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凭什么称为“自行车天堂”
又到了最适合骑行的季节。
提到自行车就一定离不开荷兰,今天,荷兰以自行车天堂的名声享有盛誉。全球来看,荷兰人拥有的人均自行车数量仍然是最多的。他们拥有超过20,000英里的专用自行车道,有一本正经的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停车场,国际决策者也会选择前往荷兰学习如何创建良好的自行车基础设施。
荷兰的“自行车友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很轻易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解释的案例,因为他们的城市很小,他们的地形很平,他们的气候也还不错,这一切的一切让自行车很自然地就成为了被青睐的交通工具,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没那么“自然”,荷兰也曾拥抱汽车,也曾将运河抽干将河床填满来建多车道的高速公路(乌德勒支,2021年时又废除公里将运河挖了回来)。
所以历史学家Ruth Oldenziel会说,“荷兰自行车运动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完美风暴”。
“没有一件事情是银弹。如果你有一个紧凑的城市,你就有了自行车?不是。或者如果你有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你就有了自行车?不是。你有自行车道,你就有了自行车?也不是。所有这些都必须结合起来”。
在荷兰,你有历史保护主义者反对破坏旧城市,有无政府主义者赋予自行车象征意义和政治重要性,然后是“停止谋杀儿童”的抗议使交通安全成为整个国家的道德问题,然后是自行车联盟的一群人变成工程极客,实实在在改变了全国的基础设施。
列侬&洋子&白色自行车?
荷兰自行车改革,我们想从一张照片开始,这张照片我们都不陌生,1969年,列侬和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度过了他们的蜜月。这是他们著名的和平卧床运动。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你们选择在阿姆斯特丹呆七天?“
列侬回答说,“因为它是与Provos和白色自行车有关的青年中心之一。细节,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感受到了震动。”
列侬提到的是一群叫做“Provo”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宣称反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官僚主义、军国主义、专业主义、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他们曾经发表过用菠萝制造炸弹的指南。
在荷兰的自行车运动中,“Provo”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30年代,自行车成为许多荷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城市甚至开始建立自行车道。
自行车的流行在二战期间短暂地下降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上升。由于这几十年的街道相对安全,对孩子们来说,街道就是他们的领地,他们习惯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规划者,他们认为自行车是过去的遗物。二战结束了。欧洲正在重建。人们正在争先恐后地购买汽车。荷兰的城市与其狭窄的鹅卵石街道需要完全重新设计,为未来的车辆腾出空间。
当然,为了容纳汽车,就必须破坏很多社区。而荷兰有很多历史城市,阿姆斯特丹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了许多计划。在一个案例中,荷兰汽车游说团体聘请了一位名叫David Jokinen的美国交通工程师,来革新海牙和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Jokinen想拆除城市的许多工人阶级社区。他还想用混凝土填充城市标志性的运河之一,以建造通往市中心的六车道高速公路。Jokinen假定,就像在美国一样,大多数人会想住在郊区,然后开车上班。
许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计划。他们不想看到古老的城市被推倒,变成混凝土塔楼和超级高速公路。
于是Jokinen成为了地方运动的完美敌人。
对于他的反对者来说,Jokinen就像一位漫画式的城市规划超级恶棍,他帮助团结了一群不同的团体,一起来反对他的现代主义计划。这些非常不同的团体最终将帮助发起荷兰的自行车革命。
首先,有当地的精英阶层,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有深厚的根基。这群老钱阿姆斯特丹人喜欢城市的历史特色,并且自从这个国家开始工业化以来,几十年来一直在倡导保护历史社区和建筑。他们真的为他们的城市感到自豪。他们组织起来,支持保护城市的历史。
除了保护主义者,还出现了一些更激进的组织,就是上文提到的“Provo”。
Provos不喜欢新一波现代主义规划师。他们不想让城市变成以汽车为中心的机器,他们甚至将交通视为荷兰人每天向多人祭祀的异教神祇。起初,Provos主要是在街头抗议。但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他们进入了政治领域,甚至赢得了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一些席位。
在那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清除市中心的汽车,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共享自行车计划之一—— 白色自行车。
白色自行车只是普通的荷兰式的、摇摇晃晃、直立式的自行车——单个齿轮——没有什么特别的。
通过将自行车涂成白色,人们可以将自己的自行车提供给社区。这些自行车不会上锁,它们将自由穿梭在城市中。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其中。
对于Provos来说,自行车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交通工具,还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如果汽车代表速度和资本主义,那么自行车则代表相反的东西——缓慢和谦逊。
Provos说:“自行车什么都不是。”(De fiets is niets.)他们玩的是自行车非常脆弱的想法。
自行车的象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组织社会方式,这特别被艺术家们接受,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列侬和洋子了。
Provos最终激发了其他激进团体,比如Kabouters,他们发起了一个叫做“汽车消除服务”的活动,会骑自行车穿过城市,阻止交通,为自行车重新占领街道。
尽管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汽车战争中是一个强大的联盟,但在大局上,汽车仍然是赢家。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全国汽车数量增加了四倍,骑自行车的比例大幅下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到了70年代初,每年在荷兰有超过3,000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数百人是儿童。
这在汽车变得更受欢迎的全球范围内都是事实。在许多地方,人们学会了容忍与交通相关的伤亡和死亡的新基线。但这在荷兰没有发生。荷兰人决定,失去这么多孩子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代价。
催化事件发生在1971年10月,当时一名六岁的女孩Simone Langenhoff在阿姆斯特丹以南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埃因霍芬市附近骑自行车上学,被一辆超速绕弯的汽车撞到后,不幸身亡。
她的父亲Vic Langenhoff是一名记者。“起初,你是如此痛苦,以至于你无法真正考虑你会对此做些什么。一年后才有了改变。”
一年后,Vic的另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幸运的是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是当Vic接触到一群在埃因霍芬市为更安全的上学路线而奋斗的父母们时,他决定写一篇关于自己经历的文章。后来刊登在他工作的报纸的头版上。
他写道,社会更关心向孩子推销产品,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他说,孩子们必须在不安全的道路上行驶,因为没有商业利益推动改善道路。他写道:“没有压力团体是吗?那我们就成立一个。”
一个醒目的标题出现在文章的顶部:“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谋杀儿童。
那篇文章的出现就像是一颗炸弹。Vic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父母的回复,他们的孩子也发生过事故或者差一点发生事故。
不久之后,Vic前往阿姆斯特丹,面见了一些父母后,他们决定使用类似Provos的策略组织抗议活动。这一次,不是闹哄哄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群父母和孩子。
抗议那天,他们走上街头,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像是在跳舞或者玩耍。大多数都是女性,还有几个孩子。警察没有出面阻止,“社会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活动照片最终登上了阿姆斯特丹主要报纸的头版。很快,运动开始扩大,他们从Vic的文章标题中取了名字——“Stop de Kindermoord”。
全国其他地方也涌现出了其他家长团体,都是独立运作的,但他们保持联系并分享关于如何引起注意的想法。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启发了当时著名的荷兰音乐人Dimitri van Toren为运动创作歌曲,在荷兰广播电台上得到了大量的传播。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组织了一次自行车骑行,前往市郊的总理府。沿途他们放音乐,好奇的人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加入他们。
到达时,总理在前院迎接,为孩子们提供了饼干。最终讨论了几个小时的交通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荷兰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拥抱汽车不仅会造成伤亡,而且还会产生修建道路的巨大费用。
文章来源:良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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