目前还没听说我传染了别人。
身体最难受的时候,我以为挺不过去了。现在我自己总结,能顺利康复可能得益于心态好。在医院,我俩自始至终照样吃、照样睡,没有成天去惦记。
当然,也可能是我发病早,不知道疫情这么严重,心里没那么重的负担。
详细的治疗过程,我真说不上来。只记得一边打吊针,一边吃中药西药,应该算是中西医结合。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要吸氧。如果不吸氧,呼吸非常困难,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
我每天关注疫情新闻,尤其是武汉的消息。当地的朋友听了我的治疗过程,有点羡慕——武汉医疗资源比较紧张,吸氧打吊针都要排队。
在武汉,我住汉阳归元寺附近,和华南海鲜市场隔着一条江。我没去过那里,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染了。
我出院那天正好是除夕。医院让我回家继续隔离。
我让两个孩子到县城我哥家暂住,我和爱人则回农村老家隔离。
刚出院时,胸口仍有些压抑。居家这段日子,我每天躺在床上测五六次体温。镇上卫生部门和六院的医生,每天打电话询问我的恢复情况。
说来好笑,有几天眼睛充血,我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手机看多了”。
我挺注意身体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在家没事干,我就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走到一楼。
亲戚朋友免费送来饭菜,需要什么由村里负责购买。他们都知道我要补身体,经常捎些鸡鸭鱼鹅放在门口。
居家隔离满14天。2月8日,我去六院复诊,结果一切正常。
按说该解除隔离了,但农村人还是害怕,我懒得出去讨骂,干脆就安心待在家里。说实在的,眼下到处封闭管理,真想动弹,哪也去不了。
在农村,有些事避免不了。我就知道有人说,“得了病是心肠不好”“没治好找歪门路跑回来”……讲什么怪话的都有。
这些人说话也不过脑子,现在防控有多严,有病住院还能跑回来,那不是害人害己吗?
复诊那天,说好救护车早上8点来接,我6点就起床了,等到9点还没来。打电话一问,车被拦在5个卡口之外,协调不了。
我只好去村里开通行证,自己开车过去。好说歹说过了4个卡口,剩下最后一个关卡,说什么也不让走了。
实在没办法,我只得下车蹚过一条小溪,又走了十几分钟,才上了救护车。
他们也不想想,如果没治好,政府能把我放出来?
武汉那面的生意,现在停业压力还能承受。当地员工暂时上不了班,办公场所是我们一个股东的物业。我自己租住的房子,听说现在有政策,房租可以减免两个月。我准备跟房东联系,看看他什么意思。
如果疫情时间持续长,可能会考虑去其他地方发展。电梯生意哪都能做,靠的是质量和诚信。只是在武汉这几年,各方面关系处得比较顺畅了,到别的地方还要从头再来。(应受访者要求,杨轩新为化名)
17个医护围着他“团团转”
口述:戴建义|感染科主任|温州瓯海
整理:顾小立|本报记者
编辑:李坤晟
和新冠病毒的“搏斗”,一开始我有点“猝不及防”。1月15日,我到市卫健委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虽然早在去年12月,我已看到武汉有不明肺炎消息,但总觉得,千里之遥的温州,即使有疫情,也不会那么快。
1月17日,凌晨5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领导通知,温州可能出现病例,马上来医院。
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匆匆洗了把脸出门。到了医院我才知道,病人还没经过权威检测,但科室里的其他病人已全部腾空转移。领导让我们做好收治各项准备。
我和同事们立马忙活起来。我先给科室里的护士做培训——这个病有什么特点,诊疗时要注意什么,跟她们一一交代清楚。科室里的年轻人,有不少30岁不到。我问他们,你们怕不怕?
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上就上!”
除了特别感动外,作为传染病专职医生,我们责无旁贷,一定要上。但旋即,又被一种莫名的忐忑不安包围——
这毕竟是一种未知的病毒。
我们这些第一批冲锋的“战士”,究竟会面临什么呢?
等到晚上六点多,病人杨先生和他的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了过来。
我第一眼看到病人的时候,有两个印象:第一,病人看上去气色不错。自己走到了诊疗室,让我松了一口气;第二是他的神情特别严肃。
来不及多想,我上前询问病史,带他做各种检查。作为我们院的第一例病例,17个人的团队围着他“团团转”。各种设备应上的都上了,观察护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全方面进行。
这个病人长期居住武汉市汉阳区。今年1月3日他从武汉自驾回到温州,1月4日出现了发热症状。不过他的病情恢复总体比较“争气”。一开始胸部CT照出来有些严重,后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核酸检测两次呈阴性,影像学、体温检查均正常,病人顺利出院。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杨先生并不“严肃”。他出院之后第一次来医院复查,还跟医生开起了玩笑。
患者的生活原本是春光明媚的,新冠病毒的侵扰,让他们的世界暂时阴转小雨,甚至电闪雷鸣。
许多病人从进院、治疗、恢复、出院,每一个阶段的状态变更、情绪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跟以前的病人相比,现在的病人都很“聪明”:他们有手机,没事的时候会自己百度“对症查症”,“判断”病情,时不时问我关于核酸转阴的专业问题。但在一个基本与外界隔绝封闭的病房里,他们最信任的还是我们医护人员。
治疗过程中,许多病人见不到亲人。此刻,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我接诊过一位大姐,病症很重,腹痛腹泻,CT也不好。我们不断摸索完善她的诊疗方案,我天天给她打电话询问情况,后来终于好转。病人前几天过来复查,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戴医生啊,我在病房天天听到您的声音,却总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今天终于看到您了,这是我十多天以来,最高兴的事。”
说完这句话,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今年对我和我的女儿而言,都是特殊的一年。我要面对汹涌的疫情,女儿要参加高考。
我暂时还没空关心她的学习。在她的“战壕”里,她正在为她的未来而努力;在我的“战壕”里,我正在为一群人的未来,争取胜利的曙光。
说实话,现在我最希望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疫情早点结束。
对我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了,还会面对其他各种各样肺炎的病人。作为一名职业医生,我这一辈子会不断和类似场景打交道。很多事情对我而言,只是日常。
温州基层工作者在卡口守夜执勤。黄瀚摄
真去隔离,吃的用的谁管?
口述:吴杰|38岁|警察|温州鹿城
整理:王俊禄|本报记者
编辑:刘荒
“我没有病,不需要隔离!”“这大过年的,你让我去哪儿?”“集中隔离麻烦不说,万一被感染了谁负责?我不去!”
温州银泰百货的员工戴某,情绪激动地冲我反驳起来。
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集中隔离,我劝一句她顶三句。
已经深夜1点钟了。考虑到病毒传染风险,我们没有进屋,就站在门口劝说她,尽快跟我们去接受隔离观察。
我是温州鹿城区五马派出所的中队长。正月初一下午接到任务:查找一名戴姓女士。她是银泰百货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集中隔离观察。
通过排查找到了戴某的联系方式,先让社区干部对其劝离。戴某在电话中告诉社区干部,身体一切正常,不需要隔离,还谎称自己现在没在市区。
疫情无小事。经过调查发现,此刻戴某人在家中,就租住在本辖区一个小区内。等到了晚上,我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劝她主动接受隔离观察,如果坚持不走,就强制带离。
开门后,戴某满脸不高兴。她对我们半夜找到家里来,有些意外。
虽然戴着口罩,我并没有别的专业防护措施。心里有点打鼓,对方情绪激动,大喊大叫,会不会有飞沫跑到我眼睛里?有专家说,飞沫接触黏膜,很容易被感染。想到这里,我本能地退后了两步。
为避免言语冲突,让对方尽快平静下来。我决定改变强硬策略,跟她来点“心理战”。
“潜伏期是感觉不到的,万一感染家里人怎么办?”这时戴某的家人也醒了。我指着她的家人说,“你总得替老公和儿子想想吧。”
她丈夫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帮腔说:“你去吧,不就是几天时间。在小区里进进出出,万一传染给邻居不是害人?”
“真要去的话,你让我准备行李物品,那吃的用的,谁管?”戴某看家里人态度有变化,虽然嘴上仍不依不饶,行动上已经开始配合我们了。
劝说用了半个小时,收拾东西又花了20多分钟。好不容易出了门,她又有些后悔了,竟一屁股坐在社区广场的地上,撒泼喊叫,真是让人头大。
“你别喊了,要是把别人吵醒了,还不说长道短,以后你还在不在这里住了?”可能是我这句话比较在理,又是替她着想,戴某这才站起身说:“我不坐你们的车,自己走着去。”
我们怕她再中途变卦,只好陪着她步行。可没走几步,她又想骑电瓶车……就这样反反复复,终于把她送到了隔离观察点安顿。
如此近距离接触1个多小时,说不担心被传染是假的。但没有特别害怕。当时,温州确诊病例数还没有上来。
之后对拒不执行隔离措施的,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如果明知感染还不去隔离,甚至有可能被拘留。
随后几天,温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多起来,防疫形势越来越严峻。正月初五,我的喉咙突然痛起来,还有点发烧。当时真慌了。我立即和家人紧急隔开,向单位汇报就医。
当时心想,假如真被戴某感染了,那也是躲不开的事儿。就怕传染家里人,两个孩子都小,可千万别“中招”!
我家离疫情集中的银泰百货,直线距离不到100米。这家商场有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租住在我们小区。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病毒已离我如此之近。
好在是虚惊一场,我在医院经过检查化验,白细胞偏高,但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又打了三天针,病就痊愈了。
我自己还不放心,在家又自行隔离了几天。单位领导还特意了解戴某的情况,最终确认她也未被感染。
说起干我们警察这行,一年到头,越是过节越忙。这次为什么会生病?可能是节前连续值夜班,疫情蔓延后又连续加班,身体免疫力下降了吧。
父亲竟没等新房盖起来
口述:赖玉丹|36岁|瑜伽教练|温州乐清
整理:李坤晟|本报记者
编辑:完颜文豪
3月3日晚上,接到母亲电话。她哭着说:“你爸爸不行了。”
“妈,你在说什么呀?”脑子像一下子炸开的我,根本不敢相信妈妈的话。
从电话那头的哭诉中,我判断父亲出事了。但下意识地安慰自己,一定是母亲急得语无伦次,才说什么“不行了”。
“妈,你千万别急!先打120。我马上回来。”
“120来过了。你爸不行了。”
……
母亲的情绪平复不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往老家驶去。从乐清市区到琯头村大约20公里,急得我差点追尾。
父亲怎么可能出事?两天前,我刚回去了一趟。当时,乐清刚刚结束交通管制。父亲是村里的网格员。村旁边有个小微工业园区。他的工作从之前守住卡口,变为现在给返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登记办证。
那天中午,他回家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出门执勤了。现在回想没有什么异样。
去年,我专门带他做了体检。核磁共振、CT、B超、验血……除了慢性胃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平时,我住市区,父母和哥哥在琯头村老家。没想到那顿前后不到半小时的午饭,竟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为什么他走得这么急,不给自己的女儿多一点点陪伴他的时间?
据监控视频显示,3日晚上7点35分,父亲骑电动自行车去村口的新居民登记点执勤。7点45分左右,在距离登记点200米的地方,他先将电动自行车停靠,然后一头栽倒在路边。
5分钟后,一名来自贵州的务工者发现了他,随即报警,跑到卡口喊人帮忙。
8点10分,救护车赶到现场时,父亲已经离开了。等母亲给我电话,已近8点半。
我的父亲叫赖小东,1955年出生,是一个平凡的农民。上一辈六姊妹,只有他一个男丁。
在农村,男丁稀少的家庭往往意味着缺乏劳动力。父亲从小就要去山上捡柴火,帮家里做农活。后来,家里实在困难,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外出干活补贴家用了。
从种地到开三轮车、开船、开小货车,父亲一辈子换过很多工作。因为没文化,干的全是起早贪黑的体力活。
当年,母亲家里兄弟多,她排行又小,条件好不少。父亲总跟母亲感叹,我想读书没得读。你明明有书读,自己还不愿意读!
前几年,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网格员。因为文化不高,年龄大,他常常要请教同事,或是让我哥哥帮忙。
同事们对他很好,总是耐心帮他。但老麻烦人家,难免过意不去。所以,父亲干起工作来,特别积极认真。
父亲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同事。同事说,雨大,就别过来了。可他还是披上雨衣出了门。
遇到问题,父亲总先检讨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和哥哥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不要占人便宜,遇事息事宁人。
有时候,邻居到家里坐坐,捎来一些好吃的。他总要拿点东西让人家带回去。
我曾想,虽然家里日子清苦些,但父母身体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可现在就像刚转个身,父亲就永远离开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他甚至没等到家里的新房子盖起来。
哥哥的婚事是父亲心里的结。在农村,娶媳妇先要建房子。可我们家上次建房子,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父亲总觉得,哥哥至今未婚,是他没尽到为人父的责任。他生前心心念念的,就是为家里建一套新房。
听妈妈讲,我两岁的时候,家里的房子被台风刮倒。他们找亲戚东拼西凑,借钱建了房子。
30多年前借钱建的房,预算捉襟见肘,材料能省则省,房子的质量自然称不上好。
小时候,我家被村邻们称作“台湾岛”,意思是孤零零地立在田地边,四周没有邻居。
因为房前屋后没有遮挡,每年刮台风的时候,父亲要用木条将窗户封死。现在我还能清晰回忆起,台风撞击在窗户玻璃上嗡嗡作响。
几年前,我家就成了危房。二楼阳台的栏杆石料早掉了。每逢大雨,屋里就会漏雨渗水。
这些年,为建房子,父母过得很节省。2018年,我带父母去了一趟横店影视城。这是我唯一一次带他们旅游。平时怎么劝,他们总说要省钱。
去年,父亲终于推倒了老房子。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按照计划,新房应该已经开建了。
这几天,我总在想,哪怕他只是亲眼看见砌好一层,那也好呀!
最后的时光,他和妈妈还住在临时过渡的简易棚屋里。
因为疫情,乐清交通管制。春节之后,我同父亲只见了两面。除了最后那顿午饭,正月初八,是他65岁生日。
特殊时期去不了餐馆,也买不到生日蛋糕。那天,我们一家人坐在棚屋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炒面。席间,父亲还提到等疫情结束盖房子的事。
现在,我只希望父亲在那边能过得快活些。不要再担心家里的事。其实,他把我们这个家照顾得很好了。
已被封闭的华南海鲜市场。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回温州,警惕救了全家人
口述:王力丰|51岁|商户|温州瑞安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编辑:刘荒
现在回头想想,我当时的许多举动,救了全家人的命。
我是温州瑞安人,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眼镜生意。说起来,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警觉得比较早,刚有风声时,就戴上了口罩。
2004年,华南眼镜城开张,我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与华南海鲜市场一样,华南眼镜城也隶属于华南集团。
海鲜市场在一楼,分为东西两区,中间隔着新华路。眼镜市场在二楼,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商户一百多家,也分为东西两区。
在眼镜城100多家商户中,大概有20多户温州人。
我们温州人喜欢海鲜,偶尔会去楼下海鲜市场,买点螃蟹、基围虾之类的,但不会去买那些野味。
我最早开始戴口罩,是在去年12月31日。这天,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看到,“武汉出现类似SARS感染病例”。
经历过2003年“非典”,我当时就紧张起来,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第二天有关部门就出来辟谣——“不是SARS,专家说暂时没有人传人”。我们老百姓哪里懂得这么多,以为就是一般肺炎。
紧接着,元旦那天,楼下海鲜市场就整顿休市了。当时,眼镜城正常营业,大家偶尔还下楼去,围观如何整治卫生,打探疫情的情况。
当时很多人还关心,这得整治多长时间,楼下商户年前能不能重新开业。
直到接到通知,二楼眼镜城也要提前休市,这才感到大事不妙。按正常情况,眼镜城休市在1月20日左右。
市场管理人员通知我们,准备提前一周休市。1月6日前后,又通知我们1月11日休市。
6日左右,听市场里的人说,有几家商户感染,已经在住院。这时,一些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恐惧感也慢慢加剧。
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有三家医院。一些医生朋友说,每天都有不少人感染。我判断疫情不会那么轻描淡写,开始高度警惕起来——反正那几天也没有顾客,1月10日我就提前关门了。
当时,儿子读书的中学15日才放假,课外培训班要等到20日结束。除了送儿子上学,我和老婆很少出门。
由于所处的区域位置敏感,脑袋就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当时,我已能明显感觉到,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几个社区,出来的人相对少了,走在路上也神色紧张。
但大多数武汉人没什么感觉。送孩子上学时,我也发现,地铁、公交、街上、超市里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人戴口罩。
孩子回家还说,“为什么要戴口罩,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戴,很奇怪。”
“你别管别人了,自己戴好口罩!”我说。
本来1月22日,我们回老家要办乔迁宴。15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提前取消了。
回温州是临时决定的。19日晚上9点多,我们睡前打开手机,查了下回温州的机票,看到20日航班还有票。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明天给老师打个电话给孩子请假。”我和老婆商量。就这样,我们晚上10点多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飞回温州。
20日,一个亲戚送我们去机场。我们全程戴着口罩。当时,听说机场管制比较严格了。
不过,去到机场我们发现,只有几个人戴口罩。登机后,一名空姐看到我们,悄悄地说:“你们一家防护措施做得真好,我也想戴口罩,现在上面不允许。”
从空姐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她挺担心的。但因为是公共场合的服务人员,她佩戴口罩要遵照统一安排。
飞机抵达温州后,我们坐上提前约好的车,直接回老家瑞安马屿镇儒阳村。
当时,从武汉回来的人员还没被要求隔离呢。不过,我还是比较谨慎,取消了所有应酬,也不让亲戚来上门走动。毕竟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生意,相对会敏感一点。
我们村有30多人从武汉回来,现在都没有被感染。眼镜城里有几个温州人,过年没赶回来。有的封城后想走走不了,有的轻度感染也没法回来了。
今年生意肯定会比较难做。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希望疫情早点控制住,市场能慢慢回到正轨。(应受访者要求,王力丰为化名)
去武汉,不能只做旁观者
口述:陈庆丰|45岁|眼科医生|温州瑞安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林光耀|实习生
编辑:黄海波
逆行武汉运送护目镜,免费帮助医护人员修理眼镜——从来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加入抗疫战斗中来。
我和哥哥在武汉经营一家眼科视光门诊,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500米。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节奏。我们提早给员工放了假。腊月廿七,我带着家人回到瑞安老家。
除夕夜,突然接到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师姐的电话:“没有护目镜怎么办呀?医院已经有多位医生被感染,或者是正在隔离。”
门诊平时很大一部分业务,就是验光配镜,加上温州和台州又是国内主要眼镜生产基地。当晚,我们就发动亲友,四下联系有库存的厂家。
大年初一,我和我哥总共收购了将近3.3万副日用防护眼镜,满满78箱。虽然不是专业医用护目镜,但也能阻挡正面袭来的大部分飞沫。
当天下午,我俩就跟着台州市邮政局专车,向武汉方向疾驶而去了。
等第二天一早赶到武汉,各大医院早已派车等候我们。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在我们眼科门诊部门口,领取护目镜的车排起了长队。
三万多副护目镜,一个小时全部发完。
可还有很多人没领到。有一位女医生,看起来非常疲惫,黑眼圈很重,走路都不太稳。她一进来,就把医生的工作证给我看,说来领护目镜。
我说全发完了。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开始掉眼泪。
我们哥俩懵了,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劝,赶紧把自己头上的护目镜摘下来,递给了她。这是我们手里最后两副。
就这样,我们留在了武汉,继续筹集护目镜和其他医用物资。
一开始,我们想采购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医用护目镜,但货源极其短缺。
我灵机一动,想到暂时用泳镜替代。泳镜防水,密封性良好,有的还能防雾。而且生产泳镜的企业多,库存量也比较大。
很快,我联系到游泳镜行业协会的几位企业家,拉了一个50多人的企业主微信群。后来,又找到厦门市眼镜协会,请他们帮忙联系到医用护目镜企业。这些企业前后总共捐了14万副泳镜、护目镜给我们。
我的眼科门诊就这样成了中转站,接收全国各地发来的泳镜和护目镜。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的医院,开车到我这里取,就像在参加一场接力赛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眼镜坏了无处修理。于是,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免费帮医护人员维修眼镜。
没想到,和眼镜相关的问题还真不少。也许因为经常需要消毒,一直受到消毒剂腐蚀,有的人眼镜鼻托损坏脱落;也许因为护目镜太重,戴的时间久了,有的人眼镜腿被压断;还有的人镜片碎了……
最让医生头疼的,是护目镜的起雾,有时连写医嘱都困难。很多医生私下里问我,这种问题能解决不?我尝试了好多法子,肥皂水、沐浴露、泳镜防雾剂、碘伏……效果都不理想。
无奈之下,我换了个方式:将钢钉从上方刺入软壳护目镜内,然后把海绵固定在钉子尖上,最后用橡皮筋把左右两根钢钉的尾部拴住,这样就在护目镜里装了一个手动“小雨刷”——用手在外侧推一推钉子尾,钉子尖上的海绵就能把护目镜上的雾气擦除。没想到前线医生反馈,效果还挺好。
由于整天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又闷又热,很多医护人员会出一身汗。汗湿了的鼻梁和两鬓,托不住眼镜。很多人的眼镜戴上后,下滑得厉害。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用手一推,眼镜就复位了。现在他们可不敢,在病房里护目镜一摘,就有感染的风险。
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找到了硅胶的眼镜防滑套。将它套在眼镜腿上,可以稳稳地把眼镜别在耳朵后。没想到这么个小玩意儿,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2月21日,我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安徽医疗队邹宏运医生眼镜不慎遗失,因忘了度数,要重新验光、配镜。
我有些为难,邹医生在医院里,面对的是需要有创呼吸的危重病人。我与他正面接触有一定风险。
不过,我最终接下了任务。为了保证安全,我头一次全副武装,穿上了防护服。验光的过程极其艰难,人不能靠得太近,行动又很受限制,我们触碰过的东西都要消毒,十分不便。
原来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戴医用手套的工作如此折磨人,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前线医生工作不易。
数以万计来武汉支援抗疫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有父母、孩子,谁不想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呢?相比他们,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
我只是觉得,如果很多年后,孩子问我在那场灾难中做了什么,我该如何回答?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
2月8日,苏玛(左)和丈夫在高速路口值守。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在米兰,我经历过两次疫情
口述:胡允键|32岁|互联网创业者|温州鹿城
整理:王俊禄|本报记者 林光耀│实习生
编辑:完颜文豪
3月6日下午,我和朋友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旁,支起了一个临时摊位——免费给来往的路人发口罩。为了吸引过往行人,还专门贴上了精心设计的海报。
本以为买不到口罩的意大利人,会踊跃前来领口罩,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摊位附近,有一位卖艺者在弹唱,吸引了不少人旁观。我们摊位前却门可罗雀,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一眼。
这批口罩约有5000个,是我们手头仅存的一批了——本是买来捐回国的,因为物流停运,就滞留在了意大利。
截至3月1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9220例,居海外国家首位。其中,约一半在伦巴第大区,而我就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
之前还有2万个口罩,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送给了米兰的华人华侨。现在剩下的这些,我们想通过免费送出的方式,向意大利人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
摊位前有些冷清,我们只得拿着口罩,告诉过往的路人:“这里有免费口罩送给您。”
然而,有些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戴口罩。我给一个意大利人发口罩,告诉他:“病毒传染性很强,戴上口罩能保护你的安全。”
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
有些人把我们当成靠免费发口罩为名,索要钱财的骗子。大教堂广场上有不少这样的骗术,我们因此被多次误解。
热脸贴了冷屁股,我们有点儿丧气。好在也遇到了一些支持和理解的人。
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哥,在我们的摊位前停留了半个多小时,不停地拍照片和短视频。他说要上传到意大利的社交媒体上。
他还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我要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也让他们知道旅意华人在帮助意大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另外一些人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暖心。比如巡逻的警察得知,我们在发口罩做公益时,很开心地接过口罩,并连声道谢。
当地《晚邮报》记者还过来采访我们。说实话,当初筹集口罩时,根本没想到疫情会蔓延到意大利。现在,这批口罩竟在当地派上了大用场。
3月8日,整个伦巴第大区全面封城。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
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我对意大利还算了解,封城并不能使我安心。
封城头几天的米兰,餐厅和咖啡馆只能每天早6点到晚6点营业,保证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少于1米。
实际上,人们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我听说,已经有餐厅被罚款了。
我在麦当劳看到,店里的服务员依然没戴口罩。可能是买不到,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总觉得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服务员戴上,反而会使顾客感到不安。
其实,每天跟那么多人接触,服务员们是最应该戴的。还有很多意大利人,没有太强的安全距离概念,见面时依旧行吻面礼。
封城第一天,天气很好。米兰凯旋门旁的九头马公园里,仍旧有很多人在散步、锻炼,甚至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几乎没人戴口罩。
意大利的新冠疫情致死率高,我们这些华人华侨很担心。最近,身边已陆续有人回国了。
但是,近期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我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我们华人华侨经历了两次疫情。第一次是国内的疫情,那时候一边采购物资捐赠给国内,一边遭受着老外的冷嘲热讽,还有商人想发中国的国难财。
意大利华人华侨很多,向国内捐献防护物资很积极。我意大利语说得好,平时接触面也广,所以消息比较灵通。
米兰的10来个商会都曾委托我,寻找防护物资捐回国内。还有很多留学生和我联系,他们从意大利的药店买到了口罩,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捐回国。
1月30日那天,我们和一家意大利公司联系好了,一次性购买将近200万个欧洲标准FFP3规格口罩捐回国内,谈好了价格,每个0.38欧元,但对方要求全额打款后才能发货。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凑齐了70多万欧元现款后,对方突然说要提价。
一天之内,口罩的报价从0.38欧元提到0.6欧元,之后又变成了0.9欧元,最终成交价1.3欧元,价格翻了好几番,我感到又生气又无助。
在当地华人华侨的赞助下,经我手帮忙联系收购、货运的防护物资,先后搭乘3架货机包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国内。
而现在,我们又经历着第二次疫情。这些天,意大利确诊病例井喷,整个国家已是一罩难求。意大利的医疗系统效率本身就低,现在已不堪重负,医护人员和床位都严重不足。
身边有朋友疑似感染了,症状比较严重。他连续打了3天的急诊电话,直到第3天晚上,才被救护车拉到医院,第4天被确诊。
他能住进医院是幸运的。现在意大利医院对病人,都是选择性地收治,很多人出现了症状,得不到及时检查和救治。南部的那不勒斯,有病人直到在家中去世,也没等来救护人员。
中国和意大利的直航取消了,有些侨胞们购买了莫斯科、法兰克福或迪拜等地的中转航班回国。他们这样迫不及待回去,是考虑到待在意大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我觉得也不能指责他们。
我们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一颗中国心: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捐钱捐物,齐心抗疫。现在,我们在海外感到很绝望,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想回国自然是很多人朴素的心愿。
真希望国内同胞不要歧视海外回国的侨胞们,也希望国家能让他们顺利回国,并提供隔离和医治的场所,避免病毒在本地传播。
不管哪国人,首先我是医生
口述:苏玛(毛里求斯)|31岁|医生|温州瓯海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编辑:黄海波
看到医院工作微信群招募志愿者,我和丈夫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名!原因很简单,不管我是哪个国家的人,首先我是一名医生。
这场疫情,对于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一开始确实有些恐慌,很多人第一时间回国了。但我和丈夫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我们知道,一旦走了,心里一定会不安。
我是毛里求斯人,中文名叫苏玛,已经在温州生活了12年。
2008年,我到温州医科大学读书,取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温州和平国际医院做外科医生。
我和丈夫在北京认识。他是巴基斯坦人,中文名叫豪孟德,如今也在这家医院做骨科医生。
医院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主要是中国医生,他们被派去了温州一家重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
我和爱人作为第二批志愿者,2月1日开始进驻温州南高速口,提供医疗援助服务。
执勤时,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像疫情一线的中国医生一样。每天执勤四五个小时,甚至更久。
我的工作是筛查体温异常的人。如果有人体温超过37.3℃,将被送到临时设置的隔离点。
如果发现持续高温,或者有明显的流感症状,我们会呼叫救护车,把他直接送去医院,确保不和外界有过多接触。
父母很担心我和丈夫,每天打电话来劝我们回去:“快回来吧,中国疫情这么严重,不安全。”
他们之所以这么害怕,主要是从国外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夸张和不完全真实的信息,甚至还有不少假新闻。
意识到这点后,我们开始考虑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海外。
起初,我每天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信息,还有如何预防的小知识。同时,我也在脸谱账号上发布,很多外国朋友点赞和转发。他们留言问我真实的疫情,我都会逐条回复。
一开始有外国网友不相信,觉得我们在中国,肯定替中国政府说话,甚至污蔑我们收了中国政府的钱。我很生气,开始和他们辩论。
我丈夫问他们,你们知道武汉在哪里吗?不知道就去谷歌地图查一下,这可不是一个小镇或者小村庄,而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
你能想象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封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阻止疫情蔓延,更想让国外的人,正确看待这场疫情。
我和丈夫在自己的“脸谱”上,每天更新疫情信息,比如死亡率、感染人数,以及各地采取的举措。
从最初家人劝我们离开,到后来很多国外网友鼓励我们坚持,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真实信息抵达海外后的效果。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国遇到困难,我们要和她站在一起。现在,海外疫情蔓延,我和爱人带着中国经验,回到各自国家继续投入抗疫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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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周泉 校对:王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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